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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奉政坊

2020年末尾，回顾这漫长而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互联网圈未免在历史的波澜之中显得更像是一小块容易让人忽视的领地。

我们终于失去了狠狠批判的动力，对那些本应错愕的一切，我们一方面既承认了戾气助长的公众情绪，另一方面却也在暗自承受“时间”这个稀缺交易品的无常损失。

人们总是将这场全球疫情类比为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但却少有人提到另一个任何一场战争过后都必然面对的关键问题——什么将被摧毁，什么又应该被重建？

虽然谈不上秩序井然，但整年中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公关事件已降在他们尤其满意的低位——将走进白宫的新主人、达成协议脱欧的英国，或哪怕是一轮又一轮开启测试的疫苗，都在推动另一种视觉焦点移动。

我很厌恶用大词汇，但信息化传递加速，社会消费备受煎熬已成为过去一年的史实，技术发展、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不断加剧，你我都不得不开始考虑“后疫情时代”可能发生的程序正义，我们必须、立刻做出反应和选择。

这是走进2021年时，我希望拥有帮助我更好理解未来的三股动力——昂贵代替免费、去AI化的信息流回归、新入口再度集中化。

昂贵代替免费

免费并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从早期互联网产品创造免费模式开始，创业者们就似乎将“流量变现”当成一种历史的基调，延续和传承的总思路，从来没有离开补贴获取用户，再让用户“为我所用”的历史大循环。

“补贴”当然比免费更狠。遥想当年我从电脑城买瑞星杀毒软件时只能按价直销，后来PC互联网带来“三级火箭”的天才商业创造，免费产品相互捆绑安装，360杀毒赶走了我桌面的“小狮子”，我从未想到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产品矩阵”化。

而用户流量的聚集，通常离不开再收费的过程。产品经理们都熟读“成本转移”的规训，广告变现大行其道，各类DSP单元精准推送，挤进小屏幕的信息流。

以百度为例，2019年其总收入为1074亿元，同期其生态活跃用户数是2-4亿，意味着如果没有免费模式，百度要维系其营收成本比例、利润规模，需要每年向用户收取数百元的“使用费”。

成本转嫁帮助用户节约了在互联网圈畅行无阻的成本支出，但千万别忘了商业模式的对等效应，决定了价值交换的必然性——心甘情愿为用户掏钱的本质，是以期换取用户的行为路径和操作环境等数据隐私信息，以形成广告精准推送的保证。

因此，在免费模式驾驭的商业形态中谈论隐私保护，未免带有一些喜剧色彩。

过去十年，广告市场体量增长的速度明显滞后于互联网体量扩充的速度，这使得从移动互联网开始，传统的无差别广告模式开始贪婪于大数据加持的行业“精准化”。广告引擎化决定了底层数据驱动的核心逻辑，它要求持续不断地供给用户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跨平台的设备信息、网络信息、LBS信息分化瓦解，用户散落的几乎每一个应用，都成为底层广告引擎向上分叉的树状结构的末梢，它们形成为一套互联网业界新陈代谢的体内循环机制。

所以，只要免费模式继续存在于仍旧处于发展之路的互联网领域，输送数据供血的广告内卷，就会成为一张张虎口，不但无法停止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反而会愈发加剧的挤占每一个私域场景。

从阿里联手分众，小米挤占客厅我们似乎已看到大平台的“场景化”，正不断压缩自我思考的空域。

当连一台客厅里电视的开屏广告你都无法掌握时，又何谈数据的隐私与保护？种种信息话语权的不平等，形成根深蒂固的各种力量，你我他都无从抗拒。

更好的例子还包括今天淘宝的掌门人，作为多年前友盟产品的创始人，数据底层价值究竟有何种商业模式没有谁能说得清，但唯独除了阿里巴巴们。免费使用带来用户行为追踪的免费，这是巨头们才能玩转的变现流量。

好在一场全球疫情，摧毁了这项持续多年的等价交换——消费受限，拉低了传统商业愿意继续付钱交换数据的意愿，数据循环亟待抢救，免费产品预期急转直下，这足以让我们思考一场新的历史大重构——

告别大多数的免费。

在冲击和变化发生之时，就能看到正确坚守的意义。英国《金融时报》的结论是，贸易增速不再会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超过全球产出增速，而是与全球产出增速大致保持一致。放缓的原因包括机会枯竭、全球贸易自由化缺位以及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正在树立宏观层面的藩篱边界，外延的数据循环场景被打断，内部竞争将更加极端和残酷，已被所谓的精准推送打扰得不堪其扰，那么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会延续？

未来五年，能源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代替地产板块为代表的老基建，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譬喻——互联网在半推半就中，走向“收费”这个最正常的商业回路，补贴逐渐活动化，免费逐渐稀有化，商业模式的回归，才是畅通未来互联网躯壳大动脉的最优解。

当然我们尚需行业，国家，甚至区域经济体的联合推动。

比如，英国政府已在今年4月开始对各大数字科技公司征收2%数字税，此举将影响包括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在内的多家互联网巨擘。一些左派议员甚至喊出了“数字殖民”的罪证，免费的谷歌和免费的Facebook，看似为全欧洲提供着便捷、易用的产品服务，但交换的用户数据却一直在供给等式右边的广告机器。

这说明即便不能短期内改变免费的思维逻辑，也应该让用户从隐私权出让中获得收入。国家体系的加入，让数字税成为公民的未来福利承诺，这是一个积极的可喜变化。

总之，我们应尽快在这场疫情带来的社会冲击波退去之前，意识到某些互联网产品停转的本质逻辑，重新思考未来五年的产品模式和消费互联网的出路。

去AI化的信息回归

一个阻碍我继续使用抖音类产品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信息茧房问题，而是在信息茧房背后的内容素材有限，进而导致的信息雷同化。

这意味着信息茧房的牢笼就像是建设规则高度统一的联排宿舍，你只有接受按需分配的权利。

举着AI数据建模的技术权杖，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为每一位新用户完成打标聚类，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幸——但信息分发机制下的全域数据投喂需要，和精致内容创作带来的信息稀缺，却造成用户内容需求和数据引擎素材库之间的鸿沟，这是最大的不幸。

这种鸿沟的存在，使得抖音类产品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注定无法填满这个内容之池。将内容获取权交给机器学习模型，无疑导致创新教育的缺失。

实体书店前些年遭遇的生死危机，让我们似乎忘记另一形式的内容之殇——报刊亭。报刊亭在信息在线化的今天退出历史舞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同样带走的还有预期外内容摄取的渠道，以及这种渠道消失之后信息摄取的整体框架。

旧有杂志社和文摘以及报刊虽小，却承载了预期之外的内容分发使命——正如那场著名的美国开学日演讲谈到的一样，教育的本质，是给人们提供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而发现和探索都指向预期之外的信道，如果只按兴趣制定不同学生的课程，我们可能会在拥有一些人才的同时，错失大多数天才。

命运不应该被编撰，在用户注意力时长被更多的划分给泛娱乐生态时，内容“奶头乐”成为教育的负面性产品体现。

布热津斯基理论重新受到关注，说明我们潜意识都认识到社会的创新跃迁，一定来自于偶然变化，而非确定性增量。

何况在内容分发的既定模式之下，用户数增长、用户所花时长等硬性指标让营销体系成为主流语言，干货内容让道于嘻哈娱乐，生产生活让道于奢华奢靡，寻常道理让道于精妙修饰，如何讨好AI成为内容创作者的唯一考量因素。

AI化信息通常伴随平台巨大的话语权在握，如同头条系的产品飞速增长扩张，数据标签的定义，像一场全人类参与的真人秀，大部分人注定惨淡而归，谁能成为少数人闯关成功却疑云笼罩。

增长黑客们还在从另一侧加速R值提升，传播模型的加入运用，让实则无聊但简单劲爆的内容堂而皇之的走进你我的屏幕。

所以我曾说，相比起人口老龄化，我们更应该担心加速社会的衰老的AI模式单一化。

未来五年，我们为避免创新枯竭带来的惨重教训，AI引擎必须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预期外的内容流量导入上。在兴趣点之外，垂直领域的产品已经足够我们消磨，社会需要的是大量的非垂直、综合类信源。

在打开任意一个资讯App都定制化首页的今天，寻获平面分发逻辑、随机漫步状内容结构，成为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这项关键逻辑的扭转，必须依靠巨头们更加具有历史担当的洞察。

去AI化并非指要革掉AI算法的命，而是强调转变当前AI算法逻辑的迫切性社会需要。

今年春天因疫情居家导致的在线时间延长，让本段前述谈到的鸿沟加大更易被发现，你我应该更期待并鼓励去AI化信息分发的回归。

新入口再度集中化

企业及居民部门金融杠杆在疫情中仍在上升，这似乎只是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其中一例注脚，信贷交易的周期波动，很可能使得金融产品进入下沉市场的努力付诸东流。

信贷的本质是向未来的自己借钱，未来某一刻人们的消费将必定小于收入，从而有能力兑现之前信贷消费的承诺。去杠杆化谈了数年，好在有“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定调，消费不会出现规模化的断层和集中崩塌，但势必会影响传统创新模型的兴衰成败。

2020年，蛋壳公寓所代表的“时间换空间”的金融模式失败，信贷消费下沉本应创造了社会需求提振了消费信心，但在疫情黑天鹅面前，却沉重打击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群，他们正位于陷阱的中心。

国家政策法规的干预，必定比我们对危机爆发时点的估计要来得更早，蛋壳公寓的“断流”让创新容错的空间日渐逼仄。一方面，平台巨头要释放更多的创业机会给初创公司，另一方面，创新的困难性也将让更具承受能力的巨头得到更充裕的市场机会。

很多人错误估计了阿里的“反垄断”风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全球互联网的免费模式都在面临价值交换的再平衡过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平台转身更加困难，改变既往习惯的营收模型，动辄影响生态一盘棋，很难推动内部产品模式变革。

当我们看向外部时，问题就要好理解得多。美国司法部也在今年正式对谷歌和Facebook提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垄断诉讼，就是观察全球巨擘创新分拆的另一个视角。

所以，反垄断不等于反巨头，创新势必是有风险的，巨头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形成特有的庇护场所，这正是当下努力求进中，所需的那个“稳态”。

微众银行接过蛋壳租金贷款的烫手山芋，让人们看到信赖的基础来源于庞大，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入口将重新集中化。娱乐、消费、文化，结合金融创新的种种玩法，让用户必须接受更艰难的选择——要么是山寨的各类仿盘，要么是绝对头部的巨头子生态，腰部产品将走向消亡。

单个赛道能够容纳的选手数量相比以往将大幅降低，入口价值的上升，推动资源高度集中。但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大型科技公司继续在技术、产品上保持高速增长，虹吸效应带来的强者恒强并不符合社会资源按层次分布的历史需要，但企业永续经营的目标，却让其始终拥有创新的原始动力。

在生产资料也囊括数据在内的未来，巨头将有更大的政策性压力；但他们也可将入口权利的集中化当成福祸相依的另一面。

对普通创业者的启示是，国家层面将不再希望看到也不喜欢提到“独角兽”的存在——“独角兽”走上IPO之路这个终极目标之前，力争在某些领域成为上游的颠覆创新变革者，这样的角色有一骑绝尘的意味，但少了社会空间的责任与历史担当。

把互联网当成一门生意，那么市井生活的百态多元，才是商业发展的不二真谛。

接下来一段时间，社会需要的是细水长流的族群，它们可能没有“独角兽”的高冷惊艳，但却是社会民生领域的砥柱中流。

江南春说，独角兽不应只体现数字价值，还要有社会价值，这话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巨头入口归聚，已是妥协的副产品，于谁都没有理由再用独树一帜的“颠覆”，去取代群体俱荣的“平稳”。

尾记

2020年，一场疫情成为揭开这扇门最后一层薄纱的自然之力，房间里的大象却早就伫立在你我的面前。

消费列车不过只是短暂减速，数据交换的成本转移公式就再难以配平；内容创作者暂时停工，娱乐消费需求日趋旺盛，同质化的无差别投喂就暴露出全民教育的危态；金融创新让步于经济发展，社会价值一旦成为那颗向互联网领地投出的问路之石，泛中心或去中心化就极少能经得起摔打和考验，入口的再集中成为有且仅有的一剂过渡药方。

2020年，同时给人失望和希望，我们需以准确而不失良机的策略定位来打破危局。这是我们走进2021年以及未来几年的一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