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导演时，我们谈什么？

票房？奖项？代表作？总投资？到底什么才是大导演最喜欢的标签？其实，这些都不是——如何能够持续地创新和发展，才是他们关心的。

今年9月3日，63岁的吴宇森从昆汀·塔伦蒂诺手里接过了威尼斯电影节颁发给他的金狮奖杯之后，一向谦虚的他仍然低调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虽然我拍了一些还不错的电影，但是我真的不觉得我给电影界做了多大的贡献。这真的是个很大的荣誉。”

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日前发表声明，称吴宇森是“当代电影语言的创新者”。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评价道：“最近10年中，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好莱坞，吴宇森的作品为动作电影的表演和剪辑带来了革命性的观念；同样在视觉上，也极具风格化。”

与国际上的一致认可和称赞不同，坚持回归国内拍片的吴宇森要面对的，是一个比以往更加复杂、挑剔的观众群体，和一个比好莱坞和香港都要疯狂的电影产业。

对《赤壁》的褒贬不一并没有吓退吴宇森。这次他又带着新的武侠大片《剑雨》归来，和年轻导演一起接受市场的检验。而接下来的日子，吴宇森会全身心投入新片《飞虎》的筹备工作，影片投资将达到1亿美元，很有可能推出IMAX版本。

63岁的他，从来没有停下过挑战的步伐。

现实版奋斗

一个家境清苦的孩子，从小怀抱着电影梦，最后成为万人瞩目的大导演。 吴宇森的成名过程，多多少少有点现实版奋斗的意思。作为少数几个能够在好莱坞拥有自主剪辑权、赢得市场尊重的华裔导演之一，吴宇森的成功是把磨灭不掉的生活和心路历程，自如地用电影语言表达出来。

少年时代的吴宇森就酷爱电影，这其中有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黑帮片，也有母亲喜欢的《魂断蓝桥》、《绿野仙踪》。在电影《变脸》中， 尼古拉斯·凯奇怕枪击会吓坏敌人的儿子，于是给他戴上了耳机。耳机中响起的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正是《绿野仙踪》的主题曲。

然而童年刻在他脑海里的远不止这些歌舞片。吴宇森一家人从广州搬到香港，居住在贫民区，流氓、妓女、赌场鱼龙混杂。先是亲身经历了香港历史上最大的石硖尾火灾 ，与几万人一起露宿街头。再后来，又经历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养活全家的困苦。现实与梦境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些记忆碎片，都一一展现在电影里。在《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和《纵横四海》等一系列吴氏影片中，他用浪漫与暴力、温情与血腥，创造了港产枪战片独特的电影语言，让“暴力”与“美学”这两个原本相去甚远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吴宇森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出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主角，也表达了我心中的理想。” ……

流水线下的蛋

1993年吴宇森去好莱坞发展，时值他在香港的辉煌时刻。环球电影公司邀请吴宇森执导尚格·云顿主演的《终极标靶》。全因这个邀请，吴宇森和制片人张家振放下香港的事情，奔赴美国。那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去淘金，不如说是去见见世面，想用好莱坞的标准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在生产理念上借鉴了汽车工业的做法。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进行分解组合。所有人都只是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没有任何人可以声称对影片拥有唯一署名权，只有制片人才是影片的主人。

制片公司用签约制把导演、编剧、演员、摄像、美术等优秀的创作人员固定在制片公司，一方面为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也为制片公司树立起了竞争壁垒。因为处于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从事的恰好是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制片人用预算和剧本严格控制成本、进度和人员安排，这个机制几乎成了“均质器”，保证好莱坞每一部影片的质量。

时值47岁的吴宇森开始接受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洗脑。拍摄《终极标靶》的时候，吴宇森需要每天面对环球公司派来的监督员，并随时准备回答对方的发问──“为什么要拍这个镜头？”。对于工作环境的不适应以及电影最终剪辑权的旁落，导致《终极标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从那以后，吴宇森开始审视自己。“好莱坞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他们能够容纳和尊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庞大的市场和优秀的人才，使得电影不断改变和创新。”学会如何调集这条流水线上的专业人士为自己的创作服务，是吴宇森学到的第一课。

对于吴宇森这样的导演而言，有一个完善的机制、分工细密的专业团队，出好片子太容易了。1996年拍《断箭》，他尝试按照好莱坞电影生产的套路去创作，初获成功。到了《变脸》，他已经能够很好地适应并利用好莱坞的生产流程，真正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 “人道精神”和“家庭观念”，着重刻画人性的善与恶、正与邪。 吴宇森用《变脸》改变了西方人对“英雄”的认识，告诉他们英雄也掉眼泪、说脏话，有血有肉，英雄是人而不是神。

等到再拍摄《碟中谍II》的时候，吴宇森已经游刃有余。他完全掌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了解了商业大片的拍摄技术和艺术手法，懂得了如何配合制片人，用商业思维去规划艺术创作。吴宇森毫不费劲地刷新了好莱坞A级商业片的票房纪录。

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

既然好莱坞这么好，为什么吴宇森依然在国内“学习好莱坞模式”的浪潮声中，毅然决然回到中国？

好莱坞流水线式的生产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但是也遏制了一部分创造力，即使吴宇森通过努力获得了电影的剪辑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严格按照制片人与投资方的规矩行事。感觉始终就像《英雄本色》里四哥说的那样：“这里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留下，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务工人员；回来，可以继续当诗人。

在华语地区，吴宇森凭借他的号召力，能够争取到足够多的投资，足够好的演员，和足够大的市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电影的梦想。最重要的是，吴宇森回国后也照样可以找好莱坞的后期制作团队，花着美元去做一次成型的昂贵特效，打造中国式的好莱坞大片。

跟吴宇森合作多年的张家振在评价他时说：“早年的喜剧片时期让吴宇森有各种尝试；《英雄本色》开启了他的英雄片时期，奠定了风格；在好莱坞拍片让他在国际电影界拥有了影响力；而他的第四个阶段是回归华语地区。”

“2003、2004年的时候，我一方面在美国经常看一些中国导演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很讲究，很有艺术呈现，让我感觉到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华语电影在当年市场并不好，在世界上放映也比较少，所以就有人建议我回来拍戏。”吴宇森说。

2004年，吴宇森回国拍摄《赤壁》。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来拍摄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实在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有人批评《赤壁》不尊重原著，太注重场面而没有体现三国的灵魂，太注重国际口味而忽视了中国传统。

而吴宇森却始终把用世界通行的电影语言说话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我坚信人类的情感是普适的，而不是籍由文化背景来维系的。在西方被推崇的品德、伦理和友谊观，在东方也是如此。表达方式虽有不同，但我们的情感从根本上是相通的。”

在拍摄《赤壁》之前，吴宇森做了大量的调查，其中有内行、外行，有亚洲人，有西方人。“很多人感觉中国的历史片太过沉重，所以需要往观众喜欢的方向上走。中国电影还没有完全建立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目前只有动作片能卖座，所以要兼顾动作和文化内涵。”在解释《赤壁》的创作历程时，吴宇森说。

最后，《赤壁》刻意忽略了小说中的大量细枝末节。庞大的剧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些东西方专业人士在合作中产生了很多碰撞，创作出一部轻松、励志、易接受的《赤壁》。《赤壁》上下两集的票房超过7亿元，在日本和韩国上映后都连夺票房冠军，并创华语片票房纪录。

好莱坞电影尽管看起来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可是它的价值轴心不外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制度，因此才能够形成具有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人性穿透力和大众感召力。正是因为看到和学到了这一点，吴宇森才坚持要用世界语言拍中国电影，用好莱坞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拍中国式大片。

“电影是无国界的，很多导演说只要中国市场就足够了，这是狭隘的。只有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 西方的观众同样也能欣赏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电影工业才能长远发展，有动力，有支持。”吴宇森说。

创新是机制，更是文化

几个月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来中国，看了吴宇森监制的作品《剑雨》部分粗剪片后，表示很喜欢这个电影，决定把它的展映时间改到9月3日，威尼斯当地时间的周五，这也是电影节传统上的最黄金时间。这个行动是在向吴宇森致敬。

开始外界在质疑，说吴宇森和制片方在做宣传的时候，直接在《剑雨》的海报上打出“吴宇森作品”字样，影片真正的导演苏照彬却被省略。为苏照彬打抱不平的舆论出现。

吴宇森没有特意去回应。只是在威尼斯电影节的发布会上，面对全世界的注目说：“我要讲一下，这个是苏照彬的电影，我监制的成分比较多。” 指责他的人一时哑语。

“魏德圣和苏照彬都是我很欣赏的年轻人，他们剧本写得很动人。我鼓励年轻人写自己的剧本，因为在好莱坞也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看你能表达什么。”吴宇森说。

《剑雨》这部电影，吴宇森只是拍摄了大场面，主要的文戏是苏照彬拍，武戏是另外一个导演。导演苏照彬在面对媒体时说，如果没有吴宇森，就不会有现在的《剑雨》。

把好莱坞的资金、先进的制度和技术带到国内，创造条件让更多优秀的导演有戏可拍，拍得有人看，是吴宇森现阶段最想做的事情。“好莱坞会用一种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新导演、新技术。有时候一个年轻导演为了研发新技术需要两三年时间，依然会得到投资。他们不停地有机会接触实践。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机器更是昂贵，但是没有机制和计划去培养年轻人的创新。这一点上，我们最应该向好莱坞学习。”吴宇森说。

学徒制是好莱坞培养电影人才的主要方式，它与好莱坞其他电影制片机制相辅相成。无论是电影编剧、导演、演员，还是摄影师、美术等，都可以通过好莱坞自己的制作方式得到培养。大制片厂时代红极一时的老演员蓓蒂·戴维斯曾深有感触地说道：“那时，每个大电影公司每年都拍五六十部影片，因此每个人有很多的拍片机会。”

这些学徒身处好莱坞浓重的商业氛围中，学习和模仿的是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电影导演、明星或者编剧。从他们接触电影的一刹那，不是单纯出于内心的创作冲动，还有来自外在的商业压力，电影作为商品的观念已印入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有机会快速融入好莱坞大制片公司不停旋转的魔盘之中，这些学徒的专业技能与不停向前的发展趋势迅速结合。这其实是好莱坞不断创新的内在机制。

2007年，吴宇森培养新导演陈奕利拍摄了电影《天堂口》，虽然票房和口碑都还不算太好，也没有影响他的步伐。2009年，他又监制了李巨源导演的电影《窈窕绅士》、 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今年，监制了苏照彬的《剑雨》和梁柏坚的《激荡青春》。

用自己的名誉去给新人背书，肯定要背负来自投资方的压力，并且要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对于这些，吴宇森却很淡然：“新导演起步都比较难，我们的工作就是说服投资人，让他们相信这些新导演是可以拍出好电影的。有了这个机制，才能产生更多有创造力的电影。”对吴宇森来说，创新其实不仅仅是制度，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需要有人出来推动甚至做出一些奉献。这也是他在好莱坞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

《剑雨》讲述了一个武功高强的女杀手曾静金盆洗手后，与小镇上纯朴乐观的送信男子结为夫妻过平凡生活的故事。中间的悬念，恰恰在于高手是否能够如愿脱离江湖。吴宇森从小在贫民区长大，自幼就饱尝暴力的威胁，电影和宗教是他摆脱这种恐惧的两大捷径。

功成名就之后，吴宇森虽然一直还在拍大场面，颂扬爱、正义与和平，却少了些刻意，多了几分随意和亲切。就像之前他读尼采，现在看朱德庸的《绝对小孩》。如今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年轻观众看中国电影，让更多年轻电影人有大制作可以参与。从香港到好莱坞，再从好莱坞到北京，吴宇森向好莱坞学到的是技巧、是机制，是方法论；但是他始终考虑的，是中国电影如何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