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因为在他的传记《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披露了一些在北京申奥以及竞选奥委会执委过程中，奥委会委员何振梁没有采取与组织决定一致行动，给奥运申办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而被媒体当作猛料爆炒。何老先生对此所做的激烈反应之辞——“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又加剧了此事的热度。随手搜索一下，都可以看到网上两方支持者激烈的辩论甚至谩骂，很多何振梁的支持者甚至把此事提升到了泄露国家机密的高度。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激动。这本书的出版，在我看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的文化，其实很缺乏一种精神——那就是从一个超越立场的角度去尊重对手和质疑同伴的精神——对对手往往是一味地攻击，生怕乱了阵营；对同伴往往是一味地团结，唯恐坏了一团和气。但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往往就出在这一团和气之中，而很多真相也慢慢淹没在一片你好我好之间，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

其实除了对何振梁的指责外，袁伟民还在书中揭了很多中国体育多年以来少有触及的伤疤——例如兴奋剂问题、例如女排的假球问题等等。我第一次从官方资料上知道——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获得的137枚金牌中，有12枚最后因为被查出兴奋剂最终被取消；1990年之后超过40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个数量是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查出人数的3倍；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进行的一次飞行检查中，某省中长跑队7名运动员有6名都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使用兴奋剂的嫌疑，从而失去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中间众多领导纷纷说情……

我一直认为，历史就像一头大象，它是如此的庞大和复杂，即使是触摸到它的亲历者也很难把握其全貌和真相，接近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讲出实话、发现分歧、然后不断争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指挥部内部几个主要人物——艾森豪威尔、巴顿、蒙哥马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在他们各自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传记中，这些矛盾和分歧被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供后人评说和研究。例如，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在回忆录中毫不客气地指责当时自己的顶头上司、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延误欧战胜利达数月之久。对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就表明了态度：“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著书立说，更不敢借此博得更多的声誉。我的目的在于让后代了解我对那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印象，并由此阐述一些我所认为我应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原则。”

大部分时候，讲出真话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责任感。2005年5月31日，《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当时已经92岁高龄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菲尔特终于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在水门事件里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深喉”。而此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30多年。在1972年，因此而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咬牙切齿地说道：“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他吗？这个混蛋？……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每个人都会把他看做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的话几乎成了费尔特终生的诅咒——失去了晋升机会、长时间的调查和审讯，内心无时不在的不安全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乃至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压力而自杀。但是结果是什么？“深喉”成了美国人的英雄，他和《华盛顿邮报》的秘密合作不仅让费尔特深爱的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底层员工，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下依然能够说出真相的勇气。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话：“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或许说出真相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