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GO不是只会以讨厌的抗议者姿态出现，尝试去了解他们，你会发现双方会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2.对于那些喜欢对企业进行监督的NGO，不要抱有敌意。即使是面对世界上最苛刻的NGO组织，依然有聪明的企业能够做到借助他们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3.当企业要想在某个细分领域寻找NGO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时，试一试通过基金会的渠道。那些运营成熟的基金会能够找到细分领域中每一个有价值的NGO组织。

4.不要希望NGO像咨询公司那样，为企业提供针对具体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NGO能帮你的，是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5.不要在合作时将所有事情推给NGO，然后不管不问。任何一个成功的CSR项目都需要企业真正参与进去， 没有哪个NGO能比企业自己更了解企业自身的需求。

6.NGO对企业也心存希望。他们希望企业以平等的姿态与自己交流，更希望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能够长期而稳定。尝试从双方共赢的角度去寻找合作机会，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7.双方尽可能地做到资源共享和共同付出。最好先小规模地合作一个外延项目，再逐步走向核心业务的长期合作。

8.有些NGO手中有更多的国际资源，有些NGO擅长设计项目，有些NGO的强项是做咨询。了解不同NGO的特点，企业和他们的合作才能有的放矢。

9.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几乎所有环境NGO都在关注的话题，管理好自己的供应链为企业赢得的将不只是形象上的加分，更是经营上实实在在的好处。

10.对于企业，NGO不只是“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想想福特基金会下孵化出多少优秀NGO组织，有能力的企业完全可以进行尝试。

11.与NGO合作时要善于分享——分享企业的愿景和战略，分享企业哪些方面需要帮助，尝试利用不同NGO的不同特点，帮助自己完善战略。

12.低碳战略不仅仅等同减少多少能耗，从事公益也不只是捐资助学，照搬的模板不会精彩。与NGO一起协作创造出由企业战略延伸出的CSR，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改变世界的NGO们

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意识到，以往在人们眼中只会举着标语抗议的NGO们，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金光集团肯定没有想到，这次自己是这样败下阵来的：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政府法规”，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机构中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席位，甚至还为一些NGO争取到了内阁成员的位置。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NGO江湖

面对色彩斑澜的NGO江湖，主动了解并学会如何与NGO打交道的企业必将为自己未来的发展赢得先机。

如果说，10年前中国公司眼中的NGO还只是一个个零星、不成气候的孤立个体的话，那么，今天企业界面对的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NGO江湖。

在这个江湖中，有习惯于对企业金刚怒目的“鲨鱼”，也有行事温和理性的“海豚”；有热衷于推动环保理念、影响市场的布道者；还有擅长设计和完成项目的执行者；也有以基金会的形成运作的NGO；也有越来越多上升中的草根NGO；当然还有依托于官方背景的NGO国家队。

10多年前，“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小范围内流行的名词，而今天，怎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众判断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与NGO开始不得不重新审视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企业需要专业的NGO告诉它更合适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NGO一旦撬动企业的力量，无疑会离自己的终极目标更近一步。一个知道怎么跟专业NGO打交道的企业，必然能为明天的市场布局赢得先机。

那么，NGO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景象？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有着怎样的个性？他们在进行着怎样的坚守和追求？

事实上，就像波谲云诡的商业世界一样，NGO的江湖同样丰富而多元。然而，无论是积极奔走，还是四处合作，这些有着不同目标和价值观的NGO都有一个终级目的——希望撬动更大的企业界能量去推动自己的事业。对于企业来说，无论这些NGO的脸谱如何，都存在着与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合作的可能。

鲨鱼和海豚

1971年，12名年轻人乘坐挂着“绿色和平”横幅的渔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驶往安奇卡岛（Amchitka），试图去阻止美国在那里进行的核试验，他们甚至还计划炸毁4辆运送核试验原料的卡车，以表达自己坚决反对核试验的立场。

在欧洲，为了制止冰岛等国在大西洋上的捕鲸行为，绿色和平组织还利用捐赠资金购买了一艘废旧拖捞船，命名为“彩虹勇士号”，游弋在大西洋上和捕鲸船队作战。

在那个披头士风靡全球、年轻人疯狂崇拜切·格瓦拉，认为环保就意味着一种不合作态度的年代，绿色和平组织执著抗争的孤胆勇士形象吸引了众多特立独行的支持者。从那时起，绿色和平组织就注定成为NGO中更像鲨鱼的群族。

在NGO的世界中，绿色和平组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鲨鱼类NGO之一。由于经费来源依赖公共捐款，使得这家组织不可避免地要走高调路线。无论是对低碳经济的宣传，还是对转基因的反对，他们发出声音的地方几乎都是时下公众最关心的热门领域。相对于大自然保护协会(以下简称TNC)这样走专业路线的NGO，绿色和平组织并不擅长沉静下去做细分领域的环保和科研工作，于是“轰动做事”就成为他们获取公众支持的手段，也正因如此，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常常成为他们抨击的目标。

在这种鲨鱼型NGO目光的注视下，CSR已不再是企业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成为直接关系到品牌形象乃至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随着企业全球化的深入，在社会责任领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天的企业要做的已不仅是保证自己的产品和生产周期尽量低碳和无害，供应商的管理也至关重要。一旦稍有疏忽，就会成为鲨鱼类NGO抨击的目标，从而使品牌形象毁誉不断。

时过境迁，尽管今天的绿色和平组织早已和当初激进的创始人分道扬镳，渐渐摒弃其部分极端的做法和偏执的气质，开始采用更加理性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好斗的个性仍然是它无法抹去的基因。

和鲨鱼相对应的是温和的海豚。如果说鲨鱼类NGO代表了NGO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话，那么海豚类NGO则代表了倾向以合作的方式，推动企业进步和整个社会生态环境好转的务实类NGO群族。

在3月28日的互联网上，对于“地球一小时”活动的讨论随处可见。就在前一天的晚上8点半，中国众多城市的商铺、写字楼、居民区和全世界一起准时熄灯，以实际行动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这项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下简称WWF）发起的活动2007年首次在悉尼开展。当晚，悉尼约有超过220万户的家庭和企业关闭灯源和电器一小时。事后统计，熄灯一小时节省下来的电足够20万台电视机用1小时，5万辆车跑1小时。更多参与的市民反映，当天晚上能看到的星星比平时多了几倍。

仅仅1年的时间，这个活动很快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球。2008年3月29日，有35个国家多达5000万民众参与，“地球一小时”成为全球最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一。

“地球一小时”活动，是以大熊猫为标识的WWF温和行事的缩影。相对于那些对企业指着鼻子批评他们破坏环境的鲨鱼类NGO，WWF这样的海豚类NGO更希望找到与企业目标一致的合作机会，达到双赢。海豚类NGO总是在可以解决问题的范畴内寻找合作并小心谨慎地固守自己的边界。他们既不会强势到对企业内部运营指手画脚，同时又能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拓宽CSR视野。

在海豚类NGO的眼里，合作是实现自身诉求的最佳手段。比如通过与企业合作，加强对企业的影响力，向企业推广解决方案，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企业则可以通过与这类NGO的合作，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声誉和形象，赢得更多的市场。同时，企业还能回应内部员工的需求，提高员工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增加企业的内部凝聚力，甚至企业有可能借助NGO平台，改善与政府的关系……

以WWF为例，在与企业的合作方式上，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行业的标准来引导企业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例如，作为在方便面、化妆品等多种产品中都有广泛应用的棕榈油，在全球只有少数热带国家能够种植。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大片热带雨林被砍伐以种植棕榈树，给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WWF致力于推动棕榈油产品的可持续发展认证，通过认证能够使种植和开发更加合理，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企业能摒弃传统的资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以创新的技术和经济模式转变我们的市场。”WWF北京代表处项目战略副总监丁鶄 介绍说。WWF希望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他们的供应链做到环保合规，领先的企业甚至会实现更高要求的自愿型环境标准，并且在通过创新达到高标准要求后，企业能够看到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那时，那些固守传统发展模式的企业也会被吸引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所以，虽然WWF的行动并不想鲨鱼型组织那么凶猛，但是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与这类海豚NGO合作，将使自己占有更大的主动权。平等的合作关系，让企业得以在创新自身CSR的道路上吸收更多新鲜养料，同时积极参与到这类组织倡导的行业标准中去。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是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还是有助于企业获得出口贸易资格，都极具诱惑力。

布道者和执行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势必少不了拿话筒的人。

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前后，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出席了几乎所有能够出席的、关于低碳经济的会议或论坛，为低碳经济布道。而在过去的3年里，吴昌华和她的团队为许多中国企业提供低碳解决方案。也就是在这类NGO和媒体力量的共同推动下，2009年底，中国出现了低碳经济和新能源的热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2007年进入中国到现在，低碳经济这么热，是气候组织让更多人接受了这个概念。”吴昌华认为自己是国内“低碳经济”概念的最早布道者。

在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潮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节能减排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NGO也和企业在低碳领域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而加入这场低碳热潮的，肯定不只有气候组织，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能源环保公司以及各个项目的兴起，已经证明了这点。

但是吴昌华说，她的目标是“做政府智囊类的NGO。”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对于气候组织这个以布道者姿态出现的NGO,一个依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实力和资源建立起来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最大的优势便是具有与政府决策无限接近的可能，这一点足以让吴昌华奔着政府智囊的目标去。气候组织希望借助这一点，在气候变化领域找到与企业、甚至是与政府合作的空间。

下一步气候组织要做的是，更多的选择和地方政府合作，推动整个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变革。比如区域经济发展是国家大的战略，气候组织就会去识别有领导力的城市，帮助他们剖析成功案例，把国际经验和资源汇集过来，设计符合该城市经济发展特点的可持续产业，使城市的产业结构不仅在国家范围内有竞争力，在全球范围也有鲜明特色，“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变推动可持续发展。”

类似气候组织这些有能力影响舆论甚至政策的NGO，是布道者的典型。他们通常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源，能够掌握媒体的话语权。他们不仅有能力推动舆论，还致力于通过影响政府等高端资源推进自己的事业。相对于执行具体的项目，他们更擅长利用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成为企业或者政府的智囊。

对于那些在开展CSR时并不擅长宣传的企业来说，布道型的NGO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企业在做CSR项目时，可以利用这类NGO的平台撬动更多政府资源和舆论关注；此外，擅长策划和咨询的NGO也能够帮助企业设计出独具匠心的CSR项目。

当然，拿话筒的NGO毕竟是少数。除了做布道者，更多的NGO则专注协助企业去做具体项目的执行。丰富的经验使他们能够专业地将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与企业长期战略结合起来，并指出最好方案是什么；同时，强大的项目执行能力使他们可以与企业共同去推行CSR项目，在面对面的合作中，完善企业的可持续战略。

比如，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TNC，凭借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数十年的经验，联合世界水坝协会、美国工程兵协会等国际机构与中国三峡总公司开展合作，使大坝建设将生态影响和环境因素考虑进去，建设出一批绿色水坝，恢复和保持全球独有的长江生态环境。

以执行者形象出现的NGO大多具有数十年的历史，他们更多地在细分领域里积累多年经验，拥有大多数企业所不具备的专业能力。在绿色和低碳概念充斥我们周围的今天，许多企业势必会在自己之前并不熟悉的环保和减排领域有所作为。这些以执行见长的NGO就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同时对于那些拥有强大供应链的企业来说，和这样的NGO合作也是培养和管理自己供应链的绝好机会。

NGO中的组织者

在NGO的世界里，尽管NGO的种类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NGO的成长都或多或少的和一种特殊NGO发生关系——扶持NGO成长的基金会。

基金会和成长中的NGO的关系不亚于输血者和受血者。基金会是把弱小NGO组织起来的力量；在公众捐赠之外，基金会还是NGO们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有趣的是，当一些NGO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发展壮大后，自己也会转而扶持小的NGO，从而维持整个NGO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

例如，世界上最大的环保NGO组织之一，TNC在发展初期就曾依靠福特基金会的支持，而绿色和平组织当年用来购买“彩虹勇士号”的资金就来自WWF。

在中国，由于政策上对融资渠道的限制，基金会不可能完全像国外那样开展工作，于是在技术和经验上帮助NGO，就成为一些国际性NGO的选择。

1998年，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使中国政府开始重视长江上游的生态林保护工作，退耕还林政策的下达，使众多手拿油锯电锯的伐木工人生存处境尴尬。

在全球已有数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的TNC此时进入中国，帮助当地政府把停止砍伐的天然林转变成生态保护区，之前面临失业的伐木工人也从砍伐者变成了护林员。

12年过去了，TNC和当地政府、社区、当地逐渐兴起草根NGO共同完成了云南第一个生态保护区、第一个生物能源替代、第一个生态绿色建筑、第一个环境保护教育、第一个国家级的国家公园等生态保护项目，使以往被滥砍滥伐的天然林变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公园。

但更多需要保护的森林使TNC越来越认识到，要想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地保护，必须发动本土NGO参与其中，他们决定利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培养优秀的草根NGO。在TNC看来，如果没有将军，是没人带领打仗的，士兵也带不出来。

“我们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平台组织，用我们强大的全球资源、科技与管理能力，还有较充足的资金能力，以及60年沉淀下来的全球生态保护数据，扶助支持中国一批草根NGO。”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张醒生说。

TNC于是开始对草根NGO进行有步骤的培训。从2009年起，TNC和阿拉善生态协会共同对草根NGO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实现透明的财务管理。“将来我们希望能发展出在线培训，免费提供给中国的NGO。”

和TNC拥有同样愿景的是李连杰的壹基金，不同的是，壹基金选择从资金上对草根NGO进行扶持。

2008年，在成功成为国内最具公信力的公益平台之一后，壹基金开始考虑如何将筹集到的资金，以捐款之外的方式有效利用。

壹基金的做法是成立壹基金典范工程——从2008年开始，壹基金围绕 “公信、专业、执行、持续” 四个标准，每年评选出10家以内组织治理严谨、运营能力优秀、财务透明、可持续发展以及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典范组织，并给每家公益组织颁发1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金。

典范工程使壹基金的善款得到最大化利用，同时也解决了中国很多优秀草根NGO资金匮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壹基金所确立的财务透明、治理严谨等原则帮助中国的草根NGO规范化成长，从而推动着整个公益生态环境的变化。

在中国的NGO江湖中，TNC和壹基金分别通过专业的帮扶和资金的支持，帮助草根NGO成长。他们所改变的NGO生态，不仅对公益事业甚至对企业界也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平台诞生之后，草根NGO对企业来说再也不是形同陌路的路人甲。在这个平台之上，企业能够最有效地接触到自己想要合作的NGO。通过与平台合作提升企业形象和开展CSR项目的能力，同时那些有能力成立基金会的企业也找到了借鉴的可能。

上升中的草根NGO

在NGO的世界中，草根NGO是数目广大的金字塔底，不断成长的他们是这个江湖巨大的变量。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估计，目前国内各类NGO总数达到上百万家，这其中90%以上是草根NGO。

诚然，在这个群体中，由于缺乏自身明确的定位，过于依赖创始人、缺乏资金人才、团队执行力不够、内部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原因，使得很多草根NGO的发展还处在摸索阶段。不过，近年来受益于整个社会公益意识的提高和外部的扶持，一些优秀的草根NGO组织脱颖而出。

2004年，当热爱旅行的余志海（网名“安猪”）受到一名驴友的启发，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在旅行时，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带去书本和知识，活动名字“多背一公斤”。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只是网络上诸多号召中普通的一个。

后来，辞去工作的余志海专心经营“多背一公斤”。通过网站、博客、SNS等网络渠道建立了一个群体参与的乡村教育志愿者建设社区。和以往的草根NGO相比，“多背一公斤”让志愿者采取了一种相对成本最低，又不失乐趣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中去；同时利用互联网的特点，这个组织迅速被人们了解，为日后发展带来宝贵资源。

运作方式新颖，互动性强的“多背一公斤”迅速在年轻人中拥有了极强的号召力，也让企业看到了他们作为新兴公益组织的价值。

2009年，联想集团宣布实行公益创投战略，“多背一公斤”被他们选为合作伙伴的典型。这也不难理解，对于将受众目标定位于20多岁年轻人的公益创投来说，“多背一公斤”这样形式新颖、与互联网最大限度对接的公益组织，无疑和联想走年轻化创新路线的公益创投气质相符。

从企业的角度看，联想对“多背一公斤”这种公益组织的扶持不仅提升了其在CSR方面的形象，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品牌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多背一公斤”进入越来越多偏远地区的学校，联想品牌在那些地区的号召力也能得到提升。

如果说，形式新颖、懂得利用互联网宣传自己，是上升中的草根NGO过人之处的话，那么能够在细分领域打通整个产业链的草根NGO，则有着更加不可限量的未来。

天津鹤童老年福利机构是一家成立于1995年的草根NGO，最初只是一群志愿者成立的老年人服务公益组织。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这个组织从全方位的老年人志愿服务做起，渐渐摸索出专业的老年护理模式，并且初步打造出了老年人护理一条龙的产业链。现在，这家公益组织旗下，不仅有老年人专科医院、老年护理培训学校、国家级的老年护理技能鉴定所，甚至还有能够产品化的老年用品研发机构。

长时间的专注和专业化，使这家NGO在老年服务领域占据了主导性的优势。随着老年服务产业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在这个领域中想要有所作为的企业，将在鹤童身上看到更多的机会。

如同天津鹤童一样，在众多草根NGO中有很多这样颇具实力却名气不大的公益组织。对于那些在量级上并不庞大的企业来说，相对于和国际知名的NGO合作，这样的草根NGO性价比更高；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他们还具备国际NGO所不具有的经验和能力。

NGO国家队

想象一下10年之前一家企业如果做公益会选择做什么呢？找希望工程去资助失学儿童、通过红十字会为灾区捐款、通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贫困地区捐资助学…….

时过境迁，随着越来越多草根NGO成长起来，上述的选择早已不再是唯一，但作为NGO领域中的国家队，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在当前，几乎所有的捐款都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全国16000多所希望小学，300多万失学儿童受益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水窖工程”则帮助西部地区解决缺水问题，吸引了大量企业与之合作。

也许，相对于国际NGO和草根NGO，这些具有半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在行事方式上显得灵活性不足，但是在许多企业进行捐赠和爱心扶助时，他们仍是当仁不让的首选。对于希望在履行CSR的同时处理好政府关系的企业来讲，拥有丰富政府资源的NGO国家队，对企业有着深远的战略价值。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百事可乐是第一家参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项目的世界500强公司。自2001年起，百事基金会、百事公司以及百事中国员工已累计捐款1770万元人民币，修建水窖1500多口，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近30处，受益者达5万6千人。

对于一家将水作为自己核心业务的企业，参与这个公益项目，不仅能使百事了解和掌握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布局，同时这样的合作也为百事带来了诸多官方媒体的报道及褒奖。这些都为企业在偏远地区拓展市场带来极大便利，具有极强的战略价值。

不可否认，在中国现有的公益格局中，这类半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是最具实力的力量，而随着他们逐渐向专业化发展，企业未来与他们的合作也必将存在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无论是NGO还是企业，在这个越来越需要分工协作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做到孤军奋战。对于企业来说，根据自身需求和不同的NGO进行合作，将能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鲜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