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喀尔拉力赛组委会主席拉维尼上任以来已经是第3次来北京了，中国在他的战略地图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这个严肃、不苟言笑的法国人马不停蹄地会见车手、厂商，一心一意要把他们带到达喀尔的赛场上。每年的5月份之前，是达喀尔组委会确定赛事、探路的季节，拉维尼基本上会在举办国阿根廷和智利办公；5月～10月，他的任务就是在几十个国家巡回交流第二年赛事安排；11月以后，就要开始忙着跨大西洋的车辆运送、集结及技术检验了。次年1月份的比赛，其实只是一年繁忙工作的一个总结而已。这种终年在路上往返奔波的生活方式，拉维尼已经持续了快20年。

2011年1月，达喀尔拉力赛仍将放弃回到非洲的打算，留在南美举行。路线将从阿根廷与玻利维亚的边境出发，穿过阿根廷23个省中的17个，之后到达智利。这将是在南美洲举行的第三届达喀尔拉力赛。从前两届的情况来看，虽然离开了它生长的土地非洲，但是人们对于达喀尔的热情并没有减弱——40多个国家选手参赛，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近5亿观众的收视率，使得达喀尔成为最受瞩目的汽车赛事之一。

“我是1992年自己主动申请到达喀尔组委会工作的。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我的生命就是要帮助那些爱挑战的人实现梦想。”拉维尼说。

掌管一个流动的国家

从1978年泽利·萨宾创办这项赛事开始，达喀尔拉力赛就成为了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一群冒险者从巴黎出发，去撒哈拉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为止，比赛都远离公路，需要穿过沙丘、泥浆、草丛、岩石和沙漠。15天的赛程中，赛手白天要经受40摄氏度的高温，晚上又要在零下的低温中度过。而且除了通常的赛车故障以外，一旦迷失方向，就要面临断油、断粮甚至放弃赛车的局面，一切都无法预测。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真正较量的比赛，是勇敢者的游戏。

探险总是伴随着危险。从第一届达喀尔开始，就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据统计，32年来，已经有超过56个参与者在比赛中身亡，包括赛事创办人萨宾，1986年赛事进行期间他因为直升机在马里遭遇空难身亡。

如何帮助别人实现探险的梦想，而不是冒险和牺牲，这是每天都摆在拉维尼面前的一个难题。如果赛事太简单，人们就体会不到探险的乐趣；如果太危险，又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增加比赛的精彩程度，降低风险系数，这本身对于组织者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达喀尔精神。”拉维尼说。

有人说，达喀尔就像一个流动的国家，而拉维尼就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从技术层面来讲，所有的道路勘察和设计、路书制作等技术性工作拉维尼都亲自参与，他认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吸引人的不同风景和地质，做出正确的选择。 每年往返于各个国家与车手、车队交流，他对于赛手的情况了如指掌。到了中国，他甚至都能叫出几个车手的名字。

从赛事本身的组织角度来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2500多人，上千台机动车以及近10架直升飞机每天按计划向前移动700-1000公里，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准备好，有条不紊地在比赛路段和连接路段上向前推进。达喀尔设有比赛指挥部、医院、信息中心、新闻中心、后勤部门、物流部门等，拉维尼每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些部门正常运转，最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从商业运作角度来看，2010达喀尔的赞助达到了2000万欧元，再加上1000万欧元左右的报名费用，全部收入超过3000万欧元。不过支出成本也不少，员工工资、路线勘察、租用飞机和车辆、固定资产、运输、餐饮后勤等，均花费不菲。为观众、赞助商、媒体合作伙伴组织最精彩的比赛是一方面，控制支出、提高盈利能力是拉维尼另一项艰巨的工作。2008年，比赛出发之前，出于安全问题考虑，拉维尼代表组委会宣布取消比赛，退还所有的参赛报名费，之前一年的支出都打了水漂。但是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们用行动表明——达喀尔是始终以人为本的拉力赛。

从赛事的精神追求角度出发，拉维尼还要考虑环保、废物收集、援助非洲贫困地区和智利受灾地区等任务。从2002年开始，达喀尔就与撒哈拉地区SOS组织合作，帮助当地在农业、造林和防止水土流失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8年时间过去了，塞内加尔卢家地区城镇和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尽管现在达喀尔赛事搬到南美，援助仍得以继续。在智利发生大地震之后，达喀尔拉力赛组委会及车队已经累计捐助超过400万欧元，并且参与“给我国一屋顶”的重建家园活动。这些在拉维尼看起来，都是比赛本身的一部分，也是达喀尔永远提倡的“友情互助”价值观的体现。

拉维尼说：“大大小小的任何一项工作都关系到每位参赛车手的命运，所以每项工作都不能掉以轻心。我的工作就是服务好所有参赛的车手，让他们创造非凡。”

到南美去

达喀尔2010年仍然在南美举行，拉维尼为此受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说，达喀尔组委会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非洲，因为阿根廷和智利两国对这项赛事热烈欢迎，他们各赞助组委会600万欧元。还有人说南美沙漠地形远不如撒哈拉复杂，降低了比赛的精彩程度。甚至有人批评拉维尼为了向非洲、南美这两个竞争者施压提价而两边示好。

对于这些质疑，拉维尼没有半点犹豫：“我们不回去非洲，完全只是因为非洲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其实我们在南美组织比赛的难度要大得多。”

单纯从经济角度去看，达喀尔移师南美以后，收入是提高了不少，但是支出也高了很多。拉维尼只举了一个例子，单单是租用一艘从欧洲运送900辆车到南美的船，往返一次就300万欧元。

从组织者角度而言，其他更多的问题还来自语言和国家风格。非洲地区都讲法语，组委会工作人员交流起来很顺畅，而阿根廷和智利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这给法国人带来不少麻烦。在非洲，各国给予达喀尔极高的礼遇，再加上这个赛事历史悠久，几乎没有任何跟政府部门沟通的成本。“在毛里塔尼亚，只要总统一个人点头，我们的事情就办了，一路绿灯。而到了智利，我们这个赛事要跟34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去打交道，中间过程的组织成本非常高。但是只要毛里塔尼亚的恐怖袭击解决不了，我们就绝对不能回去。”拉维尼说。

一个已经在非洲组织了30年的比赛，所有的地形对于参赛选手来说都十分熟悉，在拉维尼看来迫不得已的选择却带来了意外的收获。1月份的南美比非洲还要热，地形又十分复杂，有的时候在一天之中能够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植被，车手需要不断转换干地和湿地的驾驶技术。而阿塔卡马沙漠也能满足大家对于沙丘变化的渴望。更加吸引拉维尼的是，因为南美才刚刚举办了两届比赛，现在组委会每年都可以勘探不同的线路，每届比赛都将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达喀尔与其他赛车比赛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无论专业选手还是业余赛车爱好者都可自由报名参赛，共同竞技。 在一个一切都已经程序化的社会中，人们总是向往充满冒险的奇遇，希望能在体能和胆略上挑战自己的极限。这就是为什么达喀尔能够有这么大魅力，吸引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人前仆后继，这其中包括皇室成员、企业总裁和演艺名流。

拉维尼说：“每次有新的赛手参加比赛，都是在释放生命的热情。他们如果能够完成十几天的赛程，到达终点，都会激动得大哭。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就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因为来自车队、车手的信任，拉维尼走上了这条道路，一走就是20年。他也许没有那些车手的热情与疯狂，但是他身上有股坚毅和责任，这些品质帮助他承受压力、脚踏实地。他就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向导，可能最终他们并不是那个登顶、赢得赞誉的人，但是没有他们，登山的人到达不了顶峰。

达喀尔的创始人泽利·萨宾曾经说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敲击冒险之门，但打开这扇向命运挑战之门的是你自己。对于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挑战。对于没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梦想。” 对于达喀尔拉力赛组委会主席拉维尼来说，他的挑战来自于帮助参加者敲开大门，去实现自己的探险梦想，这将是另外一种人生乐趣和挑战。

韩英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