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总统，如果他只能用一句话表达他的政治主张，那么这句话的内容一定是：他打算怎么向美国人征税。

最近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当时的民主党竞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竞选人麦凯恩的政治对决是在一个名叫乔的水暖工身上发生的。奥巴马到社区拜票，水暖工乔挤了上来，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我正打算盘下老板的水暖公司，自己做老板，实现我的美国梦，但你却主张要向高收入者增税，你说我的老板梦还要做吗？奥巴马用一套税收如何改善大众的福利、最终让所有人受益的大道理回答了乔的提问。之后，支持率一直落后的麦凯恩似乎找到了奥巴马的死穴，他想用乔的提问唤醒美国人内心深处对税收的厌恶和恐惧。但最终，美国人用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尽管，他们从来不认为税收是个好东西，但富人真的应该多为国家做些贡献。

当年，正是因为厌恶税收，美国人决定和英国人分家单过。1763年，英国人终于赢得了他们和法国长达7年的战争，但战争却带来了国库高达1.3亿英镑的亏空。从哪儿弄这笔钱呢？英国人把目光投向了越来越富裕的新大陆。英国先后颁布了《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向北美殖民地征收糖税和印花税。1765年10月殖民地代表会议在纽约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反对英国向殖民地征税，从此开始了独立斗争。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叶法案》，取消了英格兰的茶叶进口税，但保留了北美殖民地。北美爱国者被再次激怒，他们偷偷潜入波士顿港，将停靠在码头上东印度公司轮船上的342箱茶叶推进了大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英国的报复，1775年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开战。1776年美国独立。

1781年，独立后的美国颁布了美国宪法，宪法第1条就有有关税收的内容。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目的是“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的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美国宪政因抗税开始，美国因抗税而独立。

此后，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美国联邦政府的实际财政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关税，也就是只有外国的商品进入美国才缴税。

在汉字中，“税”字，由“禾”和“兑”两个偏旁构成，“税”的意思就是要把田里的一部分收成缴纳给统治者。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上，向统治者缴纳“皇粮国税”是每一个人天经地义的义务。而在获得独立的美国人那里，“税”和普通人无关，百姓没有供养政府的义务。

1862年，南北战争打响的第二年，美国人第一次听说了“所得税”。又是因为战争！为了支持战争开销，林肯决定向年收入达到600美元的富裕家庭征收所得。所得税税率是年收入为600美元-10000美元者征3%，10000美元以上者征5%，最高封顶10%。战争结束后，当时的美国首富威廉·阿斯特向最高法院起诉联邦政府，认为所得税违宪。1872年，执行了10年的所得税征收废止。

从独立建国到20世纪早期，美国一直依靠关税养活联邦政府。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既使美国企业和富人无税一身轻，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也给欧美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可以说，从建国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高关税在保护了美国工业和垄断企业的同时，却让普通百姓承担高关税带来的高物价，百姓要用比欧洲人高得多的价格购买来自欧洲的工业品，而企业和富人们却不断地从中得到好处。

从19世纪末，一场长达30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要求向富人开征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种努力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他们祭出美国宪法，并鼓吹向企业和富人征收所得税是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万万要不得。

争论一直持续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哲学博士威尔逊最终促成了关税的降低和所得税在美国的确立。税收改革和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这位高学历总统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13年10月4日的《纽约时报》用细腻的笔触报道了威尔逊签署新关税法的细节：“总统的签字被有意推迟到晚上9点。他向聚集在一起的旁观人群解释说，之所以把签字放在晚上是因为听从了司法部长的忠告。部长建议最好在全国海关都下班之后再签署法案，以免法案生效后对海关造成混乱。现在连西海岸的旧金山海关也下班了，全国的交易应当都结束了。然后总统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从两支他专为此事购买的金笔中拿起一支，写下了他的名字和日期。”报道中的细节描写，足以显示这个法案对美国人的重要性。

按照新的关税法案，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7%降到了27%，估计由此将使联邦政府每年减少50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这个亏空怎么补上呢？10月31日，威尔逊签署了另外一项法案——《所得税法》。《纽约时报》1913年11月1日的报道写到“规定要求，该税款额将由企业人员从其获得的工资及其他收入中扣除。” 法案规定，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在1%-7%之间。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插曲是，在当初的美国，所得税法一颁布，人们首先想到的竟然也是演艺界人士。《纽约时报》为所得税法案配发的社论中就有这样的论调：“所得税法案使我们高兴地确认，将来我们会较少地听到有关演员们的巨额薪金。有关条例中说演员也必须在其收入来源中扣除所得税。现在，演员们对他们的收入将不会像以前那么炫耀了——这个事实证明，即使是所得税，也有光明的一面”。这个评论透露出的思维逻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显然评论员对于所得税这个怪物的出现还是心存怀疑，但因为能够打击那些他认为不配获得高收入的群体（比如演员）的得瑟行为——那就忍了吧。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因为偷税而入狱的歌手毛阿敏。原来远隔一个太平洋的距离和80多年的时空，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应当对靠张张嘴、演演戏获得的高收入课以重税。

至此，所得税在美国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用来说服最高法院修改宪法，承认所得税合理性的理由是：人们从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缴纳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强其公民意识，这将使纳税人对税率提高变得极为敏感，并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更加关切。因而，也只有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国家税收之间构建起宪政性质的联系。个人所得税将会加强人们对政府的监督，防止政府对税收的挥霍——这个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和使用成为美国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税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美国中学在8年级的历史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税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沿革的内容。在高中教学计划中，解释怎样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阐述美国税制与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民学和商务教育等课程中都设有关于税收的知识。

在此后的历史上，税收政策也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基本规律是，共和党上台通常会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民主党上台通常会加大对富人的征税额度以加强社会福利——里根减税、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减税、奥巴马增税，如此反复。在税收政策左右的摇摆之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

在所得税刚刚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经过近100年的演变，中产阶级成为纳税的主角，而富人则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手段免除他们应当缴纳的税收，这成为中产阶级的心病。同样在中国，当年为调节贫富差距而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800元人民币，一年下来正好是万元户的收入，演变到现在，2000元的起征点使现普通工薪族变为税收主体，而很难从真正的富人身上征到足额的税。

这样看来，不管是哪种政体，政府只愿意征收容易征收的税，至于当时征税的理由很容易在花钱的爽快之间忘掉。但征上来的税收花在哪儿了，怎么花的，美国人清楚，我们不大清楚。这种差别有政体不同的原因，也有发展阶段先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