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初，远在美国参加2011CES大展的139移动互联社区首席运营官罗川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国内的媒体话题：一则关于他因为个人持股遭遇审计将被迫离职的消息通过微博流传开来。“消息灵通人士”更是爆料“公司（中移动）在接受审计后,被指出个人持股不合法,很可能以将个人投资全部返还的方式,要求持股的个人退出。”

而某门户网站的报道中更是引用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中国移动目前在对卓望控股进行重组，卓望数码和139移动互联社区或将被并入新公司；最终结果可能是成立一家新公司“卓望中国”，取代此前的卓望控股。这意味着139互联独立发展和未来上市的可能性彻底消失，同时也将让之前管理层在过去被承诺的利益变得更加不确定。

接二连三的传言和猜测终于让处于传言漩涡之中的罗川不得不在美国隔空回应，称自己并无离职计划。

不论这些传言中的细节有多大程度指向完全的真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2008年5月被时任中移动总经理王建宙请来、作为互联网新基因开拓139互联的管理层，当时并不是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和“体制内”心态，与那时候的踌躇满志相比，此番中移动审计中对139互联管理层个人持股的否定和对其独立发展战略的调整，无疑会让罗川等一干核心团队体会到强烈的心理落差。

据内部知情人士向《商业价值》杂志记者透露，这些体制外的“互联网基因”离开139互联或许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139互联发展前景遭遇不确定的问题，就连一直被认为是中移动的“亲儿子”的卓望公司此番也受到巨大冲击。因为2010年中国移动经历了反腐和高层人事变动之后，当初承载着中移动在互联网领域开疆拓土重任的“卓望模式”也开始受到政策层面的拷问。

岁末年初，中国移动旗下曾被寄予厚望的139互联被迫遭遇微妙复杂的变局。中移动这头大象，在经历了之前10年市场化的飞奔之后，业务创新却依旧受困于体制的宿命。

卓望模式的尴尬

成立于2000年的卓望控股，一度是中移动在互联网领域开展数据增值最重要的棋子。

本世纪初，为了解决数据增值业务的运营团队和专业运营支撑的问题，中移动开始联同美林、沃达丰等外资企业共同成立了无线数据领域的专业公司卓望控股。在架构上，卓望采取了比中移动的国企体制更灵活的管理体制，使得体积庞大的中移动得以适应更加快速反应的互联网运营。

按照中移动当时的设想，通过引入外部资本，卓望控股能够实现从外部融资，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允许管理者持股，等公司上规模了，未来即可实现上市。

时任中移动总经理的王建宙非常认可卓望这个基本具备互联网特征的机制设计，并提出“要解放思想、要有创新、要有机制、要有行动，要容忍不同的机制，大胆的继续向互联网战略深度推进”。

那时的中移动的管理层深刻地知道，作为一家电信运营商，互联网领域的很多业务并不是仅凭借中移动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好的，在中移动的平台上发动更多的合作伙伴，在体制之外面向社会招募优秀人才才是中移动互联网战略的核心要义。

2008年2月，王建宙调任数据部总经理叶兵出任卓望公司CEO，显示了中移动要用卓望承担中移动互联网战略的决心。同年5月，知名互联网职业经理人罗川受王建宙之邀加入由卓望投资的139互联网公司，负责为中移动在SNS领域开疆拓土。

在中移动的灵活的管理机制鼓励下和庞大的用户资源基础上，先后掌舵MSN中国和Myspace的罗川似乎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要基于中国移动真实的手机号码资源，建立一个可信赖的、真实性的互联网通信产品；同时也是个负责任的、专注于分享的新的沟通方式。“2008年刚一上任的罗川，就写下了产品创新的蓝图。

事实上，在开放灵活的思路下，中移动在移动互联领域的探索堪称先驱。

2009年8月16日，罗川及其团队开发出的139说客正式上线，这个借鉴了SNS人际关系沉淀和微博客的快速传达等优点，以用户真实手机号码为依托的应用，一时间让业界看到了中移动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前瞻性和魄力。

在2009年的夏天，Twitter对于普通公众还只是个新鲜名词，新浪也只是刚刚开始小心翼翼的微博探险，而更多的互联网势力则在犹疑和观望当中。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中移动139说客的上线为其占据了宝贵的先发优势，而庞大的用户资源一旦与产品完美衔接，将很有可能颠覆业界格局。

然而，139说客却在2010年这个微博赛跑之年，令人诧异地打盹了。

现在看来，1年之后的产业格局早已不复当年模样：新浪凭借微博重新回到中国互联网的第一集团，腾讯靠着大手笔的投入紧紧追赶，就连搜狐和网易都已宣布将微博列为未来战略的重中之重，虽然承认落后于新浪和腾讯，但是都准备以坚决的态度不放弃这个阵地。

而139说客虽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产品层面的创新，比如相继推出Android客户端和iPhone客户端，同步飞信，并开放异网用户注册，但相比更加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139说客在战略层面和资源投入上缺乏明确的信号，也很难让人看出其征服市场的雄心和举动。在微博大潮引领的这一波互联网竞赛中，本已占据天时地利的139说客更多的则是给人一种置身局外之感，而非挥汗如雨地主动参与其中。

丧失机遇总是让人扼腕。事实上，本来希望无限的139说客业务在过去的互联网变局之年中，之所以表现出的精力不集中恰恰也是过去1年中国移动在决策、战略和执行层面僵直、停滞的一个缩影。

据知情人士对《商业价值》杂志记者透露，在中移动收缩战线的大方向下，集团考虑将139说客等原属于卓望公司的互联网业务收回来放在其广东基地，成立广东互联网基地，由广东移动来自主运营；让卓望作为支撑公司，继续提供支撑，然后按照劳务模式付支撑费。

与此同时，卓望控股也正进行改组，所有员工原有合同均被解除，等待签署新合同。卓望数码和139社区或将被注销，保留卓望信息，或许成立一家新公司“卓望中国”，取代此前的卓望控股。

这样一来，139互联不再有自己的产品和业务平台，也不再拥有品牌，自然就没了上市的可能性。而当初引入职业经理人时所采取的管理层持股模式此番遭遇了政策层面的否定，就连曾经作为中移动进军互联网领域先头部队的卓望也从共同的创业伙伴，一下变成了仅仅赚取劳务费的打工者。这样一系列与之前“容忍不同机制，大胆向互联网战略深度推进”思想相左的决策，又怎么能不让原本寄托巨大希望的139互联扰乱了前进的激情与节奏？显然，这个原本前景光明的优秀产品正式因为中移动在市场化思路上的后退，遭遇了无妄之灾。

变局背后的体制宿命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在走过10多个年头之后，体制变革、个人持股等是否是国有资产流失，竟然再次成为了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企业的敏感话题。这不知道是不是一种令人无奈的思想倒退。

其实，对于管理者个人持股的讨论，早在12年前的国企改革大潮中便早有涉及。

1998年，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其《最便宜的企业和最贵的企业制度》一文中就曾提出“在企业改革中应想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因为企业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就可能节约。”

在周其仁看来，面向未来创造价值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国企的改制过程中根据能力为企业家定价，通过允许个人持股方式订立面向未来的契约，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家带动企业持续发展，而企业的健康发展就是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一大批国有企业在有能力的管理者带领下，在制度框架下寻求突破，逐渐走出了亏损的困境，尤其是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更加清晰的产权结构和个人持股激励措施的普遍采用，更是在造就了若干亿万富翁的同时带来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

事实上，就连中移动本身10年的飞速发展也离不开其市场化的改革和包容的心态。无论是开放产业链的移动梦网、还是“以我为主、深度运营”的基地模式，抑或是嫁接外部资金和机制的卓望公司，中移动曾经全力试图从一个传统电信运营商向一个互联网公司演变进化。作为一家国企，中移动一直在进行着市场化的努力，而短短10年之内登上世界第一电信运营商的宝座，也离不开中移动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和对管理机制的大胆革新。

不过，在经历了2010年之后，中移动明显正在收缩其合作业务的阵线，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现在，其倾向于通过规范管理流程，加强控制力、自主经营，向管理要效益，堵住一切可能给一个国企运营带来政治风险的环节。

然而，处在互联网时代的电信运营商，在业务上的保守和心态上的封闭，或许就是最大的风险。在越来越强调开放和共赢的互联网世界，缺乏开放基因的闭门造车，摆脱合作伙伴模式灵活的决策优势，必然无法使产品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会让中国移动这个有全世界最佳市场地位和最强大肌肉的巨人，失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突破运营商“管道”宿命的机会。这或许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这也将对中国整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何去何从，中移动的管理者需要更具智慧的平衡。或许，周其仁教授在2004年对制度型企业家的呼唤，今天看来更加显得振聋发聩。他认为，“制度型企业家生产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当中除了有形的，计算机、麦克风、飞机等有效服务以外，非常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一代企业家的努力提供一些新的游戏规则，打开一些新的市场。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是尤其重要的。”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但是不管怎样螺旋，上升才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