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大变革开始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觉察。这就像站在非洲大裂谷边缘，你看到的不是壮丽的峡谷，而只是远处隐约的山脉。

2012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最深刻的转型，它不仅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会深刻改变中国企业运营的基本逻辑。这是因为，过去支撑和推动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化释放的巨大活力和需求；

2.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成本，包括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红利；

3.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供应量。

在这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如脱缰野马一样快速增长了30年。但是进入2012年，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30年的粗放增长让环境和资源已经不堪重负；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和欧债危机是2012年足以影响经济全局的两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仅会导致进口需求疲软，还会造成油价、大宗商品价格急速飙升。

这些变化都会极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和风险，但还不是最根本的。2012年，宏观调控的基调已经确定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此前的宽松预期。前段时间，央行公布的2011年前三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4.19万亿元、3.5万亿元和2.1万亿元，总体呈逐步下降态势，三季度更是比二季度下滑幅度超过40%，这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可以预见，从2012年开始，国家的货币政策将进入从紧的通道，过往货币丰腴的时代很难再现，这改变了中国企业运营的一个根本逻辑。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是货币推动型的。长期以来，中国依靠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供应量来推动经济增长。钱总是很多，这造成了很多中国老板和官员遇到问题的惯性思路不是在管理和创新上想办法，而是如何去向银行找一笔贷款。

实际上，中国经济已养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增长靠投资，投资靠信贷，成了基本的增长模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各级政府成立的各种信托公司或投资公司，都是为了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企业热衷于圈地，目的也是为了向银行抵押贷款。

因为钱太多太便宜，所以企业和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快速发展，不断扩大规模，以便去获取更多的贷款和融资，而对于企业的基础管理、运营效率、技术研发、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诸多费时费力的工作，投入精力相对少了很多。这使得中国造就了一大批规模宏大但是效率和利润率低下的恐龙企业、泥足巨人，往往在某一时段高速发展，随后就会遇到诸多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看，长期超发的货币也在像鸦片一样腐蚀着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看到资本运作在短期内迅速产生的暴利，对比此前做实业的辛苦，让很多原本非常出色的企业家迅速转向，而不愿再付出艰苦的努力去追求更长期的目标。回头看看，近10年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企业家出现，活跃在中国商业界的都是还是那些老面孔，这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从宏观来看，这种头重脚轻的状态更加明显——我国的银行资产总量已超过100万亿元，过去10年中增长了七八倍，差不多是GDP的2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第一。相比之下，号称金融强国的美国，银行资产尚只有GDP的80%左右。另外，我们的M2总量是GDP的1.8倍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位居第一。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早已扭曲得一塌糊涂，不控制不行了。

再扩大一步讲，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也已经被严重动摇。已有学者指出，经济的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影响到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一是全球化造成的工资水平普遍下降，限制了政府为增加就业和收入所作的努力；二是在跨国生产的时代，由政府采取刺激政策而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可能通过跨国公司的业务外包而溢出到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乘数效应的消失。

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凯恩斯在世的时代，大多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都具有劳动要素密集的技术特征，因此，政府通过投资这些基础设施就能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阻止经济由衰退掉进萧条的深渊。但是今天，大量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各个领域普遍使用，同样数量的政府投资创造的就业量要远远小于凯恩斯的时代，造成所谓“无就业的复苏”。

就这样，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困境和严酷的现实都在告诉我们，依靠过量货币驱动发展的时代已经走入尾声。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对旧有模式依赖性的修修补补，而需更换发展思路，致力寻求新的突破口。

其实历史始终在反复证明，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引擎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1890年之后拉动美国经济的是电子技术、电话技术，1900年之后汽车行业成为发展的龙头。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虽然二战的爆发拯救了市场，但真正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是20世纪70年代从硅谷开始的IT以及互联网产业的技术浪潮。

历史已经在敲门，经济危机迫使我们反思很多问题，也给了中国借机步入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在这样的阶段，运营的效率将成为企业求生的根本，而技术和模式的创新才是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些话一直是老生常谈，但只有撇去超发货币带来的泡沫，他们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