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9个小时的节目录制结束，现场的人群还未散去，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4位导师和导演组就开始接下来的会议，隔着贵宾室的那扇门，不断有讨论声传出来，直到两个小时之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几只高脚杯和一点剩余的红酒留在桌子上。

日子就这样过了10天，7月13日晚上9点10分《中国好声音》首播，录制现场的媒体室里，4个人都围坐在电视机前面，像等待审判之前的沉默，第一段放完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乐队总监王笑冬突然喊了一声，“牛！”，大家这才放松下来。

这个词应该是很多观众都想说的吧。在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的42城统计数据里，没有谁可以与《中国好声音》的收视率成绩相较，第一场1.546的收视率，到盲选最后一场已经上涨至4.062，在同一时段的电视节目里无人能及。

从开播当晚，节目视频就在各大视频网站上蔓延开来，就像挡不住的雨水一直向深远处渗透，就只是一夜之间，《中国好声音》就变成身边人们的谈资，现在《中国好声音》的网络覆盖量已经超2亿条，而新浪微博在每一个周五的晚上也都会被《中国好声音》刷屏。

如果一期期看下来，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手上的广告名单不断有新的商家加入，三四百字需要在50秒内全部念完，语速也只能越来越快，面对那些不断涌入的广告商，最初的15秒20万元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加价至50万元。

《中国好声音》的制作者笔法考究，已经种下了完美的衍生产业链，但质疑和争议声也从来都没间断过。不管后续价值是否会如期兑现，至少作为一个电视音乐节目，它已经在这个夏天里面盛放。

精心策划的真人秀

《中国好声音》是音乐类节目，也同样需要遴选，但制作方却都无数次强调它不是一个选秀类节目，它是一场集体的真人秀，不断传达出“尊重声音本身”的理念，刻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气质。

虽然“转椅”模式在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中已经出现过，但它没有引进荷兰原版The Voice of Holland版权，只是通过观摩节目录像进行模仿，而《中国好声音》却将别人无法模仿到的制作和包装细节做到极致。

《中国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最初接到的版权说明书长达200页，里面对节目制作规则，如何选择导师和参赛选手，比赛赛制，音响效果等逐一做出规定，而节目组为达到原版效果已首期投入了四五千万元的制作费用。

对于原版评委人选中规定的两位流行音乐标杆性人物，灿星最初就想到了刘欢和那英，没有任何备选方案，但灿星对于两人拒绝的第一反应也并不意外，灿星制作公司总裁田明和总导演金磊只是一次次往返北京，给那英看原版样片，讲述它与以往不同的节目模式，而为了说服刘欢，金磊更将它描述为一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运动。

几个月之后，两位导师才最终被“声音”的本质说服。他们没有打包性的出场费用，而是从后续学员歌曲的彩铃下载中分成，导师一旦加入就与自己的学员捆绑在一起，也带着自己的力量和资源为节目入股。

这一次，灿星没有像过去那样把90%的成本用来包装选手，反而花费了大量成本完善音响设备，保证音乐本身的品质。节目决定不用伴奏带而想请专业乐队的时候，还是那英带着大家跑到北京郊区，找到了正在进行乐队排练的中国第一贝斯手王笑冬，王笑冬的乐队也正是她自己演唱会的乐队。而曾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响总工程师的金少刚也被邀成为节目音响总监，在节目录制第一期就带来自己价值千万的音响设备，而它的音效在3万人的场馆都没问题。

其实，从没有人否认“好声音”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舞台。根据节目组的介绍，工作人员最初会逛遍网站论坛，去到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或者酒吧，一旦遇到“好声音”，就录下音频，记录编号并传回总部，由音乐总监和导演组完成挑选，这种初选的淘汰率会在8成以上，而选择出来的选手中，真正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或许只有20%-30%。被节目预设的草根舞台实则是一场“从优择优”的重量级对决。

降低心理预期，收获总会出乎意料，这自然是灿星制作的心理战术，但是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则以为，“这并不代表什么，节目充分尊重导师的专业决定权，已经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为避免导师与学员之间任何形式的事先沟通，“好声音”有一系列应对手段。导师与选手事先“绝不可能见面”，导演组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暗示，这些都明确写在节目组与导师签订的合同上。

然而，在《中国好声音》一夜成名的故事里，“正能量”总会变成重要的关键词。从新闻转入综艺的田明已经有20年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而他总以为只有具备价值观引导作用的电视节目才能释放更大的价值。因此在《中国达人秀》时，他尝试过关注平凡人，尊重平凡的人生情感，而这一次他找到了“正能量”这个切入点。

在灿星团队的节目制作原则里，台上选手的情感只有引发大众的内心共振，节目才有可能成功，因此灿星决定透过《中国好声音》将大众的关注拉回到声音的本质，尊重每一位歌唱者，尊重梦想，而“苦中作乐的正能量传达远比拼苦情更有力量”。

虽然灿星为一种国外模式赋予了中国的价值观，但每一场录制开始，《中国好声音》就有了自己的运行轨道，不管导演组为学员设定了多少故事点，倘若最初声音无法打动人，故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导师和学员双方对于自己下一步即将面临什么都是未知，每个人的反应只能是当下的真实感受，节目也变成了一场全体的真人秀。

不一样的生意

《中国好声音》对于观众来说，像是夏天里一个意外的惊喜，但站在后台的田明却平静许多，这一切其实都在他意料之中，对于灿星团队，它也只是另一个起点。

近几年里，各地方台都在做着购买国外节目版权的事情，田明每个季度都会与推销海外节目的国外代理商见面，虽然他们每一次会带来八九个国外风靡的节目，但真正适合中国的，每半年仅能遇到一两档。

制作《中国达人秀》时田明与版权代理公司IPCN初建联系，也与这家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那之后他也是从IPCN那里听说了《The Vioce》荷兰原版。但从《中国达人秀》到《中国好声音》，田明和他的团队也已经有了不同的身份。

田明1992年加入上海东方电视台并一路晋升至SMG副总裁，在2011年他接受新的任命，成为SMG投资控股的星空华文传媒首席执行官，并兼任星空华文管辖之下灿星制作总裁，而原SMG制作团队的核心人物也随田明从东方卫视走出体制之外，填充入灿星制作。

虽然现在灿星制作核心成员只有15人左右，然而从《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好声音》都已经列在这个团队的履历中。陆伟将团队描述为，“一个敢想敢做的田明，加上一群在理想的名义下做事的人”，这次遇到《中国好声音》似乎是为这个团队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释放点。

“每一次都是原以为不可能的挑战，每一次都会将自己逼到绝路”，灿星制作两年前尝试做《中国达人秀》的时候，团队压力异常，在节目尚未制作之前，就需要支付几百万的版权费，在这种高风险面前，团队成员经过四五天时间的反复研究才艰难的下决心引进，但最终也没有让自己失望，《中国达人秀》最后一期曾创下5.7的全国收视率。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年间团队的成长也让陆伟感慨。这次遇到《The Vioce》，灿星也更多了一些从容的心态，《The Voice》在世界各国交出的成绩单也给了他们更多的自信，2010年《荷兰之声》在荷兰RTL4电视台一经播出，就吸引了占总人口18.2%的电视观众，2011年，美国版好声音经NBC电视网播出，第二季的平均收视率达到6.7%，这个节目模式迄今已经红遍37个国家。

因此对于《中国好声音》中国版的播出效果，灿星似乎没有过担心，只是以350万元成本买下《The　Voice　of　Holland》三季版权之后，灿星就开始寻找那个释放节目价值的平台，但却意外遭遇东方卫视的拒绝，对于其中缘由，团队一向讳莫如深，就在这个时候灿星遇到了浙江卫视。

对于《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的角色远远不只是一个播出平台，其实它与灿星制作一样，是《中国好声音》的“合伙人”。

2008年，音乐综艺节目《我爱记歌词》让浙江卫视的收视率排行从第十跃居前三，加上之后的《非同凡响》，浙江卫视做足了平民歌唱的功课，但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总感觉自己离音乐电视的最高点还差一步，始终未能触摸到真正最能代表音乐的东西，而遇见《中国好声音》，那种感觉像是“终于等到了”。

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在《中国好声音》里面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诉求点，这更像是一场情投意合的合作，但灿星带着《The Vioce》找到夏陈安谈细节的时候，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等到双方将合作模式的各个边边角角都谈妥，至少也是几十次谈判之后了。

灿星最初想到的自然是自己以往熟悉的方法，由浙江卫视全额出资，而灿星只负责内容制作，这也是当下电视节目制作的习惯性模式，制作方当然会相应节省制作成本以扩大收益边际，因此只给出2.0的收视率保证。然而基于该节目8000万元的打包售价，浙江卫视并不满意灿星这一毫无悬念的制作效果承诺。

然而倘若灿星全额出资，浙江卫视又不想只做灿星的播出平台，因此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双方最终才决定“共同出资，风险共担”，虽然灿星负责内容制作，浙江卫视负责整体运作、技术支持和营销招商，但《中国好声音》团队实则由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团队与灿星制作《中国达人秀》团队混编而成。

尽管最终的合作模式不同于最初设想，但灿星依旧保留了收视率2.0的承诺，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则利润共享。这是灿星的另一个“不可能”，也是浙江卫视之前未有过的压力，广告部进展受阻，冠名商更换了多次，甚至在开播前一天都有人告诉夏陈安这个模式不会成功，但这已经是他们共同的赌注，双方利益已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谁都没有退路可走。结果，只是第二期，收视率就已经超过2.0，双方都是赢家。

与浙江卫视合作谈妥之后，灿星也曾想与视频网站复制同样的合作模式，灿星为视频网站提供海量素材，视频网站负责素材的整合互动，而不仅作为线上播出渠道，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网站看好这个模式，也自然没有人敢尝试。

最终灿星还是以几十万一季的低价卖给了8家视频网站，并实现同步直播。《中国好声音》的网络渠道加速了节目的迅速蔓延，也引来众多寻求合作的广告商，爱奇艺每期节目的播放量都能达到几千万次，并已收获千万元的广告收入。

转身之后

8月24日，又是一个周五的夜晚，《中国好声音》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6期的盲选，开始第一场导师队内PK，严肃和庄重换下了之前的活泼气氛，不附带故事的《好声音》相比第一轮更贴近歌唱的本质，赛事进行过半，第一季的节目录制已经全部结束，灿星也开始着手启动后期产业链。

节目刚进入制作阶段，灿星就已经与中国移动建立联络，并计划将所有学员的歌曲制作成彩铃。陆伟也曾表示，“中国移动对此项目非常有信心，而预估单个歌手能实现1000万元的下载额”，但对于灿星，彩铃只是一种线上推广渠道，而产生多少收入并不是重点。然而灿星与中移动的合作方式和分成比例尚未明确，选手人气的持续性也尚未知晓，这些都为彩铃下载前景掺入了很多未知因素。

灿星的野心其实远不止于此，“阴雨未停但东方即白”这是田明对于音乐市场的预测，在《中国好声音》之前，灿星制作就已成立经纪公司，从《中国好声音》和《中国达人秀》走出来的选手都可以成为公司的签约艺人，而接下来灿星甚至计划成立好声音音乐公司，为后端产业链开发做下铺垫。

这一次，灿星选择的合作者是刚刚成立的恒大音乐公司，并决定在总决赛一周之后的9月21日举行“好声音”澳门首场演唱会，同时筹备的还有新加坡、美国等海外演唱会，而灿星计划打造的“V-house”巡演计划也开始与各地连锁酒吧谈合作，这些都将成为灿星选定的营销和推广渠道，灿星最终想要实现的是音乐产业的一系列改变。

不过选秀节目的成才率低，这是音乐行业的普遍规律，之前多个音乐选秀节目中选手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星外星音乐副总经理丁太升则以为，“国内音乐市场从来都不缺少的就是好声音”，数字音乐和现场演出的确是很多音乐公司的运作路径，但整个音乐行业的问题是产业链和有效盈利模式的探索，这完全不是打造几个歌手可以改变的。

当灿星遇到《The Vioce》，在原本成功的模式架构里，融入精致的制作笔法，并赋予它“正能量”的气质传达，虽然转身之后的音乐产业蓝图效果未知，但好声音依旧是一个节点，或许就此将电视节目引入大制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