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是什么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是指热爱分享和动手，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创客并非今天才出现，乔布斯的搭档沃斯尼亚克就是典型的创客。创客们通常活跃在开源硬件社区，笃信开源精神，创客的群体与开源硬件运动的兴起密不可分。两件事情带来了近年来创客群体的发展，其一是家用级3D打印机的普及，让创客打造产品原型更加容易；其二是Arduino 这一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的出现，降低了普通人参与开源硬件的门槛。

在国外，创客已经成为一股新兴潮流，并随着可穿戴设备兴起、软硬结合的趋势成为后智能手机时代的焦点、释放价值；在国内，创客多活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的创客空间，比起外界赋予他们的使命和期待，中国的创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入职英特尔刚满一年之后，23岁的潘昊选择了离开这家大公司。

离职的原因，与很多心气颇高的年轻人并无二致：潘昊说，一年多下来，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也足够让他望见10 年后自己的样子。他不想继续做一个螺丝钉，看着自己在平坦笔直的道路上渐渐老去。

这并不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跳槽，更像是鸟儿凭着本能奋力挣脱了牢笼，广阔的天空到处都是方向，可是往哪飞，不知道。

他骑着自行车在半个中国转了几千公里，排除了再为大公司打工的可能性；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一家蒙古人开的外贸公司，参与采购从除草剂到钢管到打印机，每天接触五花八门的产品类别，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昊接触到了开源硬件，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Arduino的论坛。

对于那时候的潘昊，Arduino就像一个神奇的指环，开启了他内心深处的封印，少年时对于折腾硬件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论坛上充满开放分享精神的其他硬件发烧友，也让潘昊觉得如鱼得水：几乎任何人，即使不懂电脑编程，也能用Arduino做出很酷的东西，比如对感测器作出回应，闪烁灯光，还能控制马达，Arduino的存在让制作硬件的门槛极大降低，热爱动手的人们不需太高成本也能创造出好玩的硬件产品。

这些开源硬件的元件毕竟不属于大众市场，难以标准化就意味着成本较高，“如果能够实现小批量的定制生产，至少可以帮喜欢开源硬件的朋友们降低成本。”

2008年，24岁的潘昊揣着5000元南下深圳开始生产开源硬件，创办Seeed Studio（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当他和唯一的合伙人缪建国（潘昊一位同学的弟弟）来到租住的农民房中，一个做工程师，设计、焊接、加工，一个负责采购和物流时，他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他会被贴上一个闪光的标签并在“下一波产业浪潮”面前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2012年之后，潘昊们开始更多地被外界称呼为“创客”—— 一群围绕开源硬件，热爱动手，把创意变为现实的“造物者”。2013年，当“硬件复兴”与“软硬结合”越来越成为巨大的产业趋势时，有想法、懂硬件、擅长动手的创客们便成为了产业浪尖上的珍珠，开始吸引着从软件公司到硬件厂商；从移动互联网巨头到大牌VC的目光。

潘昊说，这种被成为焦点的感觉很奇怪，“创客们本来自顾自的做一些事情，突然边上很大的浪过来了，被推上了潮头。”

从潘昊的感受中，能够看出创客圈子和主流商业环境的游离与隔阂，然而这种游离只属于过去，未来几年，创客人群与主流商业的融合将会成为必然。

随着手机创新遇到瓶颈，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穿戴设备的浪潮兴起，不过仅仅是下一个阶段性机会罢了。

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终端将会成为人体的延伸而无处不在——从智能腕带、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甚至电子文身；而在人体之外，家庭或办公室中的许多物件也都将面临智能化和IP化的机会。

事实上，过去在智能手机层面的竞争，都是围绕着4英寸左右的屏幕在争夺，然而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更大的界面，下一个时代的商业机会将属于更广阔视野的软硬结合，尤其是在软件的层面云正变得无处不在的同时，硬件将会成为亟需补齐的下一个短板，在这样的背景下，熟悉开源硬件而又充满创新潜能的创客们自然在这个时候会成为焦点。

不过，对于国内活跃的创客群体来说，目前外界对他们的认识与期待显然显得过于笼统而又标签化，国内创客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这个群体是一幅怎样的画卷？他们如何看待可穿戴浪潮与软硬结合趋势？本文通过深入采访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最典型的创客圈子，试图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创客——这群下一轮商业浪潮面前最活跃的一批变量。

■ 深圳 创客的天堂

在国内创客最集中的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中，深圳是产业链最完善的城市，一个创客来到这里可以完成从产品原型到做出产品再到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这里既有创业氛围浓厚的柴火创客空间，又有haxlr8r这样的硬件加速孵化器，还有Seeed Studio这样的能够为创客提供小批量生产的组织，然而，就在不远之处的华强北更有不少山寨厂商蠢蠢欲动，这里充满机会，也不乏陷阱；空气中弥漫着进取，也散发着狂热；是冒险者的乐园，更是一个激烈的红海。

冒险者的乐园

阿龙是一个在深圳的广东人，今年31岁，单身。

他并不避讳对人谈起自己对的婚姻打算。“我们这边的人讲究先立业再成家，所以我从一家工作了四五年的事业单位辞职出来，我相信开源硬件的创业机会会让我赚到第一桶金。”

阿龙目前活跃在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他参与一个开源硬件创业项目，致力于打通硬件开发的Arduino与软件开发的的Andriod，帮助更多软件背景的人以更低的门槛做硬件。

在今年年初广州的一次开源硬件活动上，阿龙面对现场听众用这样一句颇具煽动性的话作为演讲结尾。“五年前的电商机会，我们错过了；三年前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我们没有抓住；今天的开源硬件兴起，你们还打算让机会被别人抢走吗？”

对于这一波软硬结合的大潮，阿龙属于热血沸腾的参与者，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会很认真地问到“你认为应该是开源硬件还是硬件开源？”

“这重要吗？”

“我认为这很重要，只是开源硬件的话意味着这个事情还是创客那个小圈子在玩的，而硬件开源则是一个更宏大的产业趋势，联系到去年国外学者讲的软件正在吞噬一切，未来在这股浪潮下一定会诞生今天谷歌这样量级的公司，这也是我为什么看好潘昊做的事情，在趋势面前，即使他不去做也会有别人来做。”

甚至在一次参观完潘昊的公司Seeed Studio之后，阿龙很认真地问了潘昊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您打算怎么帮助深圳的制造业完成转型？”

阿龙代表了一批对这一波开源硬件机会无比狂热的人群，他们大都来自原有的创客圈子之外，但却会更敏锐地在创客所做的事情上寻找机会。在这种狂热下，他们看到今天的开源硬件热似乎是一个既能实现个人财务自由，又能拯救深圳乃至南中国制造业的天赐良机。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狂热，在后山寨机时代一度沉寂的不少产业势力面对今天的开源硬件热时都迅速地绷紧了肌肉，他们的产业积累、执行力和包容性使得深圳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了全球独有的创客天堂。

这种全球独有的创客创业土壤体现在不少硅谷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常驻深圳来实现自己的硬件创业梦。

美国人Zach Smith是一个“遭放逐”的理想主义者。这位开源精神的坚定践行者是家用级3D打印机公司Makerbot的联合创始人，去年5月因为与其他联合创始人在开源理念上的分歧而来到深圳（Makerbot的3D打印机本身靠开源起家，但是其合伙人认为，要想进一步商业化就需要从开源走向重视知识产权，Zach认为这违背了他对开源的信仰），负责运营硬件加速孵化器HAXLR8R。

HAXLR8R可以被理解为硬件创业领域的Y Combinator，位于华强北一栋不显眼的写字楼中，他们为全球范围内入选孵化器的硬件创业团队提供 25000 美元（占 6% 的股份），孵化周期为 3 个月，第一个月评估初创团队的产品、产品的潜在市场，指导团队找到正确的市场方向，第二个月帮助开发产品，指导设计和生产，第三个月帮助创业者了解推广以及品牌，最后两天在美国展示，获得融资。

选择深圳作为硬件孵化的落脚点已经成为了全球创客的一种共识。6月底，美国另一家硬件创业加速器 HighWay1 上线，它的目标和HAXLR8R 有着相似的目的：将美国本土的硬件初创团队搬去深圳，快速迭代原型，寻找供应链。

除了这些硬件孵化器，一些硅谷的冒险家也来到深圳充当掮客角色：一旦某个项目上了Kickstarter并募资达到可量产规模，他们就会发一封邮件过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忙联系在深圳的工厂来做产品的代工生产。

国外创客们纷纷来到深圳落脚的逻辑很简单：创客的本质是把想法做成产品，这些想法成为产品后并非百分之百靠谱，所以就需要验证。3D打印机的意义正在于此，能够在设计环节快速打印出模具；但是一旦涉及到做出产品或者进行小批量生产，硅谷的创客们会发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原件几乎都来自深圳，索性干脆常驻深圳，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在华强北方寸之地以极低的价格买到所有他们需要的原件，如果产品有小规模量产的需求，还有成熟的产业链条可以对接。

创客生态的关键力量

当然，深圳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范围内对创客有着吸引力，更离不开潘昊的Seeed Studio。

Seeed Studio的定位是做创客们的“军火商”，正如潘昊当初来到深圳创业的初衷，让创客们做硬件产品所需要的元件更便宜。Seeed Studio本身也是全球第三大销售开源硬件产品的电商，海外的创客可以在其上买到从硬件开发板到元器件的各种工具，如果做出了产品，Seeed Studio也能成为高效的销售渠道。

在军火商之外，Seeed Studio也扮演着创客赋能者的角色。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创客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商业化，在做出了原型之后，从10件到1万件的小规模量产是Seeed Studio可以帮助完成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的开源硬件创业，这种从10到1万件小规模量产的帮助已经足够——不同于软件创业必须用户动辄千万量级，一个年产数千台的硬件产品足以让一个小团队活的不错，更何况硅谷创客们选择市场化的开源硬件产品通常都有着极高的利润率。

潘昊认为Seeed Studio与HAXLR8R等硬件孵化器是一种互补关系，他同时也是HAXLR8R项目的联合发起人。优秀的创客项目通过HAXLR8R的筛选和孵化成为商业化产品，他们的小规模量产阶段就可以与Seeed Studio对接，此外，这些折腾开源硬件的人和团队越多，对于开发板等工具的需求就越大，而这恰恰是潘昊的生意。

尽管拥有生产加渠道能力，潘昊却并不打算扩大自己的产能，把生产上限从几千件扩大到数十万。

在国外众筹平台Kickstarter上募得资金过千万美元的Pebble智能手表在生产阶段曾经来深圳找过潘昊，“但是他们的量是两万以上，我就劝他们去找大厂做，我们做不了。”潘昊说。

潘昊之所以无意扩大产能是因为，创客其实没必要担心被山寨。因为过于细分且量太小，大厂商不屑于抄。创客就像独立电影，它会是商业电影的补充，但是终究就是小众，硬件的魅力就在于不必贪多求大，每卖出去一件产品都有利润，只要服务好小众人群就能活的不错。

事实上表面看起来不够“有野心”的潘昊确实活得不错，过去3年Seeed Studio年增长率都超过100%，虽然产值只有5000万人民币，但利润却高达40%-50%。

对于潘昊来说，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专注于服务好创客人群的同时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创客。

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是在潘昊的资助下建立的，但是潘昊更希望柴火是一个中立的平台，吸引更多开源硬件的爱好者来玩，如果其中有哪个团队想要真的做点事情，寻求商业化的帮助时就可以来找Seeed Studio。

人人皆创客

今年31岁的高磊是一个留日归国的设计师，在日本时深受当地成熟的硬件环境影响，2011年，当他决定围绕开源硬件做产品时，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创客圈子中呆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了入驻深圳。

“这三个地方的创客空间中，我在上海呆的是最开心的，那里最有做东西的氛围，不论是中学生、老外、还是软件工程师，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碰撞那种氛围非常棒。可是后来发现大家更多还是在把这个事情当作一种休闲，北京也差不多，虽然热闹，但很难静下去。真正想要做一些能够商业化的事情时候，最终还是选择来深圳。”高磊说。

在高磊看来，现在软硬结合的机会之所以让人兴奋，在于硬件创业再火也只是硬件工程师们的专利。得益于Ardunio让做硬件的门槛极大降低，纯设计师背景的高磊也能够围绕健康管理的手环进行创业，只要有好的产品想法和设计。

高磊进行创业的想法起源于他常年在外的经历。他的父亲患有慢性病，自己却常年不在身边，每次只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 ，如果能有一个链接App的手环，当在千里之外的高磊点击App中的提醒按钮，佩戴在他父亲身上的手环就能震动提醒他吃药或者锻炼，该是一种极好的情感纽带。受日本养成游戏的影响，高磊还在提醒功能之余为手环增加了游戏属性，在App中，父亲变身成一个卡通人物，这个卡通形象要想健康成长必须通过消耗走路步数来获得虚拟人物所需要的食物、阳光和水。他认为，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都是宠物养成，到了一定年龄需要开始注意健康养成了，好在可穿戴的热潮提供了这种机会，他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新我”。

如果在过去，这种想法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现实的种种障碍总会磨去这些创意的棱角。但是，在深圳柴火创客空间，毫无硬件背景的高磊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和各种跨界知识背景的团队伙伴一起做出了产品的原型，也正是在这个圈子里，高磊找到了他的技术合伙人和经验丰富的嵌入式硬件工程师。

当然，对于小团队来说，一旦涉足大众消费级的硬件产品无异于九死一生，高磊只能尽量在健康手环这个红海市场中寻找细分，走亲情路线的健康管理手环是靠着现阶段资源来做的，将来还是会以此为跳板去做一些大公司不会触碰的细分市场。好在硬件崛起的伟大之处在于这将不会如同互联网时代一样是一个寡头市场，硬件的弱替代性和相对较高的获取成本决定了消费者会有相对较高的产品忠诚度；另一方面，只要产品能打入哪怕是非常细分的人群，数千台的销量也能让一家创业公司持续获得健康的现金流。

被创客影响的制造业生态

越来越多高磊这样的硬件创业者来到深圳，依托于Seeed Studio在商业化后端的支持以及HAXLR8R这样的硬件加速孵化器的孵化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创客生态圈，同时，这个创客生态圈也正在对深圳的更大的制造业生态产生着深远影响。

在潘昊看来，深圳制造业的生态体系，被创客们看作“恐龙”的MTK处在最上游，他们的一个小的举动，都能够让创客们的工作变得轻松很多。比如当他们看到物联网是一个方向，就做一些射频处理器，创客们看到这些自然心花怒放，如果说创客们是DIY造车的，MTK这样的原厂则是提供轮子的。当然从对待外部变化的态度来说，这一类的原厂也是最保守的。

比原厂规模小一些是design house（专门的第三方手机或硬件设计公司），潘昊曾邀请过一些design house一起为创客们做些事情，但是他们对于量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上百万的量产规模都不会去做，他们原本的特长是设计能力，但是当硬件越来越细分，从百万规模走向上千规模之后，这种设计能力的优势正在逐渐衰减。

在design house的下游，是一些山寨厂商，这些山寨厂商中正在蕴含一些可喜的变量。以前的山寨厂商主要追求以量取胜、薄利多销。随着山寨手机神话的破灭和眼界更广的厂二代接班，一些厂二代会愿意对新的技术趋势作出积极应变。如果说他们打江山的父辈靠的是规模化，厂二代们要想寻求山寨厂商的转型则需要寻找差异化，小批量和细分人群，这恰恰是和创客们可以对接的，事实上，一些深圳的厂二代也正在积极寻求与创客团队的合作，补齐其产品在差异化和设计感的短板。

比山寨厂商规模更小的则是如潘昊的Seeed Studio，出货量在1万以内，但是却正在成为更加重要的产业力量。创客们释放出的创造力和设计能力将会借助Seeed这样的渠道。

对接更大的商业资源，一方面Seeed比其他厂商和投资人更懂创客，另一方面，通过Seeed的渠道，创客群体的创造力与大规模硬件厂商的产能一旦结合，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在山寨机时代靠大量定制生存的design house。最可预见的是，未来一些开明的山寨厂商甚至会主动与创客群体对话，在创客中征求创意和设计外包，靠着细分和差异化完成转型。而这，也将可能成为深圳创客文化带动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 上海 创客回归本质

深圳永远会给人一种积极进取、不断奔跑的感觉，而上海就显得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具体到两地创客群体的区别，亦是如此。

与深圳创客的代表人物潘昊身上强烈的创业基因不同，上海创客空间——新车间的创始人李大维却更像是一个老顽童。和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中的创客们干劲十足地折腾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形成反差的是，李大维却更热衷于鱼菜共生这一开源硬件项目：鱼缸上面种蔬菜，鱼的粪便做菜肥形成自循环，甚至鱼缸上种出的小黄瓜、小番茄都会被李大维作为食材摆上餐桌。

这种细微差异的背后，是两地创客空间对于开源硬件的微妙态度。在上海的新车间中，创客更加回归到作为兴趣和爱好的本质，这也是因为新车间的三位创始人中有两位是在沪的美国人，经常活跃在创客空间的一半以上都是外国人，他们更愿意把新车间作为一帮老男人下班后的游乐园，和工作之余组个球队、攒个酒局没什么区别。

“新我可穿戴”创始人高磊在回忆上海新车间的氛围时曾经说过；“当时在上海新车间的日子是非常开心的，真的是有那种做东西的氛围，小孩也好、没有专业背景的也好、大公司里专业的工程师也好，都会来到这里共享和碰撞，热心的帮助其他人做东西，那种氛围是全国创客空间中最棒的。”

为了保持上海新车间这种纯粹的创客氛围，李大维甚至把一些想要创业的团队都请了出去。“如果有的创客想创业，我会把他们介绍跟叶琛的DF Robot合作，再远了可以跟深圳的潘昊合作，而新车间本身还是希望是一个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做东西的交流场所，商业化的事情有人有平台去做了，我也没有必要去介入。”

在上海的创客圈子中，叶琛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深圳的潘昊。

叶琛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毕业的工程学博士，起初只是在回国之后热衷于DIY机器人。2008年，他开始经营电商平台DF Robot。DF Robot以制造、代理和销售机器人及相关硬件起家。三年的时间内，其将开源硬件做成了著名的线上销售品牌。顾客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在平台上买到一些很难在市面上买到的电子零件，它们大部分基于Arduino开源操控平台开发，是创客们做开源硬件的工具之一。

不同于靠着资本不断输血的电商，DF Robot从创办不到一年就开始盈利，并且每年以200%-300%的增长速度发展着。商品涉足领域包括机器人零件、开源硬件、成品比特硬件，还有众多人机交互产品。

如今，叶琛希望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机器人之外，甚至包括智能家居。叶琛希望帮助更广义的创客们做产品的小批量生产和销售，从每件销售的产品中获得分成，对于创客来说，DF Robot既是元件采购平台，也是生产和销售的平台。

总的来说，李大维和叶琛现在做的事情更多还是吸引更多普通人成为创客，在他们看来，创客和开源硬件的热潮都是从大洋彼岸传过来的，反观国内的创客环境其实还是处在初期阶段，需要首先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做硬件本身并不困难，并不比写代码复杂多少，只有更多的人通过创客空间被吸引进来，创客才会形成真正的一股产业力量甚至思潮，商业化的事情也才能水到渠成，而这恰恰是新车间的使命。

与创业热潮保持一定距离的好处是让李大维能静下来观察和反思目前出现在国内的开源硬件浪潮。

硬件创业：走出思维定式

李大维担心，如果今天的这轮开源硬件的创业者依然是用张江模式去做，可能不太会有未来。

“上海并不是没有硬件创业的基础，10个张江男中有5个晚上回家之后都会自己做一些开源硬件的东西，有一些还非常不错。但是他们的纠结在于无法摆脱他们老板走过的张江模式：招30个工程师，融500万美元启动资金，做上3年，把产品做到世界上最便宜的。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的硬件创业，只要先做出产品原型，拿到Kickstarter上募资，只要募集的资金能支持做出500件成品卖出的利润就足够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还去追求量大和薄利多销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了。”李大维说。

李大维清楚地记得两年之前当Seeed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时，潘昊被他请来上海给张江的硬件工程师们做分享。潘昊讲了诸如他在深圳在做什么，什么是开源硬件，他们产品是什么。可是台下的张江男关注点并不在这里，他们把笔记本拿出来在网络上开始查，一看潘昊做的是pvc板，瞬间算成本，半小时把它的成本分析完了，算完成本再看它的定价，于是在潘昊演讲完QA环节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你凭什么卖那么贵？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如果不再加上三五个功能你的东西没理由卖这么贵。”

在张江硬件工程师们的意识里，一件产品利润只有压到10%之内才是合理的，可是这种思维恰恰是他们参与到这一轮硬件创业时最大的障碍。

例如深圳硬件加速孵化器HAXLR8R曾经孵化过一个美国夫妇关于真空低温烹饪法的项目，这个名叫NOMIKU的项目去年6月登上Kickstarter，标价为359美元，并成为Kickstarter上最快募得10万美元的项目之一。可是这个项目在李大维看来，一个创客花费不到100人民币的成本就能做出一个，之所以能卖那么贵，是因为其背后抓住的是特定的细分人群，这部分人群愿意为高利润的酷产品买单。

当然也有另外的原因。“国外Kickstarted上硬件产品的主要消费人群还是用一种消费奢侈品的心态去鼓励创新，而国内的消费水平目前还停留在靠宝马、LV来炫富的阶段，这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李大维说。

这也是国内类Kickstarter平台如点名时间等尴尬的原因：一方面没有那么多人群愿意为创新的硬件产品付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所以国内众筹平台上所能募集的资金与Kickstarter相比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为了能够被更多人认可已筹得资金，上国内众筹平台的团队也不敢定价过高。

然而，硬件创业其实是可以靠高利润率的产品依靠细分人群小批量的生产获得不错收益的，它本就不太可能成为国民级别的产品，只要抓好细分人群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走薄利多销以量取胜的老路呢？

创客群体的融资之困

也许，在即将到来的软硬结合的大时代，属于创客们真正的机会是让成就一千个小而美的公司成为可能，而不是杀入到只有一个巨头的红海市场中成为炮灰。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可能趋势则是，对于创客来说，传统VC的模式未必行的通，众筹和P2P的预售将会更能够支持小团队走的更远。

汤亮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创业者，他在深圳华强北组建了一个只有5人的创业小团队，生产被称为高阶树莓派的开发板Cubieboard，他和其团队在国外众筹平台Indiegogo上也募集了9.5万美元的融资。不过，即便没有外来资金支持，汤亮这个小团队也能够活的非常不错。据李大维介绍，Cubieboard开发板年产2万台，年销售可超过100万美元，利润也有60万美元，5个团队成员平分，每人每年也能有过百万的收入，而且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上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们，你们未来5年的打算是什么？他们这个生意在未来5年内不会消失，可能今年两万片，明年3万片，后年4万片这样慢慢的翻上去。

我说你们现在没有去想找VC，有一整批VC会排队见你们，但是一旦你们接入了VC就是要赌的，意味着你们要放弃未来5年很稳定的收入去面对更大的风险，跟VC赌一个大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讲故事的。”李大维说。

“所以我就问Cubie团队，你现在这种收入买房结婚到三十多岁基本上可以靠这个退休，那个是可以选择的生活；还是说你现在要趁着年轻趁着手上有一副好牌去赌一把，赌的话就意味着要和国际顶端的开发板制造商一起竞争。”

事实上，对于创客创业来说，Kickstarter为代表的众筹模式其实为他们带来了传统VC渠道之外的另一种路径，VC是永远需要故事的，他们明知投的产品中十个有九个可能会失败，只要赌对一个就能退出，好的故事往往意味着产品要从小众细分走向大众市场，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创客并不具备逐鹿大众市场的实力，当然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VC的互联网从业经验某种程度也决定了他们做事的方式。

但是这一波开源硬件为主的创业完全是和互联网创业不同的概念。一个创客有了想法后做出原型，他可以通过Kickstarter这类众筹平台募得启动资金，然后找Seeed Studio这样的平台做小批量的生产，年产数千件，利润超过30%足以让团队活下去，在现金流稳定增长几年之后再伺机切入更大的市场。

不过，并非所有的开源硬件创业者都会甘心耕耘一个小众市场，很多时候，就算他们有心，迫不得已引入的投资人也未必允许他们毫无作为。

公司位于上海的胡俊峰今年30多岁，是一位成熟创业者，他的创业项目SmartWallit 智能钱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Kickstarter上募集超过7万美元，胡俊峰自称是国内创业团队中上各种众筹平台最有经验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团队，参与众筹更多还是为了宣传。

SmartWallit 是一个基于蓝牙4.0的智能钱包，准确的说，它是一个可以挂在钱包上的卡片，通过蓝牙通讯与手机连接，当钱包与手机距离超过一定范围时（25米)，两者都会发出滴滴的声音提醒用户出门不要忘记带手机或者钱包。当用户的钱包找不到时，点击手机专用 App，SmartWallit 便会发出响声，同理，找不到手机时，按下 SmartWallit 的唯一按钮，手机便会发出声音。

防丢之外，SmartWallit 集成了一个三轴加速度计、光线感应器和距离感应器，当用户打开钱包时，手机会推送一条“钱包被打开”的消息，地理位置、时间等相关信息也会自动发送到专用 App 中，帮助用户进行财务管理。

作为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产品，胡俊峰最近却在为融资问题头疼。

SmartWallit请了顶尖的瑞典设计团队做的设计外包，按照胡俊峰最开始的想法，他希望把这款智能钱夹做成高利润附加值的产品，年产不超过4万台，营业额超过1000万，先走细分市场，再利用销售资金慢慢迭代产品，几万的销量不会引起华强北的注意，反而能够帮他实现更多关于产品的创意。

但是资本等不了他们的按部就班。

“现在看，我们第一轮天使融资的50万太早了，一下拿去20%的股份，第一轮天使等了我们七八个月一直没出成绩，迫不得已我们就孤注一掷上Kickstarter，当时追求的是必须一炮而红，否则在7月我们预计的产品出来之前是没有收入的，投资人也着急，还好通过Kickstarter的宣传效果有新的投资人找来了，pre-A的意向投资人就觉得我们第一个天使轮融的太早，为了避免股份被过度稀释必须尽快做大跨过A轮直接进B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必须要铺开，还要有一个大的故事。”胡俊峰说。

在新进入投资人的设想中，SmartWallit要想有一个大的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记账这个用户需求把硬件做得足够便宜甚至不赚钱。

例如，钱包打开之后传感器可以判断用户每一次消费行为，提醒并协助用户记账。比如说用户一天打开十次钱包，每次可以收到声音提醒，用户可以当场记账或者当场不记选择回家再记；当发现某条记账是误操作，可以拍两下钱包就把它删除。这不仅比随手记那种主动地记账软件要更加便捷，当这个融合了记账和防丢于一身的智能钱夹量足够大时，将会带来一种史无前例的最精准的消费者消费洞察数据，其商业想象空间巨大。

这样的故事要求胡俊峰要能把SmartWallit的价格做到数十元人民币，利润做到忽略不计，从而将自己放到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商业赌注中去。

最新消息是胡俊峰取消了pre-A意向投资人的融资协议，开始接触其他的投资方，无论如何，他已经很难再回到一种在小众细分市场追求高利润慢慢迭代产品的创业路径中了。

■ 北京 跨界融合诞生新机会

与深圳优良的创业土壤、火热的创业氛围以及上海的冷静和回归本质的创客文化不同，北京的创客空间更多在追求跨界中寻找价值。

作为互联网时代中国当之无愧的中心，北京积累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人才；同时高校的云集也让北京拥有丰富的艺术和设计的人才资源，当创客们不是直接地追求产品的商业化时，这种跨界的碰撞很有可能诞生出意外的价值。

“每次到北京，如果有时间我会必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中央美院。他们代表了创客的两端，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设计。设计解决的是我要到哪里，我要做什么，技术解决的则是从A点到B点如何实现，两者缺一不可。”潘昊说。

而在北京创客空间创始人王盛林看来，创客的本质就应该是一种跨界的思维碰撞，不同背景的人取长补短，才能产生非常规的创新。

在王盛林的计划中，北京有很多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他们其实都会做一些实体项目，并不是狭隘的硬件创业，把这些资源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将会产生更大的机会。

王盛林确实也是这样的跨界背景：他本身并非技术出身，读的是商学院，在乌克兰教过书，与艺术圈和电影圈都有联系，又能搞定中关村管委会这样的政府机构，善于言谈，更擅长商业资源的整合，这也是早就出现在北京创客空间风格的一个原因。

当然北京的创客群体中也有不少原教旨的创客，北京创客空间最早的创始人肖文鹏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2007年，高磊在折腾一个搭讪器的项目，曾经到北京创客空间寻求过帮助。

“我那时候做搭讪器，硬件部分搞不定，就找肖文鹏帮忙了。他当时还在IBM，是典型的工程师，特喜欢做东西，自己做了一个博客，把很多想法都共享出来。他是那种受西方创客文化影响非常重的人，骨子里热爱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北京创客空间的条件非常艰苦，就在崇文门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非常破，后来它的合作伙伴王盛林跟中关村管委会把更大的场地谈了下来，情况就有了转变。”高磊说。

在王盛林看来，创客不能只是一群狭义的热爱折腾硬件的工程师，应该引入更多跨界的人才参与进来，首先要做的就是促进一种开放的交流。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创客空间，为此王盛林一方面向中关村管委会申请了200多万的3D打印机等设备，力图打造国内最大环境最好的创客空间；一方面则是举办各种面向菜鸟的创客工作坊和参加尤伦斯艺术中心的艺术展寻求跨界资源。

“最近很多人问我可穿戴硬件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认为第一它必须是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还用过去硬件的玩法，必死无疑；第二是一定要能把它做成一个时尚产品，Google Glass事实上已经失败了，叫好的不少却很少有人愿意真的花钱买，因为他还是在做一个科技产品。”王盛林说。

在王盛林看来，正如之前女人不抽烟，后来通过广告当抽烟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越来越多女人开始成为烟民。创客们做硬件创业也好，做可穿戴也好，当他们打入到跨界的圈子中去，也许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例如，现在一些创客在做智能钱包，如果Cucci出一款智能钱包，更贵的价格，买的人也会趋之若鹜。

对于北京创客空间来说，王盛林的构想中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针对创客的孵化器，不仅体现在能够帮助普通人也能做出硬件产品，更在于跨界的人才在创客空间中碰撞诞生伟大的产品创意，一旦有团队能够做出产品原型，创客空间可以帮助创业团队对接小批量生产的产业链伙伴，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一些足够有趣的创客做的产品原型可以被拿到尤伦斯艺术中心之类的时尚和艺术展览中卖，并有可能帮助创客们找到潜在的跨界合作伙伴。未来如果有创客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上Kickstarter，王盛林还能介绍专业的视频制作团队和市场推广伙伴，让创客的产品被更多非硬件领域的人知道。

创客的本质就是一种多元、分享和跨界，或许对于现在总是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跨入红海的创客们来说，用一种跨界的思维去看待自己做的事，还真的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尚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