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跃幕，作者丨七月

近期，带动IMAX走上“快速通道”的《阿凡达》在国内“空降”重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比自主线上购票价格低的“电影票代购”突然凸显了出来。

实际上，“电影票代购”并不是国内电影市场上今天才出现的产物，早在线上购票平台兴起之际，“电影票代购”就已经存在。经过了国内电影市场多年以来的成长，“电影票代购”也壮大成了一门生意。

值得关注的是，“电影票代购”的月销量确实较为可观，而实时票房往往是以“代购”前的票价进行统计。这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如今足够透明、公开的实时票房仍可以掺杂人工操作的“水分”，票房统计的意义正在被“击垮”。

再加上，在不断提升的票价“掩护”下，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数据仍为光鲜，观影人次的倒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对比与国内电影产业最为接近的韩国电影产业，以观影人次作为评价电影的首要标准，对于疫情之后“重建”的国内电影产业更具有参考意义。

1、早已成为一门生意的“电影票代购”

为了了解“电影票代购”是如何进行的，笔者在有购买经验的消费者推荐下找到了几家有着相关业务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到的是，比市价便宜的电影票月销售量基本上都是2万+，售出的电影票覆盖了全国各地的多家影院，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生意。

其实，这种“电影票代购”的买家操作很简单：客户只需要从猫眼、淘票票等在线购票平台截图自己想要的影院、影片、场次和座次发给店铺客服，客服会立马回复相应的购买价格，客户再在购买链接里拍下相应金额的交易，即可收到取票的二维码，一张票往往能比市价低5-20元不等。

举例来看，笔者想要购买一张北京某家影院的《阿凡达》IMAX 3D的重映电影票，从淘票票、猫眼平台查询到的价格是51.9元，某票务客服给到的价格是40元，比市场价低了十元有余，差距并不算小。

此外，据了解，这些“电影票代购”除了售出这种变相的低价电影票之外，还高价回收各种通兑券、优惠券等。不过，截至撰稿为止，尚未有票务进行回复，这种回收业务的具体情况仍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专门卖低价电影票的这些代购票务，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之前在格瓦拉工作、私卖过通兑券的A君表示，这种“电影票代购”其实赚的是差价，即代购票务实际买票的价格与客户购买的票价之间的差额，“一张票赚一二十元比较常见，夸张地一张票能赚50元”。

某位从业人士表示，虽然这种代购票务出售低价电影票的生意涉及到的市场规模并不算大，“大概已经达到上万人了，日收入甚至能过万，可以称得上是暴利”。

对于代购票务来说，低价电影票的获得渠道主要分为几种：一是，院线、淘票票、猫眼等的高等级会员会定期获得一些通兑券；二是，院线、影院会私卖通兑券、套票或者观影券这样的观影福利；三是，线上票务平台自己进行的通兑券活动。

对此，A君透露道，像是在格瓦拉倒闭之前，就会有多少钱任意买通兑券的活动，不少代购票务会趁机买了好几百张，上万元的成本不算很高，“但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平台突然倒闭，这些钱就会全部被冻结”。

2、为什么会出现“电影票代购”？

实际上，从这些“电影票代购”的票务业务来看，基本是以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为主展开的，面向的客户也更多的是围绕着一二线城市的观众。

诚如上述从业人士所说的，这些代购票务使用通兑券等进行低价票交易时，首先考虑的是利益最大化，一二线城市的平均票价相对较高，能够赚得的差价也相对较多，“尤其是新片的IMAX影票，一线城市往往能达到百元左右，大额优惠券可以无阻碍地使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该从业人士用实际情况进行了说明，同样是《阿凡达》的重映票，片方结算价是15元，五线城市的平均票价在29元左右，一线城市的平均票价在49元左右，“代购票务用同样的通兑券，即使五线城市的低价票售价刚刚压在15元，也比一线城市能够挣的差价少”。

再加上，包括属于影院消费高端水平的IMAX 3D视听体验在内，高消费观影方式的购买力往往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以《阿凡达》为例，一二线城市的购票占比超过了7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电影票代购”来说，选择购买的客户大多数是经常进行影院观影的观众群体。某票务的客服也提到，在自家低价电影票的客户中，回头客不在少数。

的确，在票价逐步上涨的市场环境下，观影较为频繁、具有不错购买能力的“中坚力量”才会更在意高票价的存在，年均观影人次达不到成熟市场破4次的观众群体基本上不太会为了偶尔的影院消费，而对一二十块的电影票差价有更多的计较。

由此可见，“电影票代购”能够存在的最大原因在于，票补管控趋严之后，国内电影市场的平均票价不断提升，但对观影有强需求的观众还没能接受这种“高消费”理念，而票务平台也好、院线影院也好，有着不少的低价票没被消耗，这种供需关系促使了这门生意的诞生。

3、应当以观影人次取代票房成绩

对于国内电影市场来说，“电影票代购”这种低价票生意会出现实际上并没有错。但是在平均票价不断提升，单靠提升内容无法将观众带回影院，甚至主流用户有所流失的背景下，没有停止发展的“电影票代购”对整个产业不算是一件好事。

毕竟，“电影票代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过了这么多年成长的国内电影市场，如今所拥有的足够透明、公开的实时票房仍有着不小的人为可操作空间，票房统计的参考意义打了折扣。

与此同时，对于国内电影产业来说，单片票房的天花板突破是建立在平均票价提升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对比票房相近、上映时间相隔几年的影片，便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于去年上映的《八佰》和于2016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总票房都在31亿左右，但前者的总观影人次比后者少了近800万。

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下，线上娱乐消费方式迅速崛起，本身不是娱乐消费“必需品”的影院观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将长期处于复苏过程中。这带来的是整个产业上下游的资本压力徒增，那么这种压力只能寄希望于电影票房的增长，也就直观地反映到提升票价上来。但对价格“敏感”且对观影有需求的观众可能会因此更加寻求各种低价电影票，无疑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拿出来进行“公平对比”的只有以观影人次为核心的数据。而疫情促使流媒体平台进一步融入了国内电影产业，以票房统计为主导的评价标准失去了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倒逼”着观影人次进入到电影评价体系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与国内电影市场情况类似、发展程度更成熟的韩国电影市场一直以来都是以“观影人次”作为影片在院线上映的最直观、最重要的考核标准。比如，对于拥有5000多万总人口的韩国电影市场来说，总观影人次超过千万的影片就是绝对的头部大片。

而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由于提升票价保持了票房的“维稳”，观影人次和观影频次“双低”的数据并没有引起绝对的重视。实际上，观影人次微增、上座率持续走低，对观影无强需求的观众开始出现流失、增量用户却没带入市场，已经是整个产业不健康的一个标志，是亟待解决的更实际问题。那么，整个产业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到这些问题。

显然，对于疫情过后的国内电影产业来说，以观影人次取代票房成绩成为影片评价的首要标准才是“产业重建”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否则，以往观念的维系可能会造成整个产业满足于“颜面”有所保留的安慰中，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