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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经济观察报，作者 | 王昕宁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未来人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会逐渐向后推，而时代的这一头，许多年轻人对于进入职场上班的情绪却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从数据上看，领英2018年对其15万份用户资料进行统计发现，随着时代发展，职场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现出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95后的平均第一份工作时间仅有7个月，而70后为51个月。

于是，新一代职场青年身上似乎就有了“玻璃心”、“频繁跳槽”、“难以管理”等标签，真实情况是这样吗？通过对几位职场年轻人和相关专家的采访，我们或许会对这个群体会有更立体的了解。

钱是个问题

92年出生的翟雅在成都拥有自己的烘焙工作室，已运营两年左右，同时，她也是小红书等分享类社区一位小有名气的博主。

2015年毕业于一所本科一类院校后，翟雅选择去成都一家专业对口的国企上班。她的母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它意味着稳定、轻松。

而在翟雅眼里，稳定意味着无趣、轻松意味着收入不高。“你猜他们给我好多钱？”翟雅操着四川口音问，“1800一个月！转正之后2200，干了两年没有涨过工资。当时成都的房价只有六千多，是现在的零头，没赶上，但我那时候确实买不起。”

和母亲不同，翟雅的父亲总在电话里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她工作薪酬的不满，时常问起她是否一辈子就打算这样下去。“当时被我爸说烦了，索性把工作辞掉，在家看了两个月招聘信息，发现想要收入高就只有做销售。”她显得有些无奈，但还是转身投入了一家朋友圈广告营销公司。

只是事后看来，收入的小幅增长缓解不了业绩压力，这让她第二次升起离职念头。比上次谨慎许多，她向记者回忆，“在营销公司期间就开始试着做自己的生意了。我喜欢吃甜点，所以选择做甜点。最早是在朋友圈发单子，单量不大，但有朋友复购，给了我很大信心。”

她自认为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原因在于离开公司后，她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想睡多久都可以。实际上，在那段时间里，翟雅每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两天推小车去学校门口摆地摊，像所有小摊贩一样应对城管和附近保安，“远远看到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来了就跑，他们走了马上又摆起来”。令她颇为得意的是，有天晚上摆摊一小时加了80多个微信，就这样积累到第一批客户。

斜杠青年的日子大约持续了3个月，决定离职开工作室还是家里给了支持。翟雅的父亲主动借给她8万元，租场地、办经营执照、进修甜点制作手艺……一个多月后，工作室正式开门营业。“也没有那么好做，需要应对很多情况。比如2020年疫情爆发，头几个月许多同行陷入危机，因为蛋糕烘焙原材料需要从欧洲进口，大量断货，原本550元一箱的某品牌奶油涨价到800元一箱，群里每天都有人在甩卖设备。”

但在翟雅那里，危机是相对的，疫情反而成为她开启中式甜点业务的机遇，现在每一个我国传统节日前夕，翟雅手上都能收获大量订单。除了本身的工作室以外，接活动甜品台、招制作代理商、推广品牌厨具，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发展契机。

翟雅说，“工作室一直是我自己在经营，一个员工都没有，男朋友偶尔帮帮忙，旺季会招临时工，包装类甜品量大就发给工厂做，但有时候还是免不了熬夜做甜品。今年工作室租了新场地，准备开一些烘焙课，可能需要招人了。”

问到现在的感受，翟雅直言，“感觉很充实，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但最开心的是再也没有被老爸唠叨过收入问题。”

钱不是问题

相对于一心扑在自己生意上的翟雅而言，马禹扬显得佛系许多。他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金融系，毕业后回到长沙，通过五轮笔试和面试，校招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工作。

在工作一年后，马禹扬逐渐发现自己状态不对，失去了工作热情，业绩也难以完成。他坦言，自己没能胜任这份工作。“最终离职的原因，与薪酬无关，而是觉得我的思考能力、工作能力统统变差了，继续待下去没有好处。”

马禹扬向记者解释，“如果以帮助客户理财为目的，有时候可能和公司要求相违背，在我认为产品本身或者投资时机不好，就很难有动力进行推销，因为不想辜负客户的信赖。但公司是利润导向，要求立马变现，领导多次就业绩找我谈话，实在压力太大。而且每天忙于应付客户，专业能力没太得到提升。”

在马禹扬看来，这份不算成功的职场经历和不了解社会及工作环境有很大关系。“在读研时，我受到的教育是去发现真理，而销售工作过程中往往要求你掩盖部分缺点、放大产品优点，这两者有些矛盾。我对这个职业的定位也与社会对它的定位是有差异的。”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些精神洁癖，没办法欺骗自己。

某证券公司HR向记者表示，券商确实倾向高学历或者自带资源的人才，以前招收本科学生的营销类岗位，近几年也招了不少研究生。她说，“学历高意味着具有专业能力，这是客户很看重的。”

通过上述工作经历，马禹扬认为，他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认识。“有些矛盾一直存在，只是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我以前把它们归结于老板的道德和良知问题，现在发现不是。”

“不喜欢企业老板大谈奉献精神和狼性文化，我的工作在于围绕老板创造利润，企业只支付购买员工劳动力的价格，为什么想让员工卖命干？”马禹扬表示，他想找到直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式，在被辞退后，他开始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历时3个月，最终被一家事业单位录取。

“现在我很知足，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最终目的就是建设这个国家。而且待遇不低于券商那份工作，5点钟下班。”他说。

不想浪费人生

联系于炏的时候，他表示自己最近非常忙，第二天一早就得去参加一场摩托车驾驶证考试，而一个月前，他刚获得滑雪证书。目前他已经拥有多项运动项目证书，时不时出省旅游，如此自由而潇洒的生活，也许是许多职场人向往的样子。

“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写作，下午安排两个小时训练，晚上陪老婆看电影。”这是于炏现在的生活节奏。8个月没有在公司上班的他，被问及如此长时间离开职场的感受时，只用了一个字形容：“爽。”他向记者描述以前在公司上班的心情，“在很多个早晨，我要一路听着古典音乐用来静心，否则我怕自己开车开着开着就不是去公司了。”

和想象中不同，于炏并非那种有优越家庭背景的纨绔子弟。靠着自己努力从一所二本考到985学校，研究生毕业时手握CPA证书。校招时被一家大型国企录取，工作内容是为公司的地产业务对接金融机构。刚毕业就能在二线城市拿到16万年薪，可以算对得起他念书期间多年的努力。

但他并不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他向记者讲述，“公司里每个人每天都加班，不是因为他们活都干不完，纯粹是‘别人在加班不好意思走’，他们会去分担最忙那批人的工作。我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可能一天班也没加过，这也导致我在公司一个朋友都没有，经常受到领导批评。”

用于炏的话来说，选择离职的原因是“看开了”。他说，“在公司三年，日复一日，让我一眼就能看到自己40岁时的样子，哪怕我很努力做到中层，月薪上限就是一个月两三万，没有时间陪家人孩子，这样算下来不划算。”

班可以不上，但日子总要继续。离职后，于炏找了很多路子去维持生活开销，包括兼职私教、写小说，他说自己也炒股，但不那么稳定。问到是否后悔当初花大力气考研考注会，于炏说：“人生也是一种体验，当时的努力是建立在当时的想要之上，我现在不再想做这些，继续做就是浪费人生。”

那么，零散的收入来源如何维持生活质量和旅行等爱好？面对记者的诧异，于炏解释道，“你们以为那些潜水、滑雪、攀岩是有钱人的专利，这是误解。我喜欢的是这项运动本身，只要不去堆装备，几千块钱入门后，练习费其实不多。”

这也反映了于炏的另一面，对物质的追求比较淡薄。“我没有什么高消费，比如很多年轻人爱穿的牌子，我完全没兴趣。只要你不攀比，花不了多少钱。车也是从长辈手中接过来的二手车，能代步就很好了。”

谈到将来的打算，于炏说，“目前的想法是去考一个学校当老师，这样既有一份稳定收入来源，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不会自己的孩子报各种培训班，但是会花很多时间自己带他、教他，省钱不是目的，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小孩会成长得幸福。”

多视角下的原因探析

几位受访者性格迥异，最终的选择也大相径庭。但有几个词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及：“时间”、“加班”、“健康”、“薪酬”、“房价”、“付出与回报”。

在职场规则和制度方面，受访者一致认为，无谓的加班会消磨工作热情。在一家央企担任会计工作的豆豆向记者表示，“不可能不加班，在职两年期间没有一次完整的双休，同时经历了各部门间一些无谓的内耗，我觉得自己身心都出现了问题。”

今年1月，郑州一家公司的90后员工因拒绝自愿加班集体被扣整月绩效，事后9名员工想要离职。网络上对“996”“007”等工作制不绝于耳的讨论也侧面着反映企业加班的普遍性。

加班的危害包括影响身体健康，挤占劳动者学习提升和休息时间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健敏指出，“没有回报的‘多劳’不仅伤身，而且伤心。近年来我国职场上多次发生的英年早逝、工作倦怠、情绪消极等问题，都与过多的劳动时间和体力透支有关。”

另外，过长的通勤时间类似于加班，对时间与精力的消耗不容忽视。翟雅在描述离职后感受时多次提及，不用再挤地铁和踩自行车了。马禹扬更是直言，“第二份工作公司在郊区，不提供宿舍，我单日通勤时间长达4个小时，每天筋疲力尽。”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学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余秀兰教授认为，对加班现象和过长时间的通勤有异议，不等于当代年轻人缺乏当担、不能吃苦，她说，“当代的年轻人也是能够担当的，抗击新冠疫情、边防守卫中都能看到年轻人的担当。”

问及年轻人离职现象背后的原因，余秀兰向记者表示，“职场文化与教育理念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尤其是中产家庭）都倡导的理念是：个性、平等、民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等；但职场潜规则还是：不要挑战领导、只需要执行、规则呆板、等级鲜明。”

她对用人单位提出建议，“职场也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当前年轻人的特点，改变组织制度与氛围，改变激励方式，引导年轻人发挥其聪明才智，发挥其创造力。关键是要有激励发挥其才智的制度、氛围，不宜以陈旧的职场规则来限制与规训他们。”

同时，余秀兰还提到，9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全家上一代的资源都流向一个小孩。随着经济发展，吃饱穿暖已经不再是职场中90后追求的首要目标。她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家境优越，没有生存的烦恼，工作所追求的东西已经达到马斯洛需求的高级部分。”

表现在职场上，更高级的追求就是年轻人十分重视未来职业发展和晋升途径，他们需要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不论是从未加薪的翟雅、还是吐槽打工只为老板的马禹扬，他们在职场均未感受到更进一步的可能性。

2021年3月，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高级经济师贺卫忠在对某企业进行大学生员工流失率进行分析时发现，80后科级干部比例不足干部总数10%，大学生成长和晋升速度缓慢，导致年轻人看不到晋升希望，容易丧失信心，从而谋求其他发展。

年轻人流失无疑是企业不想见到的局面，员工离职会增加招聘和管理成本，也容易使得企业内部形成消极氛围。要改善这一现状，他认为，“合适的职业生涯规划、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体系、健全的考核分配机制、更多的人文关怀缺一不可。”

此外，从受访者的回答可得知，付出与回报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是一种主观认知，可能由此产生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同是金融学毕业的于炏和马俞扬都提到，毕业后有落差感，由于毕业时间恰好处于房价上涨的几年，与师兄师姐相比，他们要在住房方面耗费多得多的力气。马俞扬直言，“在买房这件事上，父母帮助已经变成常态。但不符合家人对把我培养出来后的期待，也会让我自己有种无力感。”

这样的主观情绪不容忽视，2020年底，美世咨询发布《2020中国职场员工健康风险报告》，对25680位职场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1-30岁年龄段心理健康风险最高，70后心理最为健康。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林梅指出，近年来，财富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冲击着社会心理结构，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少负面情绪，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不安全感，群体性焦虑尤其是年轻人的地位焦灼感、压力感十分明显。

他表示，一方面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尤其要注重就业培训、子女入学、住房保障、医疗保健等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形成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正的利益调节机制，从根本上缓解人们的利益冲突，减轻无形的精神压力。

站在招聘者的角度，北京某职业规划培训机构创始人之一小金子老师，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人轻易离职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当代社会‘诱惑’太多，创业门槛是越来越低的，比如做内容分享、直播带货、拍短视频，不论会写、会画、会编、会唱、会说、会跳，都可以赚钱。这些来钱快，年轻人的选择实际上增加了。”他举例，“比如在我们公司，曾经有员工就直接告诉我，出去接零活儿比正规上班拿得多。”

翟雅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她的烘焙生意就是从朋友圈开始的。而且据她透露，工作室体量有限，本身每个月纯利润也就7、8千，但算上当视频博主获得的流量变现， 一个月到手3、4万也是有的。

相关数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从2014年到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从1.83亿人下降至1.72亿人，而城镇私营单位（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数从1.9亿人增至2.63亿人。

小金子把第二个因素归结为一种磨合：“更多时候这种离职是短期的，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的人愿意为了更高收入和地位拼搏，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更重要。但在学校里，他们对自己、对未来要从事的工作认识不够，也没人帮他们去认识。这就会造成毕业后3-5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年轻人在频繁更换工作，他们只是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赛道，是干自己的事业，还是在公司，或者进体制，无非就是这三条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翟雅、马禹扬、于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