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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天的一个周末下午，上海福州路上的一间培训教室里，康嘉引站在讲台上讲解着一道数学题。解题过程几乎写满了整个黑板，但他写得很快，偶尔有人提问，他也及时回应，轻松的氛围几乎让人忘记了这是一堂艰涩的奥数课。

台下坐着几十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是来自上海各所中学的数学尖子生，从初一到高一不等，大多从小学便开始学习奥数。如若有一天能入选国家集训队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那将是他们的终极荣耀。

康嘉引就曾是这份“终极荣耀”的获得者。

2005年，第46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在墨西哥举行，中国代表队摘得金牌。作为6名队员之一，18岁的康嘉引也站在了领奖台上。当时，他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因为他的父母都曾在高校做过老师。

16年后，33岁的康嘉引在放弃了学术道路、尝试了金融投资经理等职业后，最终决定成为一名中学生教育辅导机构的数学老师。

绕了一大圈，他又站到了那张黑板前，成为奥数链条上承上启下的那一环。

从奥赛冠军到奥数老师

“和公司里的一个工位比起来，讲台确实更适合我。”康嘉引告诉作者，在过去很多年里，自己的计划都是从事数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他从小就是学校里的数学尖子，初中便自学高中数学，高一开始参加数学竞赛，高三时经历重重选拔，进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中国国家集训队。

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是一项由世界各国中学生参与的学科知识竞赛，每年举办一次，其中以数学、物理两门基础学科最为普遍，旨在激发青年人的数学才能，提高青年对于学科的兴趣，发现科技人才的后备军。

为了选拔优秀队员，在竞赛正式举办前，主管部门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层层筛选。早年间，进入到30-60人（历年数量不一）的国家集训队成员，可以获得保送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名额，而能够在省一级奥赛中获奖对于大学入学也非常有帮助。

于是，代表国家队出战的康嘉引也顺理成章地被保送至北大数学科学院，此后又以全A成绩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获得金融工程硕士和金融数学硕士学位。

康嘉引原计划留在国外大学做科研，但“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很多政策对中国留学生并不友好”，此外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国外大学里的博士生太多了，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收入也不高”，权衡之下，康嘉引选择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前往收入更高的金融机构从事量化交易。

回国后的4年时间里，康嘉引先后辗转两大知名金融机构，却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数理特长的岗位。“国内金融机构的环境与国外差别很大，虽然我也曾获得最佳分析师，投资业绩还不错，但我之前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很好地应用。”更重要的是，在康嘉引看来，国内的金融行业还需要一些社交能力，而这不是他的优势。

2020年初，当他在奥赛队员的微信群里看到教育机构的招聘信息后，决定转行当老师。

一年后，康嘉引越来越确定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老师。“我家里很多人当老师，除了爸爸妈妈曾经在大学里当过老师，爷爷奶奶分别是高中生物和语文老师，舅舅、表弟也是老师，当老师可以把自己多年所学传授给学生，我觉得我天生就能当好老师。”

“数学竞赛和数学家是两码事”

发布这则招聘信息的应轶群也曾是一名奥赛国家队成员。

虽然那年因为非典未能参赛，但应轶群是当年物理全国决赛的金牌得主，后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又赴美深造获得宾州大学物理博士学位。2016年，他离开了大型外资企业的咨询师岗位，加盟了一家中学生学习辅导机构，从一名兼职物理老师正式成为一名机构的全职物理老师。

和康嘉引一样，应轶群也曾想要当一名物理学家，留在大学从事物理学术研究，并为此努力了整整10年。

在北大读本科期间，应轶群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学习物理，另一件是下国际象棋。他拒绝了一些邀请他外出讲课的机会，也没有参加任何实习。应轶群自认在学习物理这件事上，自己是有些天份的，小学学习成绩很普通，到初中开始学物理时却脱颖而出。“相比别人，我能学得更好，学得更快。”他从高一开始参加物理比赛，高二时跟着老师去复旦大学和物理系的大学生一起上课，考试成绩比大学生们还要好。

走学术道路的坚持，在他博士毕业前的一两年，开始动摇。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工作能够有快速反馈的人，科研本身就是一个进展很慢的工作，但又必须发表文章，给人的精神压力很大；学术文章有双盲审核，可能一个并不是特别懂的人看了你的文章，发表一些在我看来很奇怪的评论，这种为了评论而评论的做法是我不喜欢的。”应轶群对作者回忆道。博士毕业后，他回国拿到了一家外资企业的咨询师offer。

更多人则是在进入大学以后，便放弃了少年时的数学家梦、物理学家梦。

和康嘉引同是数学国家集训队队员的王城（化名），在选择大学时没有选择数学系，而是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小时候也想过要做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但进了集训队就发现有太多牛人，自己压根没希望。”他坦言道。

从小也一直想成为物理学家的陈昕，以国际物理奥赛金牌的身份被保送至北大物理系，但他“越学越觉得物理这个学科理论和实验脱离得越来越远，理论推进的特别超前，但实验跟不上”。大一转学至麻省理工后，他加入了一个火箭俱乐部，兴趣从物理转向航空航天。

康嘉引告诉作者说，进入大学后他发现数学竞赛和当数学家、从事数学科研是两回事：“我们现在所用的数学知识都是前人在很久之前研究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东西可能要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后才会用到。”

保送至北大、清华，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下去，几乎是所有奥赛集训队队员的常规路线，但最终继续追逐科研梦，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中国分别于1985年、1986年组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北大数院的“黄金一代”，即2000年前后，北大数院涌现的四位数学天才：许晨阳、恽之玮、张伟和朱歆文。公开报道显示，四人均获得过素有“科学界的奥斯卡”的科学突破奖下属的数学奖，其中许晨阳与恽之玮还获得过SASTRA拉马努金奖（获奖者年龄不得超过32岁）。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名校任教和工作。

“集训队三分之一投身金融”

有人把学科竞赛和学科研究比喻成定向赛和马拉松，前者有确定的目标，背后的答案一直存在；而后者则要自己去创建或完善别人的学科体系，终点很遥远，必须独自忍受一路上的孤独与煎熬，出发的时候人很多，到达终点的人却寥寥。更多的奥赛国家集训队队员，则是走进职场，和普通人一样在现实中不断妥协，又不断挣扎。

从数学转向金融时，康嘉引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当时在国外金融行业收入比较高，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做金融，好像也做的不错，大概是受了一些这方面的影响。”

在知乎上，有一个提问是“如何看待‘清华大学姚班最好的学生都去了华尔街对冲基金做量化交易’这一观点？”姚班指的是“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由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院士于2005年创办，致力于培养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本科生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竞争力的领跑国际拔尖创新计算机科学人才。

虽然目前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有多少姚班毕业生去了华尔街，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行业确实是奥赛集训队队员的主流就业方向之一。

“集训队的人后来的出路基本分为三块，三分之一留在高校做科研，三分之一去了金融，三分之一去了其他行业。”应轶群说，所谓的金融，大多指的是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从数据中海选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多种“大概率”事件以制定投资策略。“学习最终还是为了工作”——对于集训队的学霸们来说，既能发挥他们的数理特长，又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量化交易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

徐晓波算是奥赛圈内较早在国内进行量化交易的一批，如今他所创立的私募基金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管理资金规模近百亿。2012年徐晓波博士没有毕业便投身华尔街从事量化交易，并于2013年回国创业。他当时的合伙人也是奥赛背景，曾经是国际物理奥赛金牌得主，同样曾在华尔街的知名机构担任量化研究员。在招募新员工时，他们也倾向于有奥赛背景的学生。

陈昕（化名）是徐晓波招到的其中一名员工。2019年，22岁的陈昕刚刚从麻省理工硕士毕业，由于新冠疫情不能出国继续学习，便在猎头的邀请下加入了徐晓波的私募基金。他算了一下，一年可以拿到近百万元的薪资，这对于一名应届生来说，是相当高的待遇，而且工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压力山大。一般交易时间结束后，陈昕的工作也基本结束了，很少需要加班，晚上他回到家可以继续倒时差在线攻读博士学位。

选择计算机系的王城在博士毕业后与同学一起在互联网领域创业三年，因进展缓慢，最终也选择来到离老家更近的上海从事量化交易。

越来越多人去培训机构做老师

2016年，在外企做了三年咨询师的应轶群再次面临职业方向的选择。“咨询师干久了，就会发现这项工作是很被动的，你提出你的方案，但用不用不是由你决定的。”他也曾打算跳槽去投行，但由于年景不好，行业竞争激烈，能够拿到的都是一些入门的岗位；而他兼职的教育机构此时正在扩张，邀请他加入成为全职物理老师。

一名名校毕业的博士生去教育机构当老师，家人起初并不理解他的选择。其他人更加意外，一些学生家长听说了他的背景后都替他感到可惜。

但无论对于康嘉引还是应轶群来说，“当老师”这个工作并不陌生。在他们成为国家集训队队员后，就有各种机会参与奥赛习题讲课。康嘉引曾多次作为专家受邀为母校深圳中学讲授数学奥赛课程，应轶群工作后，也在高中物理老师的推荐下兼职代课。他记得毕业后有一年，回到母校看到师弟师妹们用的还是自己当年编的习题集，倍感欣慰和骄傲。

一方面是擅长，另一方面也和薪资相关。2016年，应轶群在全职做培训机构物理老师的第一年，收入已经比他在外企做咨询师高出很多。

在他们告别奥赛的这13年间，奥赛对升学的价值，已经促使它成为了一门生意。整个教育培训产业迅速发展，2014年以来，众多嗅觉灵敏的国内外顶级资本已经纷纷入局教育培训行业，一个千亿产业就此诞生。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K12教育市场规模超过9000亿元，同比增长17%。目前国内已有数十家上市教育培训公司分布在美股、港股和 A 股。

决定去机构当老师，可能也受到了大学同学的影响。应轶群记得2007年本科毕业时，班里有一个同学去了一家当时还是“小破公司”的教育培训机构，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按照正常的选择，北大本科毕业要不去读研，要不去知名外企、投行等”。

三年以后，这家教育培训机构上市了，这名同学由于有参加物理、数学比赛的双重经历背书，成了这家机构的第一梯队师资力量，他的年薪是当时同学圈里不可企及的数字，甚至超过了那些留在美国从事量化交易的同学。

“现在应该说是选择当老师的人越来越多了。”应轶群告诉作者。

“我们大多数人就是普通人”

如今，奥赛仍然在年年举办，但眼下只有进入全国前50名、入选国家集训队才能获得保送资格，奥赛对于升学的直接拉动作用大幅缩减。可是教育焦虑情绪正在社会蔓延，让孩子学习奥赛的热情并没有随之消褪。在大型教育机构的营销下，奥赛学习从中学下移至小学，呈现出“人人学奥数”的情形。

虽然自己是一名奥赛物理老师，但在应轶群看来，对于那些对物理或数学并不是真的感兴趣的人，纯粹为了升学学奥赛“太亏了”，能够在奥赛中取得成绩的孩子大多有天赋且刻苦，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只能是“陪跑”：“人生路很长，12年的学习生涯除了刷题，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虽然奥赛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和抗压能力，但过量的机械式训练对人的成长有弊无利。

比如，“学奥赛的人大多不擅长社交”，这几乎是所有集训队队员都承认的共性。一方面学习期间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刷题，很多人高三阶段最多的时候一天刷题11-12小时，另一方面“年少得志”时的他们“可能也不太屑于社交”。但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即便从事学术研究，良好的沟通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徐晓波就坦言，自己开始创业后，不得不独自面对投资人，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但即便如此，在工作之外，他也不愿意参与任何社交。

学习阶段的偏科也让他们在就业时“吃亏”。由于从小数理拔尖、文科偏弱，“英语口语有口音”的短板成为康嘉引在国外带课的一大障碍，曾经有一名学生慕名而来找他辅导奥数，却因为沟通不畅没能坚持下去，这也使得康嘉引最终放弃了在国外当老师的想法。

“放长远来看，人生总是起起伏伏”，创业8年的徐晓波对作者说，奥赛的成绩使得他有了去华尔街的敲门砖，但后面的路走得好与不好与自己的执着有关，也和运气有关。在刚回国创业的第二年，他曾经亏损数百万元，一度坚持不下去；2015年以后，随着国家金融政策发生大规模的转向，量化交易才慢慢有了起色；两年前，他和合伙人因理念不合分道扬镳。

4月13日，新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6人名单出炉，其中入围的有来自应轶群母校的师弟。应轶群在朋友圈里写到：希望奥赛的参与者更多是对学科有着真爱，抱着理想的年轻选手。奥赛不需要、也不能被资本化，不应当是争名夺利的修罗场。

和肩负着养家责任的他们相比，应轶群觉得现在的孩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有更多样的选择。

在私募基金工作了一年后，陈昕得到了一个进入航天航空系统工作的机会，他决定辞职去追逐自己的航天梦，但这同时意味着他的年薪将会大幅缩水。所幸的是今年未满24岁的他出身小康之家，还不需要为生活所迫。

成为物理老师五年后，应轶群凭借自己优秀的背景和讲课实力，已经成为所在培训机构的高管，他也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意义：“大家觉得这个行业 low，是因为过去门槛低，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其实你可以把它做的不 low。”他认为快速发展的教育行业会吸引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也必将能够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改变行业的力量。

现在，应轶群会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也许过了20年，你要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可能，不是有才华就会成功，也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功。”王城也坦言，奥赛的辉煌也许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再次达到的顶峰，“我们大多数人其实过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