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九零后》导演徐蓓：在喧嚣的当代，希望有青年依然纯粹如西南联大人-钛媒体官方网站

通过对西南联大还在世的学子当下生活状态的透视，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激荡的热情与信仰依然，他们身上的pure精神，贯穿一生、与年龄无关。

“日本人要往南京打了，学校就奉命解散……”在讲述西南联大学者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中，翻译家许渊冲在谈起那段往事时，至今依然眼中噙泪、哽咽良久，满目凄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国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对于北大、清华、南开学子来说，山河破碎却依旧渴望完成学业的他们，也意味着一场漫长的南迁之旅。

纪录影片《九零后》，呈现的就是当下依旧在世的，包括杨振宁、许渊冲、马识途、杨苡、王希季、潘际銮等在内的十余位学子，回忆往昔在校时的一些感触，和多年后他们因此而改变的人生轨迹。这些西南联大学子，如今已年均96岁高龄。这就是片名“九零后”的来源。

横版定档海报

在这部讲述了跨越近一个世纪历史长河的纪录电影即将上映之际，钛媒体App专访了其导演徐蓓。这位影片的操刀手特别希望，在浮躁的当今社会中，依然有年轻人不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能纯粹如西南联大人。

神坛下，正青春的九零后

谈起《九零后》拍摄的缘起，徐蓓提到了之前她拍的另一部纪录剧集——《大后方》，在这部抗战时期的纪录片中提及的流动课桌，就让她萌生出了展开拍摄西南联大学子的想法。

在那个混沌的时代，在昆明一隅，对于西南联大学生来说，并非只有战乱，也有在偏安之下属于普通大学生的青春韶华。

电影的开篇，从著名翻译家杨苡家中收音机里、那首悠扬而动人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引入，一些西南联大校园的空镜也随之映入眼帘。

“拍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了。日本鬼子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杨苡谈起往昔岁月，已是云淡风轻。

当画面用水墨画的方式勾勒出那些弱冠之年的青年男女们在那个年代发生的点点滴滴时，我们或许能第一次带着穿越时空之感，触摸到大师们尚未戴上名人光环时的青葱岁月。

纪录片中，如今依然步伐矫健的吴大昌先生

南渡之时，清华机械工程系学子吴大昌，在得知了前往昆明有着海路和陆路两条道路，女生和体弱的男生建议选择海路时，毅然加入了陆路的队伍。片中的他在回忆起自己的徒步跋涉时，百岁老人的脸上骄傲的童颜依然：“他们颁给了我‘步行矫健者’奖，因为我是三百多人中走得最快的人之一。”

那时候，正青春的才子佳人当然也少不了荷尔蒙的悸动。

外语系的许渊冲，在纪录片中对于年少时恣意的自己丝毫不避讳：“杨振宁那时候老说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因为尽追女孩了。”许老说罢开怀地大笑，“那时候连Kiss都不行，也就看看电影、跳跳舞。”

杨苡谈起自己的同系丈夫赵瑞蕻，戏谑道，“他追我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写比较夸张的诗。”

杨苡接受纪录片访谈时

纪录片中，还有人回忆起散文大师汪曾祺先生代低一年级学生写作业的趣事。那是一篇评价李商隐诗词的论文，闻一多读后直称赞：“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引得全班哄笑。

在同是徐蓓导演的姊妹纪录剧集《西南联大》中，那些才子佳人们爱逃课、喜欢吃茶听戏、深醉于云南过桥米线的细节，也都处处体现出与当代90后、00后共通的少年气来。

徐蓓提及《九零后》的拍摄手法，便忆起了她在剑桥大学的那段难忘的社会人类学求学经历。

剑桥之大，给了她国际的、全人类的宏阔视角来选择拍摄主题；而人类学离不开的田野调查，一定要跟调查对象非常紧密地接触，则又与纪录片拍摄追求细节息息相关。从中，她获得了一种两极方面的思维拓展。

因此，在她的影片中，很多观众都感叹“充满了细节”，并且她希望细节与细节背后，故事与故事之间，都有其深蕴的意义。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不容易被遗忘。

“如果是神坛上的人，我一定要把他扯下来，没有人是那么神圣的，我争取要把他们留在大家心里面。”于是就有了立体化的、那些影片中可爱的“九零后”大师，像是跨过了八十年的时空，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当今Z世代的人共情对话。

动荡岁月中pure的联大人

当然，在那样一个硝烟不断的时代，西南联大在留下了青春的烙印外，更多刻下的是这批“九零后”的苦难，和九零后们面对岁月跌宕仍保有的赤子之心。

“我们当时都叫跑警报，因为‘逃’听着不太好，所以就都用了‘跑’这个字眼，虽然也不太通顺，但在我们之间便流行了开来。”记得影片中有一位九零后这样回忆。

那时候，在警报与飞机交织的轰鸣声之中，陈寅恪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冯友兰写完了《贞元六书》、费孝通试图构建社会学版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吴大猷写成了《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吴宓用英文写就了《世界文学史大纲》……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姊妹剧集《西南联大》中提到，已经写就了70万字《知识论》的金岳霖先生，在一次跑警报过后回家时，忘记了把躲避时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带回家，落在了山上，回山时文稿已不见踪影。此后，他又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教授学生课程的同时，每天利用仅有的清晨时间写作，数年后再次完成了那部鸿篇巨著《知识论》。

纪录片的最后，非常抓人的是用一些学子回忆邓稼先先生的一段小插曲作为结尾：“邓稼先总会评论，这个人真‘pure’，这是他的口头禅。所以，我们后来就叫他pure先生。”

“pure先生”，这个纪实采访中不经意捕捉到的细节，刚好高度概括了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人身上的赤子之心。

并且，在《九零后》影片的后半部分，通过对西南联大还在世的学子当下生活状态的透视，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激荡的热情与信仰依然，他们身上的pure精神，贯穿一生、与年龄无关。

翻译家杨苡，至今依然会“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王希季先生每天上午还在实验室和团队一起解决核心问题，徐蓓告诉钛媒体App，当初采访他时，“他们单位只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潘际銮先生每日还骑着小电驴在清华校园步履匆匆，还在片中笑言，“越难的事情我越想做。”

90岁依然在工作的潘际銮

5月15日，在北京海淀的一场《九零后》首映礼上，103岁高龄的吴大昌先生，在没有拄拐的情况下，随助理的陪同来到了现场，全程观看了这部影片。犹记得那天的他，和片中四年前接受采访时一样精神矍铄。

“我是幸运的，103岁还能来影院看电影。”吴老的声音清脆而爽朗。西南联大时期的3个月徒步跋涉，和当初的那个“步行矫健者”奖，或许像一根久远的锚，扎进了吴老的心里，带着蹉跎岁月时的那份坚韧，走到了今天。

不仅如此，对于许渊冲们等部分外语系的同学来说，他们想要一直保有一颗赤诚之心，还要历经归国后依然长达二三十载的学术沉寂期。

1951年，30岁的许渊冲从法留学归国，为人师的同时希望出书，却遇上了翻译的冬天，直至此后的三十年，其译稿装满了一个个箱子，收到的回信一直是“不予发表”；而后来的他，获得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7年纪录片拍摄时镜头下的他，依旧笔耕不辍地一顿一顿敲击着键盘：“难在自觉，贵在坚持，坚持将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

始终坚持每日翻译的许渊冲

一定是因为对事业的热爱，提升了这些九零后承受苦难的阈值；又一定是因为早年便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磨砺了后来他们面对每一次生命考验时的态度。或许，正是这种纯粹而达观的态度，延展了吴大昌、许渊冲们生命的长度和广度。

一生只做一件事

徐蓓告诉钛媒体App，那些西南联大人最打动她的，便是如许渊冲、巫宁坤、杨振宁们一般，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意志力：“我最希望当下的年轻人去做的，就是去反省，去做一个内生的改变。”

尽管当下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聒噪的年代：宏观到疫情全球盛行，逆全球化的趋势又抬头；微观到“内卷”一词盛行，996给许多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带来的逼仄感似乎空前。但内卷其实从来都是每一代人的宿命，只不过有些时代因食不果腹而内卷，有些时代因无学可上而内卷。而当下这个词汇的出现，仿佛给了一些年轻人面对社会时随波逐流的理由。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被内卷’，就像九十年代的我选择纪录片行业，其实就是与社会挣钱多的工作在逆向而行。”徐蓓感慨。

然而如今的多数青年，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或许缺乏一种深度的思考和个体的抉择，更多被快节奏的漩涡裹挟着前行，迷茫而不自知。

“你们家孩子想好读什么专业了吗？”

“现在就忙着做题，哪有功夫想这个！”记得这是一位朋友近日给我转述的她和一位高三妈妈之间的对话。

但其实这位高三学生和妈妈，也可以在繁忙的备考间隙，同时慢下来思考一下未来的志向，或者至少是自己/孩子的兴趣所在，因为那个时点的抉择，很有可能会影响人往后的大半生。

在抉择之后，人的一生想要有所建树，更离不开的是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精神。

我们怀念那个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因为那时候的才人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兢兢业业，不被时代的任何气候撼动。

那些西南联大学子身上的韧劲，或许部分源自抗战时期的苦难，也一定少不了西南联大四字校训——“刚毅坚卓”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在那个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四字的校训和无情战火之下破碎的山河，想必共同构建起了学子们的特殊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