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毒眸，作者丨张颖，编辑丨赵普通 

刘天力没想到，在28岁这年，自己的信息会被爸妈打印出来，挂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在上海读完本科后，因为喜欢电影，他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了导演系的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刘天力想做导演、拍电影，而这件事比应付相亲还要难。

刘天力在导演课期末作业的片场

每年都有大批像刘天力这样的年轻人决定回国做电影。他们留学多年、接受了专业的电影教育，但国内的电影市场对他们来说，有时候是陌生而遥远的：错过了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最快的几年，对行业的了解也相对匮乏，他们的人脉和资源更是少之又少。

行业门槛也始终存在，年轻人进入的渠道并不算通畅，带着作品参加电影节、走创投，去影视公司上班，又或者是花大把时间精力“认识人”、靠前辈提携，不管哪种选择，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很多从业者调侃自己“四十岁了仍然青年电影人”。

毒眸与包括导演、制片、摄影和美术在内的5位海归电影人聊了聊，试图去讨论在疫情之下，电影市场遭受巨大的冲击，行业的变革正在酝酿之中，这种情况下，带着电影梦回国的年轻人，应该如何走进中国电影市场、与之共同摸索出成长的方向和路径。

“留学生应该有钱吧，拍短片还要众筹？”

王钰媛是五个回国的青年电影人里，目前唯一有“正式工作”的。

通过校招，她进了光线传媒的项目部，制片人是她想一直从事的职业。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吉米·艾欧文与安德鲁·杨艺术、技术与商业创新学院，她学的是艺术科技与商业创新专业，要学设计、动画和计算机编程、数据库等等，“听起来好像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一开始只是给拍短片的同学、朋友帮帮忙，或者在剧组订餐、买水、搬搬东西，“甚至连生活制片都不算，就是一个场务。”王钰媛说。但在学校上了一节制片课后，大致了解了好莱坞工业体系下制片的流程，她发现“制片竟然是一个这么体系化、模式化、有技术含量的事”。

王钰媛拍摄的现场

赵依铭本科在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读了电影电视制作，当时要学习所有与电影电视相关的各个工种的课程，但决定做美术，是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在Netflix《马可波罗》的剧组实习，赵依铭第一次接触到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和行业里真正做设计的人。

“他们对于细节的控制是我之前没遇到过的，让我觉得电影制作、幕后的工作太有魅力了。”赵依铭决定选择美术、服装方向，去美国电影学院读了美术设计的研究生，“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想精进一下自己。”

何逊本科阶段的学习几乎和电影毫不相干，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物理和信息技术专业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制片公司，给公司做网页。工作的过程里了解了一个片场的配置，在导演、摄影、美术等不同的工种里，他发现自己一直对摄影很有兴趣。

何逊

“以前听到一些歌曲或者故事，脑子里就会形成画面，想把它拍下来，视觉化。”何逊说当时的老板认为他审美很差，他为此看了很多电影，在“补课”的过程里，他看了一些经典的影片，为影像的魅力着迷，辞了工作，去美国电影学院学习摄影。

张蒲中天在国内读本科时，第一次进剧组，学的第一件事是搭脚手架、搭高台，也帮大家订房间、订饭、搬东西收杂物，“说是接触制片专业，其实也是小场务。”他觉得一直做执行有瓶颈，要想深入了解电影创作的各个环节，成为一个合格的制片人，还需要在文学、艺术层面丰富一下自己，就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读研，学的却是艺术评论-苏联电影理论研究方向。

即使是理论研究的专业，也会被派去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或者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训，做一些制片或者策划的工作。他发现制片人是实干出来的，得多在片场，多实践，光有理论知识一点用都没有。

张蒲中天在片场

“可是我又不能留在俄罗斯做电影。”张蒲中天说。

关于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刘天力和他在美国的同学“吵了”好几年，他属于坚定地看好国内电影市场的那一派。回国后他去了一家儿童摄影公司，做抖音短视频，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到了那里好像完全不适用了，干了一个多月后辞了职。

相比之下，已经是职场人的王钰媛，虽然参与公司的项目还没有正式启动、拍摄，但工作仍然让她处在一种充满期望的状态里。她想起学生时代拍片，一个关于同性题材的短片，众筹到了5万块钱。因为很多人对于留学生回来拍片、筹钱这件事的态度都是：既然你有钱出国上学，为什么还省着几万块钱来众筹？

“所以能筹到钱还是挺震惊的，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王钰媛说。

片场，还是职场

当年与刘天力“辩论”、坚持要在国外做电影的同学，他们认为“国外有电影工会，一些权益会得到保障。但是很多人留在国外大多是做后期、剪辑和声音等，刘天力觉得导演这种创作型的工作，离开中国的土壤，创作的东西会非常表面。

“像李安导演那样厉害的人太少了，对很多人来说，离开自己文化的根基、没有文化归属感，很难做出好的东西。”刘天力说。而回国后，他和朋友在甘南拍了一部叫《风行草偃》的短片，目前正在后期阶段，完成后打算投一些国内的电影节。

刘天力在甘南草原导演《风行草偃》

青年影展、创投和各种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是现在的年轻人能看到的最公开、公平的机会。除此之外，新人想要进入长片的拍摄始终有比较高的门槛。

有多位资深从业者对毒眸表示，年轻人没有长片的拍摄经验，即使有比较优秀的短片、MV作品，他们也“不敢用”；成熟导演身边往往都有固定的合作班底，而新人进入剧组，大多是从助理开始：“之前也用过海归，对于在现场拍拍空镜、换换镜头这些琐碎的事情，很多人觉得浪费了他们的专业，难以接受。”

不止于此，社交、人脉和资源，是很多年轻人进入电影行业、获得机会的重要渠道。何逊没有使用过微信朋友圈的功能，他觉得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社交，“我认识的人不多，在国外能接到的项目都不多，刚回国就更别说了。”

在国外的时候，何逊更多的是和朋友一起拍学生作业或者毕业作品，华人在国外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很难在美国的主流圈子里拍东西，年轻人大多是拍一些边角料，或者只有预算有限的广告剧组为了省钱，才会找华人拍摄。

而回国后，比做电影这件事摆得更靠前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何逊形容他在上海的工作是“恰饭”。回来后他拍了一部网剧，发现对摄影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把导演想要的画面拍出来，摄影自己的创意输出有限，“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我以为摄影是从剧本故事阶段就开始介入的。”

不同的电影教育体系，对电影人的培养方式和要求也不同。在美国电影学院学美术设计，常常会被扔进一些情景里：美术甚至会模拟和导演面试，在一个随机的剧本里，双方做准备，然后沟通，而导师会在其中给出具体细微的建议。

“制造一些状况，让我们去思考怎么办，其实会发现美术并不是只学好自己的专业，剧组各个岗位的工作都需要我们了解。”赵依铭说。

图中女生为赵依铭

她觉得美国电影学院的那套系统，更多的是想把人打造成整个工业化电影制作流程里，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但回国之后，在做的项目一直在延迟，合适的项目还没有遇到，美国的学习和实践，一时间找不到发挥的地方。“当时是有点灰心的。”她说。

而即使有片子可拍，能从中获得的回报，也往往和钱没有关系。张蒲中天回国后去华语青年电影周工作了一段时间，认识了青年导演艾麦提，作为艾麦提的制片人，完成了短片《手风琴》。“没有钱赚，为爱发电，但我们现在拍片也不是为了赚钱，还是要多积累经验。”他说。

给朋友拍片，不要报酬，甚至有时候还要自己搭钱，但张蒲中天觉得，能和导演一起成长，从前期陪伴到中期拍摄再到后期出来，这个过程很重要。

《手风琴》杀青照

行业里有几个制片人前辈是他的偶像，他希望自己在到了“偶像”的年纪时，也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现在还年轻，可以专注于如何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制片人这个问题，年纪再大一点还不行的话，我就回家放羊。”

留下来，改变这个行业 

当年轻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略显疲态的行业，或许会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王钰媛之前拍的那部同性题材的短片叫《沄沄》，比起在电影节拿奖让她更有成就感的，是一个少数主义的协会因为片子找到了她，请她去一个论坛做分享。“我觉得我通过电影，为某一个群体或者说某一个社会议题，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她说。

刘天力则发现很多年轻的导演因为种种因素影响，不太敢去触碰一些社会话题，不少人都在聊自己的内心和身边的一些小事，他觉得拍电影的人还是要有一些担当：“虽然我们无法像袁隆平前辈那样，做出造福人类的伟大贡献，但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文化传播者，关注、记录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

刘天力在剧组

更具体的方面，在国内的拍摄常让他觉得“没必要那么客气”。在甘南的山上拍摄时，剧组的人都抱怨天气的炎热，他发现自己之所以没有感觉到热，是因为身后一直站着一位场务老师、拿着黑旗给他遮了两个多小时。“受宠若惊。”刘天力说，在国外学生拍片的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止于此，国外拍摄和后期有严格的时间控制，而回国后大家似乎习惯了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去完成工作——赵依铭希望在这个与行业碰撞的过程里，当青年一代的电影人有话语权时，能让这种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工作时长、劳动安全保障等问题，或许需要我们这些在国外学过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的人去一点点改变。”

赵依铭

现在已经有赵依铭在美国读书期间的同学，拿着创作的电影项目进了创投，这让她觉得很开心：他们的作品慢慢成型，好像我们这一代开始进入国内市场了，能被大家看到这件事，想想就很激动。

而对于自己想做的东西，电影、电视剧或者广告都可以，在赵依铭的设想里，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一个好的美术指导，“重点在于做自己喜欢的故事和类型，我觉得精力有限，不想消耗在没有激情的事情上。”

王钰媛现在作为公司的制片人之一，接触了好很多类型的剧本项目，悬疑、科幻、青春、动画等等，但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完成开发、拍摄，最后上映、见到观众，王钰媛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

她把制片人的职业生涯进行了拆分成：先扎根国内，把影视行业的知识吃透；然后借助公司的平台，做出一部能院线的电影。“终极目标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想做的电影或游戏，或者VR、AR。”王钰媛说。

王钰媛在疫情前夕最后的VR互动电影拍摄

何逊到年底就30岁了，而他的短期目标是30岁之前拍一部长片，“不行就往后推一推，31岁。”他笑说。

他经常想起本科毕业后工作的那几年，每天去帝国大厦旁边的一栋小楼里上班，下班后就去十四街里的一个书店看书，回家后看很多电影，“那个时候很充实，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做成过什么事，想把摄影这件事一直做下去、做好，一辈子只做摄影。”

刘天力最近正在朋友的剧组里帮忙，即使是做打板、场务的活，也觉得很开心。他喜欢为了拍电影跑来跑去的感觉，或者是在家写剧本、聊后期、和团队的成员争吵，都能找到“每天都在创新”的意义；只要有与做电影相关的工作，他都愿意去做，“拍网络电影也可以，只要有机会也可以拍得很好，能做导演，或者能呆在片场我就很满足了。”

接下来刘天力想写一个类似于《我不是药神》方向的类型片，想在故事性和可观性上做一些亮点。但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把他照片放进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父母，仍然希望他能去大公司、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知道这两条线是冲突的。”刘天力在想，能不能在尊重爸妈的意愿和做导演这两件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现在我28岁，希望能在35岁之前，拍出我的第一个长片，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