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互联网指北，作者 | 贾志国，编辑 | 蒲凡

在最近几天的朋友圈里，你一定看过这张图。

这是一份发布在人社部官方网站上，来自于农民工工作司的监测报告，大意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监测、取样，发现进京务工人员们的就业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扛麻袋、端盘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开始向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转移了——数据充足、例证充分，官方认为是农民工群体已经迭代了，现在是“新生代”。

经过年初开始的“互联网反黑话”思潮的洗礼，很多人敏感地抓住了图中的“重点”：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说的不就是新媒体编辑、运营专员、市场策划、开发运维工程师们吗？

于是差不多从8月16日下午开始，这张图开始登上各种热搜，网民们表示“我居然成为了21世纪新型农民工哈哈”“国家认证的新农民工”“荣誉称谓多了一项：互联网民工”“大厂程序员=钢铁工人、织布女工”……

其实到这里，整件事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人们周期性地通过集体自嘲来吸引外界关注，从而以“原来大家都这么惨”来解压，在现在的社交网络规则里纯属基本操作。互联网公司和农民工之间模糊的界限，也早在著名过年段子“CBD里的Janny、Candy回家都变成了二丫、狗剩”里完成了好几次解构。

再加上互联网人本来就嗓门最大，活跃度最高、工具应用最熟练、传播资源最多，这种把小圈子里的情绪发泄生生拔高成了“全民共情”的事情只能越来越多，没看后厂村、西二旗都快成一个“公共地名”了吗？

但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笑点”，却引发了我的另一个好奇：既然大家都能直接感受到“农民工”与“互联网从业者”这两个词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那么在过去人们是怎么定义“互联网从业者”的身份的呢？在过去，“互联网从业者”们是否在称呼上就获得过明显高于“农民工”的礼遇呢？

01 被定义的，其实没有坏的

过去人们怎么定义“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这个问题很容易让考据党们犯难，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互联网资费太贵、设备太贵，导致上网既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也不是电脑手机的必需品，“互联网行业”非常有“阳春白雪”的意思——距离老百姓太远，距离教科书太近——人们熟悉的是进微机室要穿鞋套、学打字要报班背五笔字根，打印文章要找打字员帮忙。

于是懵懂又茫然，那段时间互联网行业不是没有萌芽，线索也不是不能找到，但定义很混乱，有的叫“信息产业”，有的叫“电子商务”，有的叫“计算机技术”，还有叫“数据通讯”的，到底哪个称呼和今天的“互联网”划等号？这确实是个需要琢磨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考据上的语境还原问题。比如2004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在职业和模块的培训招标工作中，把电子商务员（师）、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师）等很有现代互联网行业色彩的职位称呼为“灰领”——“灰领”“白领”“蓝领”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概念，分别用来指代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并列的还有室内装饰设计员（师）、首饰设计员（师）等其他职业。

这就很难说这个“灰领”是不是专门用来形容“互联网从业者”的。

但无论干扰条件有多少吧，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确实存在过一段“人们会高看互联网从业者一眼”的浪漫时光。

比如在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内蒙古发展电子商务“十五”规划》里，在“培养规划”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有关单位）聘请有关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应用技术专家开展培训、讲座活动，要注重培养企业的信息化人才和电子商务专业技术人才及信息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特别要注重信息技术及电子商务技术人才的引进……有计划地培养信息化需要的后备人才……

这是风行于千禧年代的描述方式，几年后《天下无贼》里就借用了人们的这种共识甩响了包袱：“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更别说“人才”这个带着浓厚“象征意义”的词语在5000字的正文里反复出现14次，老百姓对“互联网从业者”的敬畏程度可见一斑。

（现在看这份文件，很有穿越的感觉）

外界的“重视”有些时候还会表现出一股高傲。比如发表在《通信信息报》上一篇题为《网络技术人才需求迫切 成为新一轮求职热门》的报道里，作者马民曾经描写过这样的“业内焦虑”：

有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每年高校为社会输送不足6万名计算机与信息类毕业生……未来10年潜在人才需求在135万人以上，平均每年人才需求将不低于13.5万人，供需差距显而易见……大专院校毕业生往往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培训，缺乏网络技术的实践知识和职业技能，不能完全胜任所担负的工作，存在着“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尴尬局面。

——那可是还在论证高校是否应该大规模扩招还是“有限进行”的2005年，坊间还盛传要将扩招幅度“次年将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以防止“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学历贬值刚刚露头但又没完全露头。

用大白话来说，大专丢人吗？完全不丢人，当时师生和家长仍然会用“考上”这个动词来挂钩“大专”这个文凭，但当人们谈到“互联网”的时候却被认为“不能完全胜任”“活没人干”，这到哪儿说理去？

更有不少证据表明，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大专生们自己也认同“学了计算机”就不能再打工了，最起码不能再算上是“工人”了吧。

计算机技能也被当做“帮助人们迅速成长”的有效解决方法，开始全方位地推进到各行各业当中。2005年1月，《中青报》深度报道过北京有关单位积极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们学习上网、word文档基本操作的事，学员们的本职工作涉及小吃店、保安、保洁、园林、宾馆服务等。

包括更加严谨的学界，也基本上按照“高层次急需人才”这个标准来定义互联网从业者们。比如2004年发表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文章《认识社会需要》，在预测信息时代新兴职业的时候，就给了网络策划师、数据通讯人员等职业一个精准的定义：

“高智能人才，需要有复合型知识和技能”“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抢手的高级人才”

（那时没人谈学历焦虑，互联网=高能力是天经地义）

那么“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里，有没有对“互联网人才”狂热崇拜的体现呢？真有，并且作为“笑点”被嘲讽的不是“被宠坏了的互联网人才们”，而不懂网络、不懂计算机的“老古董们”。

比如和“赛考累介斯特”谈心的赵本山，在春晚上当着亿万观众的面玩了个谐音梗：“上网？都多年不打鱼了哪儿有网？”

知名“闲人”马大姐在2000年也卖起了电脑，但她只能参考“卖西瓜”的方式来做生意——觉得天气热了就给电脑扇扇风，偶尔还吆喝两句，鼓动顾客先尝后买，顾客的造型还是一水儿的公文包、小衬衫、二甲水平以上普通话——“老太太不可理喻”的包袱贯穿了一整集。

总之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从业者”们在那时候被高规格定义，确实来自人们群众的真情实感，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集体行为。

站在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礼遇也的确获得了好的结果。当然也不知道算不算歪打正着，那个时候，传统行业和互联网之间确实有着从理念到实际操作上的全面“距离感”。尤其是在刚刚亲眼目睹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巨大影响力的前提下，人们默契地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包容着舆论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想象力，以至于某些描述甚至有“妖魔化”的影子。

比如同样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新浪教育”频道的文章《认识社会需要》，就预测信息时代“网络警察”会成为热门职业，显然一口气误解了警察、网络安全、舆情/流量监控三个概念，整出了点赛博朋克版废土世界的感觉。

但归根结底大方向是好的，这些想象力背后对于“抢在时代前列”“把握未来”的渴望，巧妙地帮人们把这份包容转化为正能量，能够无比真诚地将“距离感”理解为“可能性”——要知道现在被拿出来不断作为“黑话典型”的“互联网思维”，当年李彦宏提出来的可是直接成为了行业标杆的：

未来，一定是属于互联网的；互联网，一定是超出常规逻辑的；遵守常规逻辑，一定是会落后的。

02 被贬义的，都是自己给的

至于“互联网从业者”是什么时候和“民工”联系在一起的，2007年前后是一个可能性比较高的答案。最直接的证据是2008年的时候，CSDN等圈内社区就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博文进行这样的描写：

周末去看装修的房子, 工人正在给俺的门喷漆, 坐在一个凳子上面, 一下一下的喷着, 俺看着, 突然感觉那个姿势和写程序差不多, 然后想想, 觉得有时自嘲说网络民工是非常有道理, 俺们工程师和那些民工有很多相似之处……

“民工+其他主语”形成新名词的公式在其他领域也有了很成熟的应用。比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民工漫”，2008年前后已经在贴吧等论坛被广泛接受。

到2009年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称呼的“弊端”：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底层感”，但污民化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

在这之前互联网和农民工共同出现的场景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要么是学界探讨“农民工学会了上网之后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农民工”是主语，“上网”、“网络”是谓语，暂时还没有发明将两个词语连起来作“名词”的用法。

要么被媒体用来暂时代称游戏代练、游戏工作室一类的新兴职业：

在官方（官媒）层面出现类似“互联网民工”、“IT民工”的描述，时间线就大概要推迟到2011年以后，用法是将“IT民工”作为一种工作强度进行描述——高收入就是“IT精英”，太累就是“IT民工”——并没有针对在座的各位。

实际上官方（官媒）层面以“人才”为称呼定义“互联网从业者”的做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前不久北京市引发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才进行过鲜明的表态：

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集聚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吸引数字经济资本投资，汇集培养国际化数字经济人才。

所以说起来有点残酷，“互联网民工”这个概念能够出圈，能够慢慢成为整个“互联网从业者”的代称，其实是自媒体们的功劳，新媒体的产物。通过创造标签鲜明的新名词，快速触及情绪来加速传播，功能性不言自明。很大程度上来说结果也是好的，当“玩梗”越来越普遍，“IT工作就像民工”也成为一个既定事实被所有人所正视：

甭管您认不认可吧，程序员累、开发者苦、互联网人掉头发，搞IT的要充分注意健康，现在在任何场景里表达这些观点都不会被认为是“矫情”。人们对呼兰、韦若琛、庞博们的段子，就比Norah、杨笠的段子宽容得多——哪怕本质上都是“对特点进行夸张放大”的喜剧套路。

并且更加残酷的是，诞生于新媒体环境的新生产物，通常都有新媒体时代的通病。对于“互联网民工”这样一个文化概念来说，“语义”的流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借用“民工”中“工”的概念，用来表达对“工作量过高”的一面逐渐消失，取而代之地是对“民”概念的放大：

我每周把60个小时打卡时间都贡献在这片土地里了，怎么还算个“外人”呢？

看上去也没有错。但如果说千禧年代、10年代的互联网从业者是天然的“开荒者”，有着“开荒者”特有的“缺乏退路的焦虑”，那么现在的互联网从业者的共情就很难理解了：毕竟“互联网”已经和传统经济没有了足够大的距离感，前者大到包容了后者的一切，不一定研发、策划、创意才叫互联网，互联网也开始对“大量重复机械性工作”表达出来了强烈的需求。

——有数据为证，下面是某短视频巨头招股书公布的人员构成数据，这还没算坐落在各大新一线城市，据说是以劳务外包形式存在的庞大内容审核、广告销售团队呢。

所以回到开头那张图的刷屏，或许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把互联网从业者算成农民工”，而是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毫不犹豫的共情，甚至公然放弃了“平权风”下人们好不容易形成的对人群定义上的谨慎——更何况人家根本没这意思，不看正文好歹看看原文吧。

可能有一个短视频文案特别适合作为答案。那段视频来自@人生bug（感谢@膀胱绿子 分享），用来吐槽“亚逼”：

你是亚逼

你买旗袍，镂空蕾丝

你把性感留在底层风景里

你在苏联特色楼道里照相

在社区垃圾通旁边照相

你表情孤傲身材曼妙

你热爱艺术，热爱本地艺术家展览追寻艺术趋势

爱听实验音乐

体会你的小众孤独

……

谁能活过你

可能享受“评价”的，不仅仅只有“亚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