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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田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

共同富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敢触碰的词汇。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提升了生产效率，并在利润的驱动下，推动了科技研发的创新，产权保护和新的工业革命。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如今巅峰造极时，其对社会资源的错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并没有任何缓解。各大产业巨头，利益集团乃至财阀对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干预能力也同样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些最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利益格局的固化走向阶级的固化。

作为一个全球GDP排名第一，人口只有3.33亿的超级大国，美国居然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军事工业体系，却在关系民生的基建领域远远落后于世界新兴经济体。美国有主导全球金融体系的华尔街，也是街头流浪者遍布的国家。美国有机构数据统计其街头流量者数量已经超过57万，并且每年还在以1%的速度增加。美国的各种基础民生福利成功帮助其国民成功抛弃掉储蓄的习惯，“今朝有酒今朝醉”，基层民众从出生开始就活在超前消费与各种贷款中。

有军事霸权、舆论霸权和美元霸权加持的美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早已经不习惯干脏活累活，通过美元的全球购买力和直接印钞将美国国家的运营成本、民生成本转嫁给了全世界，享受着躺赢的傲娇，美国也因此背负着超过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让全球经济供养着。

另外，自喻为全球民主灯塔的美国，在向全球热点区域输出“民主”的过程中，带给世界各地的只有不停歇的战争，破坏，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从伊拉克、叙利亚到阿富汗无不是如此。美国对内的社会治理与对外的国家行为都在体现美国优先，要更具体的话就是“美国富人优先”。

美国的财阀们由“不知储蓄为何物”的美国基层民众通过消费来维持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美国政府的行政开支与民生开支转化为国债由全球经济来供养。

美国模式本身的不可复制性，也注定了美国对外政策上更多是利益的攫取，少有建设的实质。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敢谈“共同富裕”的实质。

作为一个刚实现全民脱贫的国家，中国喊出“共同富裕”的底气又在哪里呢？中国的情况显然要比美国复杂得多，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比美国多23万平方公里，人口却接近美国的5倍。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夹缝中，中国依靠人畜无害，互惠互利的外交政策，不拉帮结派，不站队对抗，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门心思的搞钱谋发展。

在加入世贸后的新一轮全球化分工中，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工匠精神让我们在来料加工的制造业上玩的游刃有余，风生水起。欧美国家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我们大包大揽来者不拒，硬生生的干出了一个世界工厂，用快速发展来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实践来不断修正路线之争。

同全球经济的融合，专业分工的深化奠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业务权重，也让我们充分吸收了运用市场化手段提升资源调配效率，解放生产力，提升经济活力的经验。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和西方并轨的高速发展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特色，不仅各类国企焕发新生，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异常活跃，在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和新科技等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了西方的前面。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背后，既有GDP高速增长与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体量作为基础，更多的还是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对基层百姓民生的重视程度，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健全，全民实现脱贫。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后，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有了提升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美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最高式，其结果是举国借债度日，利用各项特权消费着全球的生产力和经济。中国的全民脱贫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经营当中，靠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来帮助百姓过上好日子。在我个人来看，有了先进的产生力和制造能力作为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体现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优越性，并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主流生产关系。

党中央这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时机，既是我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替之际，也是在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进入存量时代，全球化发展面临特殊挑战的时刻。当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面临阶段性的临界点，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从这句中可以清晰的预判，共同富裕目标在接下来的践行过程中，会有以下几个大的动作。

税收的刚性调节占主导，但不是全部

这两天舆论围绕共同富裕的关注焦点放在了第三次分配上，并认为第三方分配的主要特点是慈善。财富的积累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让每一位先富起来的人都心甘情愿的去做慈善，并且还要达到自身财富的一定比例，这种完全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事听起来感觉都不怎么靠谱。慈善未来要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绝不是依靠先富起来的人慈善捐助这么简单。

大规模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有形之手仍然是税收。当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具备了自我“繁殖”的功能，不会轻易消亡。对于先富群体的财富分配更多还是要通过税收的手段来进行。与以往侧重经济发展的税收结构相比，新的税收结构预计会围绕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作出更多调整。

呼声很高的房产税和遗产税相信近几年会在一二线城市进一步扩大试点来逐步填补地方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平抑房价后税收空缺。通过更多资产类税种的征收是较为精准的存量财富再次分配的方式。

对先富人群个人财富的再次合法分配还有年度梯级增长的个人所得税，这方面的立法和征收体系已相对完善，更多是在经济形态加快变化的当下，在法律规则上要及时查缺补漏，避免出现较大规模的偷税漏税的空间，特别是本次会议专门提到取缔非法收入，避免掌握资源的人群避开法律和法规的约束非法获利。

发展相对成熟，盈利状况较好的公司组织，特别是上司公司未来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方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政策引导以及目标、结果指引。企业社会责任不会像现在这样流于形式，主要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情怀，品牌美誉度建设的需求大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除了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在社会责任上加强投入外，越是体量大的企业，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未来我相信会有一套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标准来引导和规范企业在该领域的参与度与投入度，以及结果量化的考评。

税收的调节作用除了增，更大的威力是减。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不可避免，既要鼓励先富人群和企业家积极的参与社会建设，做好经营者，又要满足其财富传承的需求，推动其个人资本转化为慈善资本，变身社会公共资源，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当中。财富塔尖人群占据着这个社会的主要财富体量，他们的个人资本慈善化所形成的公共资源体量是十分庞大的。

在《寒冬与断崖下，中国资本的出路在何方？》一文中，我曾详细分析过西方社会的慈善传统，主要参与人群结构，慈善资本的体量，以及中国慈善资本的体量与发展阶段等。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捐助与美国相比有19倍的差距，中国人均捐款与美国相比有93倍的差距。这背后既有发展阶段的差距，也有制度设计上对个人资本慈善化驱动力的差异，当然也充分体现了我们通过慈善渠道调节收入分配的潜力。

增税、减税以及慈善化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是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呢？从西方已经运行多年的效果来看，有效但不是全部。塔尖人群的捐赠意愿，捐赠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慈善氛围都做得不错，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贫富差距过大，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局面，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还有更多要素分配环节需要打通。

打造公平社会，不做福利国家

中国的高考制度，一度引发诸多社会争议，许多专家学者推崇西方的所谓素质教育，批评唯读书论，却不曾想中国稳定的高考制度已成为这个星球最公平的上升通道，他为众多普通家庭保留了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无论他们是身在偏远的小山沟，还是边疆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群体。

强调素质教育的美国，私下的风景可能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美国社会为有钱人和权贵阶层提供了非常多的“买办”通道。富二代们通过父母的大额捐助就能轻松上美国的常青藤名校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你有个州议员叔叔或者众议员表舅，他们的推荐信往往能帮助你在升学，找工作方面如虎添翼。

美国的优质教育集中在私利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诸多全球闻名的高等学府都是由私人资本与基金会资助的私立学校。从K12到知名高等学府，昂贵的学费清晰的划定了阶级的边界。富裕家庭的子女从出生开始就有着向上流动的特权，与中国高考面向全民公平的规则与选拔标准相比，少数美国富裕家庭的子女无论成绩如何可以通过“赞助”的方式直升顶尖私立学府。

这股风气在国内一些富豪家庭也开始流行，纷纷提前向国外知名私立大学提供巨额捐助换取子女直升入学的机会。目前风口浪尖上的潘石屹夫妇就通过捐助1500万美元为小儿子Luc换取了哈佛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

钱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闪亮的通行证，除了教育特权，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通过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的政治捐款深度参与政治，与职业政客形成利益共同体，为自己的产业谋求话语权。财团可以请更知名的律师团队在法律的博弈中占尽优势。有钱还可以更合理的避税实现家族财富的持续传承。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曾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26人拥有的财富等于全球最贫穷38亿人口资产的总和。而富人们所支付的实际税率还要比穷人低。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不可医治的顽疾。

从全民脱贫，到追求国民共同富裕并推崇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力的进步与之相匹配后正体现出其优越性。这是全球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将面临的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以及话语权的交替。

共同富裕的路径已然很很清晰，一是进行收入的调节和再分配，充分利用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础和大政府的兜底管理能力调节更多富余资本转化为公共资源来改善基本民生和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这种调整既有以国企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主体直接对公共财政的支持，也有对先富人群庞大存量资产按照国际惯例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

当然，与西方仅为缓解贫富扩大趋势的诉求相比，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西方在制度上有着明显的代差。除了税收调节等刚性措施外，政府会有更多引导性的政策推动先富人群，企业家，上市公司等塔尖人群将剩余财富以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当中。

在全民脱贫的攻坚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社会从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先富群体在政策号召下广泛参与其中的联动能力。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会有这样体制上的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社会结构从传统的金子塔型向橄榄型转型，要让中产阶级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关键是要有流畅的上升通道，让更多低收入人群有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机会，促进其向中产阶级大规模流动，并和先富人群一道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少数群体。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要让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收入人群大规模向上流动，就得全面打破阶层固化的壁垒，让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公平的发展环境与权力，特别是要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公平的发展权利首先体现在教育上，不能让优质教育资源被资本绑架，日益高端化，贵族化而完全脱离群众。甚至通过资本形成直升通道凌驾于规则之上。在推动教育公平化方面，国家今年对校外各类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乃至关停措施，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学校，回归到义务教育的本质，切断资本在课外辅导市场无序扩张，恶性竞争给工薪家庭在教育支出上造成的日益沉重的负担。

今年，房价较高的一线城市相继推出大学区制试点，推动优质教师轮岗制等都在为解除高房价对教育资源的捆绑，促进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受教育权利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上升通道的公平性，是打破阶层壁垒的重要可持续手段。

在提升收入方面，更多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与机会。无论是实体行业还是互联网平台，所有体量庞大而又趋于垄断的企业在反垄断法的限制与相应政策的引导下，会不断增加社会责任与公共服务的义务而趋于管道化，成为整个社会底台新的组成部分。

扎根于社会底台之上的各行各业，以及基于线上与线下场景的各类生态就是基层百姓福祉的来源。生态的繁荣应该来源于老百姓的创造力，辛勤付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可持续增长发展模式以及收获的可预期性。生态不追求过去由资本掌控下的大一统，靠资本补贴人为的吹起一轮又一轮泡沫风口，以牺牲实体经济的红利为代价成就少数人在资本市场上的财富传奇，并在你争我夺，相互重复建设的过程中耗掉了实体经济的活力。

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条，在高端制造业的主要关键领域已成体系突破，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的应用走在全球前列，基于5G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大数据应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也已经领先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半个身位。这些扎实的基础都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时间周期和资源调配能力。

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既不可能像美国在各种垄断权力下依靠印钞和借债维持一个表面繁荣的经济体，将维持国民消费水平的成本转嫁给全世界。也不能像欧洲国家一样，在多年的积累下把持全球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维持高利润，并在较少的人口基数下打造高福利国家。

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着勤劳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性。中国经济40多年来的增长奇迹更是来源于中国人民深耕制造业，依靠勤劳的双手在微薄的利润中苦心经营，踏踏实实做出来的成绩。

中国的共同富裕将是以先进生产力为依托，依靠更为精准、有效的社会治理，宏观调节与微观塑造能力不断丰富各类商业生态，推动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让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一个公有制经济主体下，繁荣的商业生态所保留的烟火气和接地气的程度就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