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显微故事，作者丨殷夕，编辑丨石宁宇

“2021年的旅游旺季，生于7月15日，卒于7月29日，享年15天。”

临近7月底的几天，旅游业从业者卓娅的朋友圈被这句三分自嘲七分悲凉的调侃刷了屏。

南京、张家界疫情爆发，多地跨省游叫停，原本稳步恢复的旅游市场一夜降温，猝不及防地被“暂停”。

卓娅又一次面临大批顾客退单、航空公司的退票。

她没想到，等了一年半，等来的竟是入行10多年见过的最短旅游黄金期。

卓娅心里清楚，处理完善后工作，她又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待业期，没工作，拿最低工资。

就在7月底，旅游业再遭重创前，张雅君已辞职离开她所在的OTA（在线旅游）公司。

她庆幸自己还是走了，过去一年多，她目睹周围同事接连辞职，只剩下她一人做着三人的工作，苦苦煎熬。

在马来西亚的华裔苏明德入行25年，算得上第一批在马来接待中国大陆游客的旅游业OG，每天起床即下班的日子，他已经坚持了一年半。

现在，扛着每月10万元人民币的固定亏损，苏明德不得不卖墓地“回血”，只为保留住他创办的那家旅行社。

从全球疫情爆发至今，大多数行业得以通过线下转线上的方式自救，但占全国就业人口近十分之一的旅游行业，却像被封印一样，挣扎几个月回血一格，疫情一反扑，血槽就再度被清空。

正如苏明德在采访时说的那样：

“用积累撑过了2020年的春节，用副业撑过了2020年的寒冬，用信心撑过了2021年的暑假，现在，旅游人还能拿什么撑过2021年的下半场？”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旅行社老板转行卖墓地

“我曾是行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现在混得只剩头脸”

50岁的苏明德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干起了墓地销售员的工作。

去年年底，苏明德在马来西亚创办的旅游公司已接近一年入账为零。当时很多旅行社扛不住，要么拖欠员工工资、要么直接关门歇业，但苏明德当时依然十分乐观，“只要再扛一段时间，2021年就会恢复正常”。

苏明德26岁就入行做旅游，按他的话来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他还记得，2002年非典爆发，当时从大陆和香港来马来西亚的游客减少了70%，但苏明德还是带着团队扛了过来。

但到了2021年春节，全球新冠疫情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还在坚持给员工发全额工资的苏明德感觉或许真的是自己过于乐观了。

苏明德的旅行社主要以接待境外游为生，疫情让本来在在马来西亚旅游业中占据可观比例的大陆旅行团被一夜清零。

资金周转最紧张的时候，苏明德贷款买的旅游大巴每月还贷，加上办公室房租，再加上员工工资，算下来每月固定开销将近10万元人民币。

今年春节过后，苏明德不得不宣布所有员工的工资减半，甚至注册了脸书账号，准备在上面主播卖马来西亚特产，为公司运转换取微薄的现金流。

当时有朋友慕名而来，找到苏明德让他帮忙推荐墓地产品——马来西亚的疫情日渐严重，很多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身后事，市场行情见好。

苏明德一开始觉得很难为情，“拉不下面子，毕竟我也算得上是马来西亚境外游领域的元老，担心被人说闲话”。

但不试试看，每月10万元的固定支出让他心力交瘁。左手是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右手是自己的面子，最后苏明德心一横，还是利用旅游圈积攒的人脉推销墓地。

没想到，他意外撞到了“风口”。收入最高的时候，苏明德一个月拿到7万元人民币佣金，不久后直接晋升区域销售经理。

“十分意外，我竟然在墓地推销领域打开新局面，短短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区域销售经理”，对于这个成绩，年近50的苏明德说不上是得意还是失意，但他分得很清楚，做殡葬业只是他用来养活自己旅行社的方式。

“旅游人比任何人都希望疫情快点好起来，我不反感殡葬行业，但我真的很想回到旅游行业，说得夸张些，我每天都在日思夜盼”，苏明德说道。

卓娅对这句话深有体会，虽然她没有月付10万元的压力，但近一年来她到手工资只有2000多元，这让在大城市苦苦打拼的她感觉十分吃力。

“去年疫情爆发前公司还有10多万元提成没给我结，一拖就是一年半，现在发工资都困难，提成也泡汤了”。

卓娅所在的旅游公司算得上中国北方市场上最大的东南亚旅游集散地，疫情前卓娅平均每年要帮10万中国人处理去东南亚旅游的事宜，“最火的时候我们直接要求境外航空公司加航班，现有的航班不够我们公司用。”

一切的转变始于2020年春节，疫情让卓娅所在公司不得不取消了所有预定行程，还要先行垫付所有旅客的退单费用。

然而，上游企业迟迟无法退还他们已支付的费用，甚至扬言要暂存至疫情过后直接做抵扣，上下游资金链几乎全线断裂。

“最后那时候大家都不去催款了，大环境都看得见，行业不活起来，都没有钱”。

2020年2月，卓娅的公司从管理层到职员全体降薪，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甚至前半年只发放最低工资的70%。

2020年3月，卓娅收到了疫情后的第一笔工资，1580元，“还没我10多年前实习工资高。”

疫情爆发至今，卓娅几乎只上过半年班，中间几次因疫情好转回到办公室工作，但总维持不到几个月又因疫情爆发被迫再次回家待业。

期间，她还经历了公司三次裁员，“去年局势最紧张时，两个月连着裁员，最后只留下30%员工”。

“上班时一整层工位看不到几个人，说话都有回音，再想想一年多前，这里那个热闹劲儿，真是人去楼空的，特悲凉。”

前几天，处理完暑期疫情反扑造成的大批顾客退单后，公司现金流再次亮起红灯，不得不把半层办公间转租出去增收，卓娅一边帮着收拾东西，一边在废物里淘出一个小书架和不少物件，准备拿回家。

“以前挣得多，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现在不比以前，什么时候能恢复待遇还很难说，能省则省吧。”

每天都想“大不了辞职”

“春节那段时间，别人放鞭炮，我加班听用户骂我”

同样在旅游行业工作的张雅君，则在最近考虑是否要转行。

跳槽这个想法在她脑海里盘旋了一年多。最开始是2020年1月，她本准备回老家过年，但期间疫情爆发，她所在的国内某头部OTA公司面临海量退单，张雅君所在的新媒体平台则需要负责所有退款用户的咨询和退款流程安排。

从大年初二开始，张雅君几乎一刻不停地都在工作，每分钟都要回应屏幕那边用户发来的“负能量”：“平台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打不进去用户就来微博上骂我们，最过分的是咒我们全家得新冠，咒我们公司立刻倒闭。”

一连几天，张雅君每天淹没在数以千计的谩骂中，直到被骂得在一个早上一边洗脸一边崩溃大哭。

“不能回嘴，不能无礼，那一刻真的体会到网暴的恐怖，让人绝望。”

春节过后，情况没有好转，张雅君所在的OTA业务全线停摆，一半员工被迫待岗，发放最低工资，很多人选择离职，大概走了30%。

有趣的同事、曾经优渥的待遇逐步减少消失，工作内容一项项增加，但市场环境毫无进展。张雅君觉得，旅游行业彻底变了，她找不到坚持下去的意义。

卓娅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眼前的一切十分“魔幻”。

就在2020年春节前，公司还决定派卓娅去新加坡建分公司，主攻服务型旅游项目。

在卓娅2019年年底写下的新年计划里，她想着自己未来要到新加坡，雇几名当地人做职员，结束工作后在闹市区吃一顿精致的晚餐，再开着公司为她租的代步工具回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休息。

“按我们的计划，2021年暑期分公司将迎来大幅盈利，局势一片向好。”

疫情爆发后，公司立刻退掉了为卓娅租的办公室、车和公寓，而从来没做过国内旅游的卓娅也被迫从头学起，开始接触国内游产品。

“以前我们做的是华北市场最热销的东南亚旅游产品，相当于旅游界的代加工工厂，很多大大小小的旅行社都是用我们的产品贴自己的品牌售卖”，接手国内游之后，毫无经验的卓娅身份颠倒，拿别人的旅游产品贴自己的品牌售卖。

谈起2020年该有的样子时，苏明德毫不避讳地说，在这种暑期旅游旺季，我们原本每天应该接待20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团，一个月要接团500+。

但他在2020接的最后一个团是春节期间的过年团，并且因为疫情突发，不得不取消或提前结束行程，“谁能想到那些没完成的旅行团就是我2020年唯一的工作呢。”

疫情后，苏明德做的第一场直播是帮马来西亚一家风景绝美的餐厅做推广。对着直播屏幕，苏明德说，“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真的太美了，但受疫情影响快撑不下去了，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

说这话时，他似乎又成为那个在当地旅游圈响当当的“大人物”。

那场直播一共吸引了5000多人观看，在苏明德浓郁的马来口音里，他重温着属于一个旅游人的荣耀和担当。

做出选择的是现实，不是我们

“哪怕留下来，也要面临行业内卷的现实”

从7月底旅游业再度受挫，第N+1次回家待业开始，卓娅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斗争，“这次我真的累了，很想离开旅游行业。”

让卓娅觉得累的是旅游行业存在太多未知，“疫情过后，旅游行业一定会迎来一次大洗牌，这种趋势现在看得出”。

某种程度上说，旅游行业短时间都很难再回复到2019年的规模了，未来旅游行业将会聚焦服务型和私人定制化，“疫情后的旅游行业也会开始内卷。”

卓娅表示，今年七月开始，各个旅行机构相继开始推出小团游产品，“原来出团30多人的现在出团不到20，以前40座大巴坐35个人，现在隔座坐18个人，我们对外打广告都说保证50%空座率。”

即便如此，大部分人依然选择自由行，这导致旅行机构也要顺势而为，转型自由行和私人订制产品。

“说起来容易，但传统旅行机构做这套东西十几年了，船大不好调头，被卷着硬改，不改就没活路了”，卓娅说道。

8月初，卓娅接到公司通知，她将被派到西北片区做小众旅游产品开发。

“但我完全不想去，我去了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卓娅今年36岁，对她来说，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很难给予她重新探索一片未知的热情，更何况，现在的月薪只有不到2000元，实在让她找不到发力点。

“疫情一旦反复，旅游业第一个受冲击，我开辟的市场分分钟会被摧毁。我现在能预见到未来一年的工作状态，大概就是不停地从头来过。”

这是卓娅入行10多年来，第一次产生离开的念头。

但苏明德依然选择坚持乐观，哪怕他“现在打开手机健康码软件，在家周围一公里内显示有200多例确诊新冠”。

“很多人受不了马来西亚现在这种持续的压抑，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高速路的天桥上吊自杀这种新闻常常能听到”，苏明德说。

苏明德还在坚持着做直播，今年中秋节他还推出了麻将造型的月饼、广式月饼、桃山皮月饼，“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与其在家里闷着，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杀时间。

也是这段时间，苏明德还在线上参加了一场中国大陆旅游展会的云视频会议，“现在中国发展很快，疫情控制得也好，我想多接触学新东西，也能给自己的旅行社打打广告。”

苏明德在等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行里人都在预测，冬奥会之后中国的境外游政策或许会有改变”，撑到冬奥会之后，成为苏明德现在最大的精神支柱。

身在北京的卓娅也在期待这一天，如果选择留守，或许在2022年3月她可以迎来重操旧业的曙光。

“旅游业算是最脆弱的行业之一，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社会事件都能给旅游业带来灭顶之灾，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10几年工作里屡见不鲜。”

“但我们为什么还不换行呢？”卓娅说，或许留下来只是一种习惯。

但她依然觉得不甘心，她见过那些游客探索新景点时好奇和开心的眼神，还记得行业火热时同事们和她一起计划未来市场的意气风发。

“我总觉得，这些是真实发生过的，现在的一切只不过是暂停键，早晚有一天，一切还会重新启动”。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苏明德、卓娅、张雅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