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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显微故事，作者 | 杨佳，编辑 | 卓然

又是一年开学季，但今年和以往有些许不同。

7月，教育部先后在全国颁布了K12阶段的双减政策，要求减少孩子的课外补习时间、规范课外补习机构组织，为疯狂的“鸡娃”风按下了减速键。

但高考尚且存在，双减真的能被政策降温吗？

“不让补课了，孩子不懂怎么办？”

“学校老师管不过来，不让大班补课，不是要花更多钱上1对1吗？”

“太好了，不用排名，家长可以轻松一些了”

“终于取缔了补课，要不是补课收入高，老师鼓励，小学生有必要补课吗？”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群亲历双减政策的家长们，他们之中：

• 有的人形容自己双减后就“仿佛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鸡娃，一边是躺平”：他曾一度坚持“快乐教育”，但看到周围父母都踏上补课道路时，也给孩子报了培优班，高昂的学费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哪怕是“扔钱听个响”。双减政策颁布后，他松了一口气，但又不免担心，真的可以“踏实躺平吗”？
• 有的人曾靠高考改变命运，并因此要求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即便是双减政策颁布后，依然第一时间找到了一对一补课老师，但她还是感觉到迷茫，“如果学校不公布排名，过去的努力是否就被抹平了？又应该带孩子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进呢？”
• 也有的人真正松了一口气，她一直不赞成鸡娃，但也顶着很多压力，双减的落地，为她彻底卸下了包袱。

在家长做出不同选择的背后，都有同样一个出发点：希望孩子能自己掌握人生，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双减后，女儿和我大吵了一架

7月24日，朱巍和即将升入初三的女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你就是舍不得钱”，话音未落，14岁的女儿已摔门回屋。

朱巍本计划在这一天给女儿续报秋季语数英培训班，但看到双减政策颁布后，朱巍迟疑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但女儿认为，眼下正是自己中考的冲刺阶段。9月开学后，她将升入初三，并参与校内的重点高中保送考试，如果名次靠前获得保送资格，她就不再需要参与中考选拔。

但朱巍想再等等，双减已经是大势所趋，开学的保送考试也可能延期或取消。

朱巍是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从来没有担心过女儿的学习成绩，14岁的孩子，已经有着不输中年人的危机和焦虑，这也是他所担心的，他希望借着这次的政策，让孩子从长期的焦虑和高压中缓一口气。

他对培训班的疑虑从女儿上小学时就开始了。

虽然女儿所有的培训班都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但孩子真的喜欢吗？他清楚地知道，每天奔波于各大补习班的女儿并不快乐。

“孩子应该有孩子的样子”，朱巍觉得现在的孩子过早地在激烈的竞争中透支了活力，他更希望女儿可以在分数之外，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热爱的事情。

但这种想法朱巍一直没和女儿交流过。每天下午3-4点，女儿班上的同学就先后离开学校赶往培优班，如果自己不让女儿上，就显得“不合群”、“阻挡女儿上进”。

“我总觉得，大家都补课，就等于没有一个人补上课”，朱巍说，“所谓的教育公平，不应该是让每个人多花钱上培训班，而是应该从源头上叫停补课这种行为”。

也正因为此，7月颁布的双减政策让朱巍觉得，“自己心里的声音被国家听到了”。

“双减以前，我觉得自己就像被绑在一辆高速列车上，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又不能中途下车”，来自杭州的何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何佳就职于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在女儿上幼儿园阶段，何佳每年都会利用年假机会带孩子出国旅游、去博物馆参观。她坚定地认为，相比课本知识，“让孩子早点接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重要”。

可眼下，女儿已经升上四年级，即将面临家长们最紧张的“小升初”。老师也曾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全班只有两个孩子没报补习班，四年级是关键节点，你作为家长也可以考虑抓紧一下”。

言下之意，何佳的孩子落后了。最后，就连女儿也耷拉着脑袋央求她说，“妈，你能不能辞职在家照顾我，其他同学的妈妈都全职在家陪他们”。

正当何佳给升4年级的孩子物色培训班时，双减政策发布。

“我感觉这条列车似乎被按下了减速键，让我们这些父母也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孩子的教育到底需要什么”，何佳决定先停下来观望一下形势。

武汉的赵晓琴则选择不顾双减政策，一如既往地“鸡娃”向前。

双减政策发布后，赵晓琴开始打听1对1补课的门路，“武汉高中录取率被严格管控在58%以内，其中重点高中控制在7%左右，现在不让补课，孩子考不上高中、读不了好大学怎么办？”

赵晓琴自己就曾是“被鸡的一代”，她80年代出生于鄂西南的小城，高考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最终她考上了武汉某985大学，并在这座城市实现了阶级跃升，成为了媒体报道中“最愿意为教育付费、害怕阶级滑落”的中产家庭。

她深知并且切身体验到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自然而然，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要好好读书。

在女儿上初中前，赵晓琴在女儿培训班上已经花了近70万元，甚至成为了当地鸡娃群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人称“琴姐”。

在“琴姐”的各方打探下，女儿成功在9月份课外辅导班停课后，转入了某机构私下开的一对一课堂。该一对一服务的价格每小时500元，每周要补5小时，一个月花费近万元。

女儿尝试过跟赵晓琴交涉，“太贵了，要不别上了。”但是赵晓琴斩钉截铁告诉女儿，“只要对你学习有利，爸妈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尽管家长们在双减之后做出了不同选择 ，只要高考尚且存在，家长们的心就始终还悬挂着。

“每天一睁眼，就是分数！”

朱巍家中有两个孩子，他曾计算过，如果双减严格执行，他将省下两个孩子的培训费用，“一年起码少花20万”。

开学第二周，朱巍女儿的学校应政策要求，宣布取消周考、月考和成绩排名。朱巍很开心，没有了分数困扰，他正调整自己走出那些年被分数裹挟的紧张生活。

“曾经一睁眼，就是分数、分数、分数”，女儿进入初中后，学校曾告知家长可以参与提前批考试，即初二提前学完初中三年的内容，孩子通过保送考试后直升高中。

在这场竞争里面，分数是硬通货。

为了不去参与仅50%升学率的中考，女儿一进校就瞄准了保送，并参加了一个周一到周五补课的培优班，时间是工作日晚上七点到九点。每天下午放学后，女儿就赶往补习班，下课回家做完学校和培训班作业已是凌晨一点。

“通常睡不到6小时，又要起床去学校上课了”，女儿上初中的辛苦朱巍看在眼里，很是心疼。

他更希望女儿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去操场奔跑，去观察身边的世界，提出奇思妙想，“好奇才是学习的动力，把孩子们关在一个房间里靠补课获得高分不是长久之计。”

可女儿没有时间好奇。“双减之前，这种紧张感到周末也停不下来”，朱巍每个周末清晨7点就要起床洗漱，然后开车在规定的时间里，送孩子去3个以上、不同科目的辅导班上课。

孩子在教室里上着课，朱巍就在教室外刷手机，或者闭目养神，拒绝和其他家长有太多交流，

“他们大多聊孩子目前的分数、聊哪个培训班老师提分快、聊自己在培训班花了多少钱”，朱巍说，“越听越焦虑，也难怪女儿都着急着要上培训班”。

“我们毕业时，工作7-8年能买下一套房子，现在可不敢想“，朱巍深吸一口气说道，“孩子一门课一学期5000多块钱，还有各种兴趣班、课后辅导，再加上接送、负担房贷，经济和精力上都是巨大压力。”

“也难怪现在年轻人都不敢生孩子，双减之前，养育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朱巍说。

学校不公布排名后，学习压力肉眼可见地减少，朱巍女儿拥有了可支配的时间，还报名了计划已久的绘画和溜冰课程。

学校家长群也曾一度是何佳的焦虑来源，每天下午5点半后，家长们就在群里陆续“打卡”，“有的晒孩子写完作业了，有的晒孩子上了哪个名师的补习班的，有时班主任也会参与点评”。

何佳说，“哪怕你不想理会也不行，总觉得要在群里保留点存在感，给老师留个好印象”。

作为一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从业者，何佳工作忙碌，大部分时候都很难及时参与这些讨论，“我们这代人，总是活在他人的看法下，优秀却不开心”。

何佳回忆自己刚毕业时候去外企工作，身边同事们都喜欢买名牌、出差也要补差价住五星级酒店，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佳也被同辈焦虑裹挟，哪怕囊中羞涩也会花近万元买一只rimowa的旅行箱、3000元钱买一只珐琅瓷的平底锅。

“说不清是为了牌子买东西，还是为了生活买东西”。何佳发现活在这样“假精致”的牢笼里并没有让自己更快乐。

现在的她已经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会更加关注自我和生活本质，消费上转向为网易严选、优衣库这样的平价但有设计感和品质保障的品牌。

现在何佳希望能把这种价值观贯彻在孩子的教育上，借由双减的风她停止了内心的自我斗争。

她曾犹豫要不要为了孩子换一个自由时间更多的工作，放弃潜在的上升机会，双减后，女儿学校开设了课后托管，让何佳终于可以“没负罪感”地继续工作一会。

但也有仍然迷茫的家长，“琴姐”赵晓琴的疑惑没有解开，弱化了分数、排名，“那还靠什么证明孩子的成绩呢？我们之前付出的努力就这么被抹掉了？”

学校不再公布排名后，赵晓琴开始失眠，“当人不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时，比陷入低谷区还可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要往哪儿使劲”。

赵晓琴曾认为自己就是那种“小镇做题家”，“就得多做题，才能考上好大学”。赵晓琴身边的老同学们，但凡现在过得不错的，“都是当年高考考上好大学的那批人”。

也许是刷题的记忆太过于痛苦，年近40岁的赵晓琴至今还常梦到自己在高中教室里做题，桌面上是一摞又一摞习题册、试卷，还梦到过自己死活想不出答案，结果被吓得惊醒。

但孩子上小学后，赵晓琴依然带着她奔赴培训班，找遍各种传说中的武汉名师，甚至不惜驾车半个武汉就为上一小时的培训班。

为了能按时接孩子上课，她从外企离职，换了一个离家近、但薪资只有之前一半的工作。

在赵晓琴女儿的记忆里，自打自己上小学后就没什么机会和父母一起吃晚饭——她的晚饭都是在赵晓琴车上吃的，有时候是包子馒头，有时候是赵晓琴头一天做好了、在微波炉二次里加热后放进保温桶里的炒饭，

“量都很足，因为我妈怕我上课太久，饿得脑子转不动，不会做题”。

有时，赵晓琴开车看着后排睡着的女儿，也会反问自己，这真的对孩子好吗？

“人要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九月过半，女儿开学近两周，何佳感觉自己的焦虑差不多也消化完了。

用何佳自己的话，这两周她就像一直站在十字路口，不敢往左，像朱巍一样躺平取消所有的补习课，也不敢往右，像赵晓琴一样抓瞎似地给孩子报一对一。

最终，何佳决定和10岁的女儿进行一场“成年人的谈话”。

“你想过未来做什么吗？”何佳斟酌再三后说道。她担心太严肃的谈话伤害女儿自尊心，又担心不正襟危坐的谈话，无法引发孩子的认真思考。

“想过，做考古学家”，女儿给出了让何佳没想到的答案。他挥舞着手做锤、凿土地状，“就是我们去看希腊神庙时，那些手拿工具，发掘历史古迹的人。”

“那你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考古学家吗？”何佳追问。

“好好学习吧”，女儿耸耸肩，“但总归是要先学好英语，那是你了解世界的第一步”。

何佳这才意识到孩子为什么偏科英语。与此同时，女儿还给何佳描绘了自己的蓝图，甚至包括想好了大学要考那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去研究哪一个时期的历史。

惊讶于孩子思考不在乎他人眼光、坚持自我的品质，这场谈话最终以何佳沉默结束，“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能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

“这一代孩子比我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何佳说道，原来自己对于孩子教育太过于焦虑，焦虑到忽略了孩子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成长。

和孩子谈话后，何佳决定放手一搏，“没人可以替你自己做选择，哪怕是你的父母”。

“生活本来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没人能保证自己每个选择都做对，但偶尔的失误本来也是成长所会经历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