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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毒眸，作者丨廖艺舟，编辑丨张友发

《长津湖》上映后，影片制片人、行政监制，博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去影院走了一圈，发现很多观众正在“涌向”影院。“有好多观众排队，一个厅里按现在的防疫要求基本上都坐满了，挺好。”

经历过暑期档和中秋档的清冷，太多人将《长津湖》视为救市之作。上映首日，《长津湖》的排片场次达到16.4万场，为内地影史国庆档之最，排片占比达到53.4％，全国一半以上的场次都在放《长津湖》。假期前两天，该片的排片占比分别为41.1％和45.8％。

4天破15亿的《长津湖》让市场迅速回暖。受到档期加持，上映第二和第三天《长津湖》的观影人次均突破了800万，而去年题材接近、同样被赋予“救市”使命的《八佰》单日观影人次最高为598万。

在《长津湖》打破多项纪录后，毒眸专访了蒋德富。他将投拍《长津湖》的决定和过程总结为“钢少气多”：“面对这个厚重的题材，可能兜里只有5块钱，但我们敢花8块钱去拍，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完成的创作。”

项目的原定预算是10亿，但2020年年初受疫情爆发影响，拍摄进度停滞损耗1.5亿，2020年10月重新开机后，为了保证影片质量又在持续追加预算，“压力太大了。”蒋德富说，“集团的资金周转、创作和人员方面的协调都非常复杂。”

耀眼成绩背后，蒋德富也听到了一些不同声音，“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的期待值过高，把这部电影想得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但‘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好在《长津湖》的票房走势良好，得到了不少观众认可，蒋德富透露——《长津湖》还会有第二部，影片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七连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我们想再继续创作，不会（让观众）等待太长的时间。”

“前所未有的困难”

《长津湖》的诞生，经历了不少波折。

电影最早脱胎自编剧兰晓龙（曾撰写《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剧集剧本《冬与狮》，这个剧本讲述的是《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在入连仪式时，曾提到的钢七连在抗美援朝中的故事。

2019年10月《长津湖》立项，年底已有1800名前期人员奔赴丹东，原定由刘伟强主导拍摄。一切准备就绪时却遭遇疫情，剧组只能解散，“还没开机就损失了1.5亿”。项目最终延期整年，到2020年10月才再次启动。

为了在这个不算漫长的冬天完成长津湖的拍摄，博纳最终决定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共同拍摄《长津湖》。三位导演拿到初版剧本后，都根据自己的创作思路进行了调整，“每个人都至少有2稿”。监制黄建新在剧组中则被称为“指导员”，需要和导演协调沟通每份剧本以保证风格统一，最后也出了好几稿。

《长津湖》监制黄建新

不少报道提及初版剧本有13万字，“现在应该不要再说13万了。”经过几版修改后，蒋德富打趣道，“应该说有100多万字。”

进入到制作阶段，三名导演各自统率一个摄制组，内部又分AB组，再加上额外的“战役组”，实际上拍摄时有7个剧组在同时运转，这带来了大量复杂的流程管理工作。

让三个导演的创作相互关联并达成统一，是不小的挑战。从开拍那天起，每位导演和每个剧组都会被告知电影最终想实现什么，影片拍摄的调性、整体风格和内容架构是什么，“在创作初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真的不像一部（普通的）电影拍得那么简单。”

《长津湖》也被质疑过是否是“拼盘电影”，但从成片来看，多组摄制依然保证了叙事连贯。黄建新曾在采访中面对“有哪些困难”的提问回答称：“前所未有”，在蒋德富看来，这份“前所未有的困难”，也适用于剧组中的每位主创。

《长津湖》的拍摄是一个成本不断加码的过程。蒋德富最初构想的是10亿就能拍完，但三个大组开工以后，面对这样宏大的题材，开支很快超出了预期，“不能说两个坦克就去拍战斗，一个飞机就把机场给拍了，所以在开拍之后发生的费用越来越多。”

资金几乎是谈及《长津湖》无法绕开的一项因素，外媒The Hollywood Reporter曾报道，该片耗资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对照之下《流浪地球》3.2亿，内地票房榜冠军《战狼2》也只有约2亿。

蒋德富也告诉毒眸，拍一部《长津湖》相当于博纳同时开拍3部大戏。面对“史上最大规模制作”的投入产出比，蒋德富和同事在拍摄过程中因成本太高格外煎熬，也担心过无法收回成本，但随着影片终于与观众见面，“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当影片完工，定档今年8月12日时，又因疫情的反复不得不延档。这两个月内，已定剪的内容仍在进行修改，包括对寒天中哈气、冲锋时身上的血迹和鞋溅起的雪花等细节，做进一步精细处理。

《长津湖》中的雪景

最终电影的成片时长达到176分钟，这或许给观众带来了观看门槛，但蒋德富“从来就没有担心过时长问题”：“我们现在的电影制作工业水平已经提高很多，观众可以在影院看3个小时以上的好莱坞大片，为什么不能坚持看完中国的电影呢？”

在《上甘岭》之后，蒋德富希望《长津湖》能成为又一部关于抗美援朝的经典电影。就像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此前曾经在采访中提及的：这部电影不仅想拍给今天的年轻人，还想留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

工业化的商业主旋律

于冬曾不止一次提及，《长津湖》的一项重大意义，在于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水准提升到新高度。

“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2015年《寻龙诀》上映时，不少媒体就曾使用“华语电影终于有了工业化大片”作为报道标题，该片导演乌尔善在采访中总结道：“电影工业化分三个方面，第一是类型化创作，第二是科学且系统的制片管理，第三是新技术运用。”

之后2019年的《流浪地球》成为了契合这些标准的又一工业化标杆——类型突出且开拓了新题材；4年制作、从零开始搭建标准化管理流程；大量前期概念设计、2200多个后期特效镜头……乌尔善依然没能问世的《封神》系列，则被普遍视为下一个标杆。

而已和观众见面的《长津湖》，的确在一些方面超越了过往所有中国大片。蒋德富认为，“制片管理”是体现电影工业化水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长津湖》最突出的特点。

影片片尾字幕足足滚动7分钟，工作人员的名字多达12000多个，但在疫情影响下，《长津湖》的实际拍摄及制作时长并不算久，从2020年10月正式开机到如今上映只有不到1年时间。

“短时间内能够调度这么多人力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挺‘工业化’的。”一位资深产业分析师向毒眸感叹，“这种巨制对好莱坞来说可能很熟悉了，但在中国是肉眼可见的提升。”

本质上，工业化所追求的就是将分散、独立的个体“标准化”，降低影片制作的不可控因素，从而提高电影的品质下限。《长津湖》拍摄时，在组的演职员最多达到过7000多人，合计动用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这些数字在中国影史上都是空前的。

《长津湖》合计动用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

在拍摄《长津湖》的过程中，博纳一直在摸索更标准和系统的管理办法。小到用最短时间让剧组的7000人吃上2万份盒饭，“不像大家想的弄两个车拉过去就完了，得前面有准备，每一个拍摄流程都相连接。”大到数以百计的坦克、装甲车等设备在不同摄制组之间调配。

疫情也加大了管理的困难，比如管理剧组中的700多名外籍演员，为遵照严防输入政策拒绝了更有经验的美国演员、从国内重新找人培训；而在创作层面，每个组的服化道不能出现穿帮，三位导演的叙事方法更得“往一个方向走”……

演员的调度也很复杂。大部分演员都需要穿梭在三个剧组，最紧张的时候，一名演员在上午和下午需要在不同剧组。“还得做到大家都能够理解，让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创作状态。”

影片在假期第一天破了11项票房纪录，在蒋德富看来，“如果从电影的创作管理、流程管理等方面看，我们创造了无数个新纪录。上映时大家开玩笑说，以后再拍任何片子都不会发怵，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都在这里面出现了。”

据灯塔专业版，截至目前已破12项纪录

工业化的另一个侧面，是视效和技术。某种程度上，内地影史最高投资和制作规模也和影片的题材有关，军事战争电影必然追求宏大场面和密集特效，聚焦抗美援朝这段历史的影片，从立项时间看上一部还得追溯到1964年的《英雄儿女》，五六年前国产电影“工业化”概念还未成型时，观众记忆里多半也只有一部《集结号》。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给《长津湖》撰写的评论中也提到：“战争片是考验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综合水平的重要类型。国产军事题材电影唯有采取大片的创作与运作模式，才能占领当下电影市场的制高点。”

比如战争电影中繁多的特效场面，既是后期制作中的一项难点，也是工业化水平的重要体现。《长津湖》的三位导演在开机前就做了详细的后期量预估，特效镜头最终达到5000余个，由国内外80多家后期公司合力完成。

这些高投入的主旋律商业大片已成为电影市场的重要支撑部分。近3年，共有《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八佰》《中国机长》《我和我的家乡》5部影片的票房体量达到了20亿以上，2020年年度票房榜TOP10中，主旋律影片占据4席。

相比其他作品，《长津湖》高工业化水准带来的特效、大场面、群像刻画等比较容易触达大众，有从业者就认为，“上升到战争片有很高制作门槛，观众不是不喜欢主旋律，要看的是主旋律大片。”

题材审美疲劳问题的解决方式，则是影片能否带来新鲜感。长津湖战役虽然年代久远，但在观众中的认知度并不高。蒋德富也认为，即便出现题材“撞车”，不同的叙事方法和创作风格，也会带给观众新鲜体验。

“不管好莱坞还是中国，商业主旋律都是必须做的类型。”一位资深电影发行从业者曾告诉毒眸，“如果《长津湖》票房突破25亿，就证明主旋律依然还有市场。”

博纳的“背水一战”

今年6月时，博纳影业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发布了“中国胜利三部曲”计划，除《长津湖》外，还有《中国医生》和8月份开机的谍战电影《无名》。如今的博纳基本已经和商业主旋律电影绑定，该题材在市场上的冷热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发展状况。

早在2009年年底，博纳投拍《十月围城》，最终取得了近3亿票房，成为那年年度票房亚军。次年年底博纳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影视公司登陆纳斯达克，但往后几年的道路却充满曲折。在2015年年中，博纳宣布将进行私有化退市。

其中的重要转折点，是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这部红色经典新编作品，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内地市场收获了8.84亿票房，创主旋律题材历史新高。

发行《智取威虎山》时，市场主流是玄幻、盗墓，但影片最终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让博纳确定了新的制片方法论。“过往的主旋律都是概念先行，但是忽略了戏剧性。”于冬曾表示，主旋律影片既要在思想层面赋予英雄人物生活细节，也该在技术层面更贴近商业片，从此博纳便开始有意识地打造“新式主旋律”。

之后“山河海三部曲”依次推出，《湄公河行动》成为2016年国庆档的票房黑马，《红海行动》在2018年春节档上演了长线逆袭好戏，一举摘得2018年年度票房冠军。事实证明年轻观众并不排斥主旋律商业片，于冬称其为“顺势而为”。

《湄公河行动》

势头在“献礼大年”2019年达到顶峰，由《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构成的“中国骄傲三部曲”均取得了不错票房，三部累计超47亿。不过在各自的档期内，它们并不是最耀眼的，暑期档属于《哪吒之魔童降世》，国庆档由多家影企合资的《我和我的祖国》夺魁。

决定投拍“中国胜利三部曲”时，行业正面临疫情停摆，博纳集团集投资、发行、院线管理和影院放映一体，“不能完全幸免于难”，公司全年收入吃紧。

在大环境带动下，主旋律赛道也有演化成红海的趋势，去年有华谊兄弟的《八佰》，北京文化主投的《我和我的家乡》，今年则有腾讯影业的《1921》和光线影业的《革命者》与《中国医生》同档期竞争。

这样的背景里，“中国胜利三部曲”不得不说是一场豪赌。

决定博纳赢面的，是主旋律的价值，它能和更广阔的观众群体产生情感连接，黄建新曾将这几年的主旋律电影称为“主流电影”。影片艺术总监张和平曾在《长津湖》主题研讨会上表示，“要做让14亿甲方满意的乙方”。

于冬曾在采访中表示：“其实博纳是要为行业做一件事——升级，把我们开创的主旋律商业电影大片道路，再往前推一步。”

具体而言，“升级”代表着创作风格的调整，“我们经常说两三年换一波观众，不能用给80后讲故事的方法讲给00后听。”蒋德富透露，博纳今后还会设计很多的三部曲，并希望能在大的概念之下做更多题材细分。

在题材层面，新系列所涉及的抗疫、战争和谍战等都在过往市场里比较稀缺，但在选材更“高”和更“广”的同时，“中国骄傲”系列所关注的“平凡英雄”也会得到延续，“不管是民航英雄、救火英雄、民族英雄……可以继续拍下去，以后我们可以拍各种反映各行各业的故事。”

而《长津湖》在资金、规模上的升级，更像一个因题材而导致的特例，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主旋律商业大片就会走上成本不断提高的道路：“还是因项目而定，用最节约的成本拍出质量最好的电影。因为中国的电影产业规模还有限，花太多的钱投入到市场里收不回成本，对于电影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长津湖》上映前，不止一位从业者曾告诉毒眸，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的供给不足影响还将长期持续，但《长津湖》给整个档期带来加温作用，确实给沉寂已久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对于中国电影之后的期待，蒋德富用”信心“两个字来概括：“市场一定会复苏，不管今年年底电影的总体票房能够触底到什么程度、能够反弹到什么程度，都经过了全体电影人努力。做更多的积极向上的准备，去迎接疫情结束之后又一个黄金十年，才是我们从业者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