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人间像素
作为好几个 500 人大群的群主,李波最近挺忙。
他的群里聚集了上千位像他一样每天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间跨城通勤的人,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一条进京路,他们尝试多种不同的交通方式,每天平均通勤时间在 3-4 个小时左右。
群里最多的是如同李波一样的高铁通勤“钟摆人”——他们每天早晨从天津武清坐上高铁到达北京南站,到了下班时分,又如同倦鸟归巢一般从北京的各个区域去往北京南站,等候回家的高铁。
超大城市购房的压力、一线城市周边交通圈的建设、以及进入人生新阶段后陪伴家庭的需要,让越来越多人如李波一样,踏上了跨城通勤之路。
京漂“钟摆人”:四种交通工具排列组合,每一分一秒都要精准卡点
奥运会前一年,李波毕业来到北京工作,一转眼,人生的三分之一都在北京度过。
“我也想过咬咬牙在北京买房,但是北京的房太贵了。”
2014 年前后,李波太太的同事去武清看房,邀请他们一起。“从北京往天津开,下了高速看那个地方(武清)不错,就定了一个。”
李波买下了这套总房价不到 50 万元、离北京最近的天津住所。而在同时期,如果要在北京买房,可能就要翻个五倍甚至更多。
地处环渤海经济区中心地带、京津走廊中段的“房产价值洼地”的天津武清,是京津双城生活的重要节点。随着武清的房子装修完毕、孩子出生满一岁后,在北京上班的李波夫妻二人,开始了双双跨城通勤的生活。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李波一家人就开始起床洗漱。通常情况下,只要不遇上极端天气影响高铁车次,从天津武清家里出发,中间通过自驾、高铁、换乘两次地铁、步行等四种交通方式排列组合,历经近 2 小时,李波就可以如愿抵达公司。
返程的时间,则相对更长一些。李波的太太会赶在下午幼儿园放学之前回到武清,李波则一般五点半准时下班,花四十分钟赶到南站,坐 18:00 点区间的高铁,到家差不多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最近,京津城际高铁调整了时刻表,晚上停靠武清的车次变少,李波到家的时间就不固定了。“夜晚的武清站,常常跟北京 5 号线天通苑站差不多拥挤。”
其中,最幸运的视情况就是,李波到达每个换乘环节时,时间都“踩着点”,比如刚好高铁到达、地铁有座。但这毕竟只是理想状况。更多时候,李波还是望着呼啸而去的列车,深深叹一口气,“哎,就差一分钟,上一趟车刚走。”
“但只要时间掌握得好,每一分一秒都精确计算下,基本上没啥问题。”作为京津跨城钟摆人,四年来日复一日的通勤训练,李波把每次往返换乘的时间表,深深刻进了自己的生物钟。
但,也有“失算”的时候。比如,李波太太如果有事,那当天接孩子的重任只能落在他身上,他需要提前 1 个多小时在 15:20 左右下班,在重复走一遍早上上班时的路线,赶着去接孩子。
毕竟每天乘两次高铁,有时候也会忙中出错。“比如买反车票啊,高峰日忘记提前订票啊,就只能在南站多等一会儿,有时候没票了,等两个小时也有。”不过,惦记着家里的一口热饭热菜,没有特殊情况,他都能赶回家和妻子、孩子一起吃晚饭。
“好多人问我,天天这么上下班跨城跑累吗?我现在没有资格说累,身体很累的时候睡一觉就会好一点,心理上目前也扛得住。”李波说,要享受北京的工作便利,但是又不愿意离开北京,那就只能往北京周边辐射。
近两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进京政策时有变化,热心的李波就做了各公众号发布京津通勤相关资讯。短短一段时间里,他就遇到了近 1000 位和他一样的跨城通勤“钟摆人”。
“昨天晚上回家全程三个小时,有一个半小时是排队过检查站。”“核酸检测哪里出结果最快?”
深夜,李波创建的京津通勤群里,消息还在冒个不停……有人发了一张短视频截图,感慨在杭州天津之间坐飞机通勤的小伙太拼。
有人跟着评论: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
刚刚还热闹的群沉寂了一阵,似乎是被这几句唱词破了防。诚如李波的口头禅:“在北京混,迟早都是天津、河北人。”
广佛“钟摆人”:每天有超 176 万人次跨城出行,“甚至比广州市内通勤还方便”
相较北漂“钟摆人”李波,每天穿梭在广州、佛山两座城市之间的爱文,则显得幸福很多。
2016 年,她跳槽到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媒体的优势就是工作空间和时间相对自由,爱文没考虑搬家,就成为了一名靠地铁通勤的“广佛候鸟”。
大多数时候,爱文从佛山市的桂城站上地铁,在广州市的沙园站转乘 8 号线,再坐 7站地铁到客村站,就到达了办公室。
算起来,这位广佛“钟摆人”全程通勤只需要 18 站地铁、40-50 分钟就能到达。“其实比许多在广州市内通勤的人,还要方便。”爱问说。
她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再后来,爱文换了份工作,每天去广州的五羊邨上班,从佛山到新公司单程要一个小时出头。“因为每天高峰期的广州三号线非常拥堵,可能要等三四班才能挤得上,就不是原来几十分钟能搞定的了。”
爱文的通勤选择,很大程度得益于广佛同城化。上月,广佛地铁迎来通车 11 周年。过去 11 年间,这条地铁推构建出以禅城、桂城以及佛山新城三部分组成的佛山中心城区格局,逐渐打破了两座城市工作、生活的边界。
当然,除了像爱文这样的佛山-广州“钟摆人”,反向通勤的上班族也不在少数。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日前发布的《2020 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报》数据显示,珠三角城市群内的交互热度在全国城市群中位列前茅。广佛之间每日之间每天有 176.3 万人次出行,高居广东各城市城际间出行需求的第一位。
这份年报还揭示出广佛同城的另一大特点——虽然有很多人在广州工作、住在佛山,但广佛之间的跨城通勤是“双向对等的”。住广州就业佛山约占 40%,住佛山就业广州占 60%,双向通勤特征明显。
“工作在广州,生活在佛山,分野并不那么明显。”最近,爱文干脆将工作从广州换回了佛山。但唯一让爱文担忧的,是两地医保的衔接。
前段时间,爱文做了个小手术,她第一反应不是在佛山就医,而是搭了四五十分钟地铁去广州看病,毕竟自己医保关系在广州,广州的医疗资源也相对成熟。
“但我们现在也到了要小孩的年纪,以后不可能都快生了,还要拖 40 分钟才赶到医院。”爱问说,未来广佛两座城市如果能在交通同城化的基础上,继续在医疗、教育上迈出一大步,就更好了。
沪漂“钟摆人”:尴尬的“最后一公里”,打车不划算,走路有点远
十几年前从法国留学回国工作时,犀牛从未想过会成为沪漂“钟摆人”。
考虑到职业方向,家住苏州的犀牛,逃离了自己原有的舒适区,在 2020 年申请将工作地点换到上海,正式成为一名沪漂跨城通勤族。
“去上海上班的话,我要 5:30 起床,因为我要先起来给自己做个早饭,不然吃饱早饭会觉得心里很慌,这样就能保证 6:40 之前可以出门。”接着,她再搭上从苏州到上海虹桥的高铁,最后再打车,路上耗时近三小时,约摸 9 点半到公司。
“整体来看通勤时间还是漫长的,但是毕竟每周只是通勤几次,虽然有时候也会比较累,但也算是另外一种接触外界的方式,看看人间百态。”对于新的“钟摆人”身份,犀牛的心态很是乐观。
让她没想到的是,难住她的却是下高铁到公司的这“最后一公里”。自从在上海的办公地点从浦东外高桥换到了虹桥枢纽附近,她在高铁虹桥站打车时总觉得有些心虚。“因为真的太近了,出租车师傅可能排了好几个小时,就挣个起步价多一点。”
遇到绕路的司机是常有的事。
“因为这个距离很尴尬,很多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带,本来应该 30 块钱的路,给我绕到 250 块钱的。后来我就投诉。再后来我说那我就换滴滴,结果换了滴滴又碰到一个司机,我跟他聊起来,他知道我被绕过路,他就继续绕路,然后我也继续投诉。”
糟心的情况遇见得多了,犀牛也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从高铁出站口步行十分钟到达最近的商圈虹桥天地,在那里打车或者叫网约车都方便,“还不用排队”。如果上海的同事顺路,会到高铁站的停车场捎上她,为此她努力记住了虹桥枢纽停车场的蔬菜层、水果层。
像犀牛这样在上海虹桥商务区的跨城通勤群体,近几年来开始越来越多,同济大学近日发布的《2021 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显示,本年度上海市域与周边的苏州、嘉兴、无锡、南通等地级市的跨城通勤者共 15311 人,折算实际人数达 7.66 万人以上,这相当于一个镇的人口在流动。
其中,苏州城区的跨城通勤人群主要以高铁通勤为主,昆山花桥地区的跨城通勤人群以地铁为主,而太仓地区以私家车通勤为主。此外,上海地区也有人群到周边城市上班,其主要工作地为昆山市、太仓市和嘉善市。
事实上,像李波、爱文、犀牛这样居住在一线城市周边的跨城上班族,只是全国数以千万“钟摆人”的缩影。研究显示,在全国 36 个重点城市中,共有超过 1000 万人正在承受 60 分钟以上的跨城通勤之苦,占通勤人口的 13%。
更多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全国一二线甚至三四线城市,跨城通勤的队伍逐年扩大、不见减少。他们当中,有如李波一样因为高房价而被迫选择跨城通勤的“钟摆人”,也有像犀牛一样因为职业发展自愿当的“钟摆人”,还有如爱文一样享受城市一体化红利的“钟摆人”。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们从小镇走出来,为了在大城市成长、扎根,选择不“躺平”的通勤生活。
多少个随着人流挤上地铁的早晚高峰
多少个顶着风雪踩下油门的清晨
多少个披着星光走下站台的夜晚
还不是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为了那个不愿意轻言放弃的自己。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爱文、犀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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