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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谷爱凌?国家-民族视角,或者阶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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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来看,并不是外界观察谷爱凌的唯一角度。

文 | 航通社

在中国,看起来人人都爱谷爱凌。各路媒体对她以前上过的补习班,训练过的场地,祖籍,故居等等展开了大型认亲行为艺术,甚至小吃蜜三刀和中医也过来插一脚。

在美国,很多人对谷爱凌有很大意见。比如福克斯新闻的Will Cain,他在代班Tucker Carlson的节目里说谷爱凌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用美国的装备,请美国的教练,在美国的场地训练参赛,结果给中国效力,实属吃里扒外,吃饭砸锅。

而这——以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来看——并不是外界观察谷爱凌的唯一角度。还有不少中国人觉得,明明应该为金牌感到骄傲和开心,但他们对谷爱凌就是很别扭地喜欢不起来。

当赞助商从她十二三岁就开始跟拍的真人秀纪录片,显示她家在旧金山、太浩湖和中国上海都有房产,且每套房子里都有钢琴的时候,大多数人确实感受到了这个疏离性。

特别是在有些知乎、B 站和微博的讨论板块,这些地方的参与者十分擅长阶级叙事,动不动就“你工人爷爷来了”,张口闭口“资本家”如何如何。可以说,谷爱凌显示出的全能光环越耀眼,在这些人看来就越是起反作用。

谷爱凌的家庭环境和精英程度过于脱离大众,人们看到她,会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更具备“人民性”的运动明星,而最好的方法是他土生土长,通过举国体制的选拔机制脱颖而出。当几乎同时间出名的女足球员张琳艳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后,她和谷爱凌之间的对比也成为这些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另一种方法是谷爱凌要有失败,要运气不好,这样才更像一个普通人。

实际上归化队员不都是效果好的,也需要磨合以及也会有失败和状态不好,比如男女冰球队。但两队除了很多汉语都说不利索的人,至少有队长可以承担亲近国民的角色,同时他们必须面对组队以后战绩不佳的痛苦,而且只要展现出拼搏尽力的姿态,就跟男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容易赢得同情。所以说归化都不接地气,也不是绝对的。

可是,当谷爱凌在她并不熟悉的项目中,第一次尝试以前从未试过的动作就是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一次就赢了,在最高级别的考验中获得了最强的尖峰体验时,她简直就是幸运女神本神,美好得更加不切实际。

在这种情况下,羽生结弦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对照组。他已经功成名就,在此前的比赛中确立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但他再次参加奥运为的只是挑战花样滑冰运动的极限,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更为精进。结果,他的最新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没有代表日本获得奖牌。

羽生的故事特别像是日本在中国传诵的“工匠精神”的写照,虽然近来这个词招来的更多不是赞誉而是嘲讽。他是一个沉浸于增进花滑技巧,不断追求极限的“匠人”。有的媒体写他,说这次失败让他的形象更为丰满,让他在封神和受人喜爱的道路上补上了关键的一个节点。

但是,从这个阶级视角的羽生跳出来,再去看国家-民族视角的羽生呢?我一直在想,羽生这么强调为自己而滑,在中国环境下,应该被视为是不顾金牌可能易手的自私——占着宝贵的冬奥会名额,只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去尝试冒险动作,假设老实做动作就不会丢金牌,如此云云。

这就是国内另一半人对谷爱凌好感的最大来源——因为她代表中国出战,因为中国赢了。

实际上冬季运动项目有很多人会经常变换主队,特别是对于花样滑冰、速滑等项目的传统强国——俄罗斯、韩国等,其中的队员会根据需要变换不同的国籍出战,可能对于国内观众要比较难以适应这一现象。

谷爱凌在还未成年时就已经做出了决定,相信日后要再更改可能很小,因为阻力很大。这使得她的国家-民族归属和其他变换主队参赛的运动员相比更为坚定。特别是,因为中国最近的国际形象呈现特殊性,她的决定更显得艰难。

在谷爱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她被问到的问题大多与她的成绩和专业无关,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她也用娴熟的外交辞令妥善回答,体现出与她年龄不符的圆滑成熟。唯一能见到少年心性的可能是那句“我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安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上面”,以及她在Ins上的几句随性回复。

记者们对她的围攻特别不友好,即使英国《独立报》的专栏作者也看不下去:

即便有人鸣不平,谷爱凌的家庭背景,也让她跟中国产生的联系,注定会比美国更多更强。美国向来以开放包容的移民国家自居,但面对可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它显得远没有自称的那么包容。如果热爱生养她的美国,需要以诋毁半个文化血脉来源的中国作为投名状,谷爱凌并不愿意。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但对中国民众而言,她选择了中国身份这一点本身,已经足够。

那么,如果她选择的是代表美国队出战,这个选择为什么不够好呢?钱是一方面。大家都说的鸡头优于凤尾是一方面,但不是全部。她不仅需要成为群星璀璨的美国代表队的一个不那么耀眼的部件,更需要在政治正确方面做更苛刻的融入准备。

正如德约科维奇宁可退出澳网也不打疫苗一样,西方体育界有着多种多样的时尚、约定和忌讳,往往与美国国内政治高度关联。美国国内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员就不分场合地单膝下跪;美国国内宣传LGBTQ+的权益,运动员的社交网络必须对此表态。鉴于美中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巨大,这种逼着表态的情况只会更多,对谷爱凌的怀疑也会更多。

在选择中国身份以后,谷爱凌的社交展示责任就轻松了许多,因为中国大多数政治正确的着眼点和美国并不重叠,而且一般轮不到要求运动员也表态。相反,如果在娱乐圈,需要表忠心的情况倒是跟西方不相上下。

现在,西方对谷爱凌的看法是高度与国家-民族视角绑定的。与之相对,中国国内对谷爱凌的民间态度,基本上是国家-民族视角和阶级视角的混合。其中哪一种视角占上风,取决于每个人是否是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他们对谷爱凌的观感,本质上就是自己生活境遇的投射。

其结果是,综合考虑这些外界观察的角度,归属中国确实是当下对谷爱凌来说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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