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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显微故事，作者｜杨佳 马孔多 李海草，编辑 | 常新

有一份关于“疫情封控改变了你什么”的媒体研究显示，大城市的频繁封控让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大幅降低。

在长时间的疫情封控中，有43%的人表示，封控让自己感到焦虑，还有30%的人感受到迷茫、失望和压抑，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负面情绪。

超大城市，曾经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资水平、更广阔的职场空间和人生想象力。

但疫情爆发至今三年，频繁的疫情封控，也导致不少行业的普通打工人工作和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在这份媒体调研中，许多年轻人选择在疫情后更换城市，更是有半数以上的人选择回老家、或是换其他中小型城市寻找新的机会。

本期显微故事也找到一群在疫情期间留守在大城市的普通人，他们之中不乏长期在北京和上海的周边城市购房，日常跨省通勤。

在以往，即便是通勤时间较长，但更低廉的房价、周边相对便捷的商业配套，也让他们有了继续留在大城市机会的“过渡空间”。

然而，受到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不同的影响，不少人在后疫情时代遇到了和家人两地相隔数月、长期在工作地居家隔离的影响，让他们质疑自己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必要。

在面对大厂缩招、各行业降薪等尴尬局面，小城市的生活相比之下更加宽松，房价更低，生活成本也相对较小。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选择，而大城市一定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去年逃离北京，成了我们全家做得最对的决定

李赵阳 35岁 曾在北京朝阳区工作，2021年搬到福建泉州生活

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去年离开了北京。

我大学毕业就来到北京工作，在这里结婚、生子，可以说我对北京还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但疫情爆发后，我就下定决心放弃在北京所有的积累。

一开始，很多朋友不理解，毕竟我在北京已经买房、买车，工作也不错，月薪能达到税前4万元左右，夫妻两人一年年收入也有接近100万元。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北京没有任何归属感。

一方面原因是，我和先生都没有北京户口，即便孩子能通过工作居住证在北京上小学、中学，高中依然要回到老家高考。

另一方面是，北京的生活成本还是很高。

我们虽然买了房子，但也只是位于南三环外不到70平的两室一厅，孩子出生以后，空间一下变得局促，还是要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一套三室一厅才能满足日常需求。扣除每个月的房租（近一万元）、房贷、孩子的幼儿园学费，一年能留下的积蓄并不多。

疫情爆发后，我们公司首先开始降薪，我先生的公司更惨，直接裁员，有接近半年时间都只靠我个人的收入支撑家里的正常开销。

但更让我崩溃的是，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外来人口工作的城市，每次疫情爆发，北京都会受到或多或小的影响。再加上这里隔三岔五的国际、国内大会，更是对疫情管控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隔三岔五的封控、隔离，虽然从大环境来说是有益的，但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就是漫长没有休止的居家生活、孩子无法上学。

相比之下，我在老家的同学却都依然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即便有疫情爆发，也能在短期内控制好。

为了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我和先生就决定离开北京，选择了一个经济发展不错的中小型城市生活。

搬到泉州之前，我就在网上给孩子找好了学校。这里落户很简单，房价也不高，医疗和教育水平也不差，一年内我们就在泉州顺利着陆，也成为了“新泉州人”。

尽管今年泉州也爆发了疫情，但几乎在一个月内就“结束战斗”，孩子的上学也不太受影响。

看着北京、上海的前同事们隔三岔五的居家隔离，孩子接近半年也无法上学，我更是万分庆幸及早地离开。

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这些大城市并不缺我一个人“抛洒热血”，但我们的生活却总是被大城市的各种政策牵着走。

在眼下就业压力变大，房价不涨反降，疫情管控也没个尽头的如今，趁着年轻早早换个城市重新开始，还是一个更稳妥、更现实的选择。

比“历史无阳”更惨，我后悔在燕郊买房

赵小文 32岁 家住河北燕郊，在北京东城区工作

我算是疫情期间最典型、也最惨的那波“双城人士”了——我的房子买在了燕郊。

和大部分燕郊居民一样，我们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就购置了这里的房子。原因很简单，这里离北京最近，价格也便宜，虽然通勤困难一点，但看在北京工作的收入比老家高了一倍多，我们也都能忍受。

但疫情爆发后，一切就变了。

2020年那段时间，我老公的公司受到不小影响，他失去了工作，全家只靠我一个人的收入支撑。

为了减少公开暴露的风险，我选择开车上班。从燕郊到朝阳区，虽然开车不到40分钟，但因为属于进京，每天都需要要车窗、检查身份证、健康码，导致有次堵车了起码三个小时我才能进京。

今年，燕郊的生活更是让人不方便到了顶峰。3月份，燕郊出现了病例，我所在的小区开始封闭管理，连续做了17次核酸才等待解封的消息。

一开始，老板也表示理解，就让我居家办公。但时间长了，我也很不好意思，毕竟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住在燕郊，大家都在北京正常坐班时，只有我呆在家里处理工作。

我有个朋友就因为这种原因，直接被老板辞退。辞退他时，老板还透露懊悔的意思，表示以后招人时就会擦亮眼睛，再也不招燕郊来的人了。

前段时间，我看报道上说上海虹桥车站里睡满了曾得过疫情，或是进过方舱的人，原因就是用人单位不招，担心入职后影响其他员工办公。

其实，燕郊的人民处境更加尴尬。我们大部分没有被确诊过，平时也是往返北京、两城工作和生活的普通打工人，但因为各地政策不同，我们反而成了最无辜的那群人。

最惨的一天当属4月22日。那天，我下班准备打车回燕郊，刚要上高速就看到业主群里传来了小区封控的消息，我马上调转车头，找到北京的弟弟家借住。

一开始，我以为借住3-4天等小区解封就能回燕郊了，没想到，小区陆陆续续又出现了几个阳性病例，我就这么一直在弟弟家借助了21天。

在北京的我回不去，在燕郊的老公和孩子也出不来。我的女儿不到3岁，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分开这么长时间。

在等待小区解封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自责和懊悔，懊悔当初贪便宜买了燕郊的房子，也懊悔轻信了房地产开发商当时宣传的“北京上班，燕郊生活”的鬼话，更懊悔自己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结束这可笑的双城生活。

如今，燕郊的房价也因为几次疫情腰斩——以往租住在燕郊的年轻人大多因工作问题，离开北京回老家生活。未来，也不太可能有新的买家对燕郊感兴趣了，只有我们这些中年被套牢的业主还在苦苦蹲守燕郊。

小区解封后，我马上在通州、东坝等地找房子，希望能租一套小一些的单元房，尽早把孩子接来北京生活，上北京的幼儿园。

哪怕多花点钱，哪怕我们做父母的再辛苦一点，只要不要出现无端的两地隔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1.5小时的动车距离，我却和家人半年无法相见

韩文里 29岁 家住河北石家庄，在北京朝阳区工作

北京和石家庄只有1个多小时的高铁距离，但即便两地相隔如此近，疫情之下，我也几乎半年没有回过家了。

考虑到北京工作机会更多，结婚后，我和太太一直处于北京、石家庄两地分居状态。一开始，我也不觉得有多麻烦，毕竟想回去见她，只要周末坐一个多小时高铁就能到家。

即便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爆发时，我也依然能保持1-2周和她见一面，直到今年春节，一切都变了。

2022年1月27日，我从北京返回石家庄，准备和太太一起过春节。没想到，刚到石家庄，社区就监测到我是从北京返回的，考虑到北京当时有疫情，社区要求我居家自我隔离14天。

虽然不爽，但毕竟能和家人在一起，这14天的宅家生活过得也不错，每天喝太太一起撸猫、看剧，也算是北京忙碌工作后的放松时刻。

春节后，我如期回到北京工作地点，紧接着三月份，北京的疫情就开始反复。当时，媒体统计本土感染人数达到50万，为了确保安全，我只能留在北京，每天晚上和太太微信视频。

毕竟，如果保证每周回家，万一路上被意外暴露，导致感染，工作和生活都会很受影响，作为普通打工人还是不敢随意走动。

没想到，4月份开始，北京朝阳区又出现了多个病例。这下别说回石家庄，连下楼吃饭都成为了不可能的事。

太太因为担心我，远程给我下单了米面馒头，还有一些速冻水饺，把我的冰箱赛得满满当当，就怕我因为居家办公没饭吃。

差不多整个五月，我都是在家工作，唯一下楼的机会就是做核酸——那段时间，大规模核酸筛查几乎没停过。

紧接着，北京刚刚开放堂食，又因为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以及我公司对面的南京大排档爆发疫情，让我成了时空交错人员，继续居家隔离。

在家隔离久了，人难免会变得迷茫，无力。每天的日子都是重复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渐渐模糊，当时我甚至想，只要一解除隔离，就要逃离北京。

北京确实工作机会多，人均工资高，但对于大部分外来人口来说，这里不像一个家，至多只能算是个工作的中转站。

如今，也正是因为外来人口多，一旦有爆发疫情，总会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而我们作为在这些城市工作的、没有户口的普通人，总难免受到被隔离的影响，感觉特别无辜。

说白了，我们为大城市付出了青春和热血，但大城市却没有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任何方便。

幸运的是，7月初我和石家庄社区确认只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就可以回去，我马上定了高铁票，当天晚上下班后就奔赴高铁站。

半年了，我终于能回家了，车上人很多，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双城人士。走到出站口我还有些忐忑，怕各级管理层政策不一样，幸好出示核酸后车站的人就放行了。

这个周末，我花了一天时间陪父母，花了一天时间和太太还有猫待在一起。上次会觉得这样快乐和幸福，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7月10日晚上6点半，我又坐高铁回了北京，畅通无阻，真希望这样正常的日子，能一直保持。

跨越上海和江苏只有一条街，我和老公却花了80天

丽雅 34岁 家住昆山市花桥镇，在上海工作

今年3月之前，我从未后悔过来大城市工作的选择，3月之后，我每天都想离开上海。

2019年，我和我先生在江苏昆山市花桥镇买了一套房子。虽然我们都在上海工作，但花桥离上海很近，房子离我们工作的上海市安亭镇只要坐跨省地铁11号线、10分钟就能到。

今年年初，苏州先有了疫情，11号线花桥段暂停运营，但我们平日都是开车进上海，所以一开始影响并不大。

但苏州疫情刚得到遏制没多久，上海也跟着爆发了疫情——众所周知，这轮疫情的严重程度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3月底，花桥发布通告，关闭离花通道，我和我对象已经无法去上海的公司上班了，只能暂时居家隔离。我们公司如果不能正常上班，就无法得到足额的工资，年假被我们用来抵扣掉居家隔离的天数，然后就是无薪。

4月开始，我们反反复复做了无数次核酸，在慎重思考后，我对象还是决定申请离花赴沪去上班——他说房贷得还，他得养起这个家来。

图 | 从花桥离开昆山的站点（来源于网络）

我在家里给他收拾衣服，一件一件地往行李箱里放。每放一件，我的心就沉重几分，我预感到这次疫情可能比以往的几次更可怕——算是最开始最困难的2020年，花桥也没实行过封闭式管理。

果不其然，上海的感染者数量与日俱增，安亭这座沪郊小镇也出现多例。我对象去了工作单位后，吃喝拉撒住全部都在单位，我没有哪天是不担心的。

5月，他离家已经大概有一个月了。他们公司遣散了全部员工，让他们居家隔离。我劝说他回花桥，但行程码带星无法回来，他只能继续住在单位，生活物资都是委托物业帮忙买的。

那时候，朋友圈到处流传着一条小新闻。花桥和上海青浦界隔着一条河，有个跨省上班族大半夜“偷渡”过来。隔天，花桥就在河边装上了隔离板。

我和我对象就像这河东河西一样，被隔离了整整两个多月。我无时无刻不祈祷着上海赶紧好起来，祈祷着他能够平平安安地渡过这一劫。

曙光终于在6月到来。先是上海全面复工复产，我和我对象的公司都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沪昆通勤正式放开。我赶紧让我对象申请沪昆通勤证，我自己也申请了。

系统一时间挤进去数十万人，出现卡顿，让我更加焦急。想必，这十多万人的内心跟我一样，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申请通过之后，我差点哭出来。这意味着，我可以马上见到他了。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晚上老时间，我在你公司楼下接你下班，然后我们回花桥。这一切，仿佛像是梦一般，似乎发生过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全文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