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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惊蛰研究所，作者｜小满

尽管雷军的年度演讲被一部分网友评论成鸡汤，但当这位从中国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走出来的企业家，站在舞台上谈论人生低谷的时候，多少会让人对过去快意恩仇的互联网江湖，产生一种英雄暮年、美人迟暮的感觉。

最近几年，互联网大佬们集体沉默。马云退休让位张勇，徐雷接棒刘强东，一向低调的马化腾只在两会这样的重量级会议上露面。被称作互联网四巨头的“BATJ”，只剩下百度的李彦宏还在坚持公开露面，为公司的新业务站台。

以乐观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大佬们在行业潮头拼搏了二十余年早已功成名就，享享清福也理所应当。像前首富张朝阳一样，在直播间里成就物理老师的人生理想，也不失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典型模范。但是当曾经的大佬们陆续谢幕，不由得让人担心，后继无人的互联网江湖，又会如何翻开新的一页？

当乌镇饭局变成“散伙饭”

2014年到2017年绝对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热闹的一个时期。2014年，京东和阿里先后上市，中国电商产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互联网创业潮、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美团、滴滴、快手、字节等一批互联网新秀；同时，微博等社交媒体建立的前所未有的开放式舆论环境，也让大佬们纷纷化身“大V”，一边为自家企业代言，一边和网友们一起围观社会热点。

2017年，丁磊、刘强东和王兴，以及姚劲波在互联网大会期间组织的“乌镇饭局”，被网友戏称是中国的“顶级饭局”，到场的大佬们组成了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但此后，“顶级饭局”的阵容开始大打折扣，原本的大佬聚餐吃成了散伙饭。

2018年，马云首次加入饭局，但到场的重量级嘉宾只有丁磊、张朝阳等寥寥数人。2019年时，所谓的“乌镇饭局”，只剩下丁磊和李彦宏二人对坐的身影。再到2020年，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取消，大佬们的“公演舞台”也随着饭局消失了。“乌镇饭局”在2018年由盛转衰，互联网行业也从此开始麻烦不断。

这一年，“监管”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

在广电总局“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任何机构和个人，一律不得开办网络直播答题节目”的规定下，本以为能够焕发直播行业第二春的答题App最终昙花一现。因为“吃鸡”手游打得不可开交的腾讯、网易，以及其他互联网游戏大厂集体遭遇版号停发，股价应声下跌。部分已经上架的热门游戏，也因为存在暴力、宣扬赌博等问题，被下架整改。

从二季度开始，对自媒体、新闻、短视频平台的监管逐步趋严，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快手、抖音相继被有关部门约谈。斗鱼、虎牙直播等知名直播平台面临执法排查，“天佑”、“五五开”等一批违规主播被封禁。

互联网“娱乐”被严厉监管的同时，互联网“新贵”也开始暴露出自身的问题。2018年8月，滴滴顺风车业务在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两次恶性事件，被迫停止运营，进行整顿。共享单车ofo在经历了持续扩张后，因为无法退还用户押金最终崩盘，从估值200亿到负债65亿，只用了一年。

事实上，ofo的崩盘也是资本退潮的信号。2018年年初，徐小平等公众人物的“在线喊单”，把区块链推到了新风口的位置，但随后比特币的价格却出现加速下跌，到年底时已经暴跌80%。虚拟货币交易和相关媒体也遭遇严查，不少行业媒体平台和自媒体账号被封禁，年初的“风口”最终成了泡沫。另外，P2P的暴雷潮也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们的信心，无论是用户还是资本，对互联网产品的信任都已动摇。

大厂“人设”崩塌

强监管态势下，互联网大佬们选择韬光养晦不当“出头鸟”，但是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一些灰色机制被发觉并且遭到批评，这种被动的做法也无法阻止互联网大厂的形象开始变得更负面。

为了争夺流量，电商平台们把“618”、“双11”等大促节点作为全年的重点发力方向。而部分平台为了获得差异化的优势，选择逼迫商家进行“二选一”，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业务垄断。另外，为了增加促销活动的吸引力，电商平台们还挖空心思研究出一系列复杂的折扣玩法，不仅没有带来更好的体验，还被发现“先涨价后降价”等虚假优惠的情况。

在网约车领域，虽然滴滴从补贴大战中成功存活下来，并且掌控了8成以上的市场份额，但网约车的安全隐患仍未解决。而在市场上的绝对优势，也使得滴滴不断面临“大数据杀熟”的质疑。

作为最“纯粹”的互联网业务形态，外卖平台在舆论环境里的“人设”崩塌更具有代表性。在餐饮行业，外卖本来是拓展商家收入的重要渠道，由团购网站发展而来的外卖平台也让很多用户享受到了价格更低、选择更多的用餐体验。但外卖平台又一直被诟病向商家收取了过高的配送费，并且外卖平台的广告投放机制，也让一些中小型餐饮商家被大型餐饮品牌抢走了流量。

此外，外卖赛道还因为系统运行机制遭到了道德审判。美团等平台就曾被指责，在系统中对骑手的配送时间做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导致很多骑手长期承受巨大的身体和心理的压力，甚至为了及时完成送餐而忽略个人安全。而外卖平台大量采用的众包模式，也未向骑手提供应有的保障。

至于资讯和短视频平台，虽然在短短几年间获得了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流量价值，但是算法推荐可能导致的信息茧房问题，一直是字节和快手们无法抹去的“罪恶”。而直播电商火爆之后，头部主播的偷税、漏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以及虚构情节、低俗直播造成的不良引导，也屡屡受到批评。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几年里，互联网巨头们借助优秀的产品获得了成熟的市场，但同时也陷入用户的批判和指责中，以致于产生了“大厂原罪”的刻板印象。这种行业环境下，诸如黄峥、张一鸣等2010年后创业的新生代，也更清楚公开舆论对公司的影响，因此一直对外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并积极向其他前辈靠拢早早退居二线。

对于互联网“新秀”们来说，虽然互联网大佬们的杜门不出提供表演的空间和机会，但互联网公司的负面形象无可避免。再加上疫情反复背景下，类似互联网大会的行业活动陆续停办，曝光机会大大减少，选择这个时候出道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江湖已逝，下半场在另一个互联网

其实互联网行业并不缺乏“新秀”，只是如今的行业生态，让他们难以像行业早期阶段那样轻易获得关注。翻开中国互联网近30年的发展史也会发现，为人所熟知的互联网巨头们，大多诞生在行业最初的10年里。

1997年，本来在宁波电信局当工程师的丁磊创立网易；第二年，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证的张朝阳回国创办了搜狐；同年“618”,刘强东在中关村租下一个柜台，把京东的名字刻进了电商行业历史；马化腾在这一年的11月成立了腾讯；再到1999年，马云在杭州“悔创阿里”；留学归来的李彦宏，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创建了百度公司。

所谓时势造英雄，乘上了互联网第一班快车的初代大佬们，不仅从门户网站、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多个应用领域，构建了现代网络生活的重要场景，也自2000年陆续登陆资本市场走上人生巅峰，而前辈大佬们对生态的掌控，限制了后来者的发挥。

简单来说，BATJ所处的是互联网行业的大赛道，组成了互联网的基础生态，而后续的互联网项目，都是基于这些基础建设进行的创新，包括流量、资本、舆论话语权都有相当一部分被“基础生态”控制，新创业公司只能在巨头们画的“圈”里发展，这导致新公司的市值和业务规模，与大厂相比差距太大，自然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腾讯牢牢坐稳社交应用第一把交椅后，曾出现不少挑战者。但无论是字节的多闪、微博的绿洲，还是主打元宇宙概念的啫喱和网易首款音乐交友应用MUS，都不是针对QQ或微信发起的正面进攻，而是以社交大市场为基础，发掘小众需求进行的微创新。并且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通过挖掘小众需求的创新项目也越来越多，整个互联网大生态，也正因为不断出现的细分赛道变成一个个的小圈层。

不只是后来者聚焦微创新的原因，2018年以后的互联网行业发展方向，已经从原本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业务生态距离大众更近，并且追求用户数据的增长、活跃和留存，所以更容易也更需要保持自身的公开曝光，而产业互联网更多地是向B端传递价值，不需要过多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在面向产业互联网发展的趋势下，过去互联网企业为了追求高增长而开出的高薪资待遇，将面临价值回归。因此大厂陆续开展的裁员政策，也是互联网行业转型的一个具体现象。而这一部分被转移的人才和资源，会有大部分将流入到产业互联网，故而未来的“大佬”更有可能来自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以及产业互联网等新领域。

在雷军的年度演讲中，他提到了不少与中国初代互联网大佬们的交集。言语中，既有历历在目的感慨，还带着一些对美好记忆的回味。

人们也终于意识到，“悔创阿里”、“不知妻美”、“普通家庭”这些至少5年前的梗，和它们的出处，也都随那个快意恩仇的互联网江湖一同远去。

曾几何时，人们一直期待看到互联网行业上演“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刺激剧情。但如今前浪渐渐隐退，原本波涛汹涌的江湖却后继无人，令人不胜唏嘘。

好在互联网总是充满一切可能，我们不妨期待在下一个江湖看到更精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