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脑极体
今年以来,可以不时从新闻中获得关于核相关的消息。就在本月17号,北约开始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演习,而俄罗斯的“格罗姆”年度核演习,按照惯例也将在10月下旬举行……
习惯了和平的人们,似乎突然就被推到了核风暴边缘。如何理解那个相对陌生的核未来呢?科幻作品或许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想象空间。
一来,科幻很实际。科幻作品的诞生往往源自于作者对时事的关切,比如智能机器、太空旅行、外星人、环境污染、核战争等等,当一个人就这些问题进行创作时,很可能发现自己写出来的就是科幻。早在1940年,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一批科幻作家,就已经描写过核战争威胁和世界末日的场景了。
同时,科幻又跟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科幻是一种预言,要求创作者们必须超前一步,去想象那尚在概念中的技术和未来。在1945年写原子弹爆炸,就不叫科幻文学,而是现实文学了。创作者们以各种形式来预测可能的未来,并提出避免危机的方法,这种时间和空间上与现实的距离感,可以让读者在较为安定的心理阈值内,去思索一些或严肃、或敏感的话题。
在诸多让世界毁灭的因素中,核战争还是一个新手,出现不到百年的时间,但发生概率可比小行星撞地球、超级病毒、AI反叛、量子坍塌之类的大多了……核时代到来之后,核战争、核威胁就成为末日文学中常用的催命符。
那么,科幻作家到底是如何想象核末日的呢?他们笔下或镜头里的核末日,会成真吗?
前核时代: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在核时代到来之前,关于未来战争、世界末日的科幻作品已经很流行了。比如被视为早期“后末世小说”的经典范例——《后伦敦谈》(AfterLondon),就描述了这样的末世场景,与核战争之后的世界大差不差:
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之后,伦敦人口骤减,植物疯长、人迹湮灭,乡间复归自然,英伦湖屡屡成为战争的通道,无辜者遭受蹂躏,少量的幸存者开始过上了一种准中世纪般的生活。
同时期的小说《世界之战》,毁灭地球的则是与火星人的战争,以及它们的新式武器——热线。
看起来,末世都是一样的凄凄惨惨戚戚。这时候原子物理学已经发展起来了,只不过此前,作家们只懂得少量科学知识,所以作品还是以探险为主,写的故事大多是太空歌剧、怪物和“危险发现”之类的。
当然,也有少数科幻作家接触到原子物理这门深奥的学科,并将其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1914年,威尔斯在连载小说《先知三部曲》中,首次提到了“原子弹”这个词,并在1936年的电影《笃定发生》中展示了蘑菇云的效果。奥拉夫·斯塔普尔顿在1937年的作品《造星主》中,让一个地球人灵魂出窍,漫游宇宙,最终发现银河系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亚原子能让一个个星球都灰飞烟灭,整个银河系开始瘫痪。这时期,距离美国第一次核实验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显然,尽管这时候有些人意识到了核战的威力,导致末日的威胁,但很少有人生动刻画一场核打击,而是将核战争放置在遥远的未来、遥远的太空。科幻读物《新奇故事》的编辑就直言,自己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并不全懂。
核威胁,就像遥远的海市蜃楼,读者们可以看到末日场景的“整片森林”,但对世界如何被核摧毁的细节不甚了了。
变化发生在1938年,这可以说是科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坎贝尔成为《新奇故事》新任主编,以科学为主导的科幻创作开始流行,这时候关于核能的故事开始见诸报端,以至于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爆炸时,很多读者都觉得已经见过了。1940年《新奇故事》发表了海因莱因的《爆炸发生》,其中预言核能工厂会对地球产生威胁;1941年罗伯特·海因莱因发表于《新奇科幻》的一个中篇小说,则预言美国将被拉入二战,并制造出一种核武器用来结束战争。
1942年刊发的莱斯特·德尔·雷伊《提心吊胆》,讲述了一个核工厂的爆炸——能够消灭五十英里内的一切东西。
不难发现,科幻预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近。终于在那一天,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以南测试了一枚15-20千吨的核武器。核时代,真的开始了。
威慑纪元:军备竞赛与反核运动的“掰头”
1945年,两颗原子弹宣布了二战的终结,核战争开始作为科幻主题,贯穿整个冷战期间的核威慑纪元。
1949年,苏联引爆了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二个研制并成功试验核装置的国家,从此美国就不能再将核武器作为进攻型战争的工具,于是,核威慑力量形成。在物理层面,核武器作为威慑的军事工具,足以以一种攻击的方式威胁对手。在心理层面,只有存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才能保证威慑的成功。从这个角度看,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意愿,才让威慑变得可信,同时也让核威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场围绕核的军备竞赛展开了。美苏为主的世界开始你追我赶,1949年苏联刚引爆了代号为“第一闪电”的核武器,美国就在1952年测试了极具破坏性的“超级炸弹”氢弹作为回应。四年后,两国都测试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军备竞赛上升到一个可怕的新水平。到了60年代,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系统:带有核弹的远程飞机、陆基洲际导弹与配备核弹道的核动力潜艇,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摧毁这三个系统。
“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有核时代的开启,让科幻作品对核战争与核武器的关注理所应当,作家们开始释放想象力。
这个过程中,则出现了以科幻作品为载体,政客代表的政府与作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核战争的不同看法。
对于美苏政客来说,普遍信念是——核战争可以打赢,将核威慑看作一种非常管用且可信的威胁手段,希望大力发展核武器。一些将核武器描绘成技术奇迹、将核军队形容成超级英雄的科幻作品,开始与之应和。
伊格尔顿坦言,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招兵海报和广告中利用科幻小说的比喻,并向科幻娱乐节目的制作人提供资助,他们希望这些娱乐节目改善美国的形象,进一步实现美国军方的目标。
1952年的科幻电影《入侵美利坚》,就赞扬了美国使用核武器,对入侵者进行报复,在敌人的国土上投放了三倍炸弹。1958年,海因莱茵写了一个广告,为美国地面核试验辩护;又创作了《星河战队》,用华丽的文字虚构了一种非常不错的美国海军服役生活,这引起了许多读者和科幻迷的愤怒,迪恩·麦克劳林形容它是“一本书那么长的征兵广告”。
然而美国军方却十分喜欢《星河战队》这样的作品,不仅将它列入了海军陆战队的阅读清单,还要求研发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武器,比如红外探测仪、核手榴弹等,1961年美国还力排众议建立了《星河战队》中所设想的精锐地面部队。
尽管这类科幻作品展现了军队的英雄主义,并吓唬公众以支持大规模的军事竞赛。但实际上,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威胁”,对核武器跟灭亡的恐惧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社会层面,1946年联合国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核武器问题,呼吁彻底消除核武器。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和许多顶尖科学家都发表宣言,警告和战争的危险,并敦促各国和平解决争端。到了1958年,英国核裁军运动开始,其标志也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反核标志之一。1982年,一百万人聚集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支持核冻结运动,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核活动。
大众对于核威胁的悲观和担忧,让核恐怖情绪开始弥漫,许多科幻作家也感同身受,他们对核军备竞赛的后果深感忧虑,其人性的光芒也反映到作品当中,核战争题材大量涌现。
一方面,创作者们用预言来警示核危机的到来。
沃尔特·米勒,在长篇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预言了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之后的世界,并获得了雨果奖最佳小说奖。那里,地球因核毁灭了两次,作家这样解释核武器的使用,“无知可以成为免罪的理由,却不能成为免罪的借口,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罪过”。艾萨克·阿西莫夫在《请用S拼我的名字》中,让主人公把自己名字Zebatinsky中的Z改为S,从而让地球避免了核战争。
阿瑟·克拉克在《遥远的地球之歌》中不无预言地写道:20世纪的人会自豪地标榜自己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他们征服了天空,释放了原子能,发现了生命的基本规律,掀起了电子学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最惊人的是,他们探索了太阳系,并首次登上了月球。但20世纪还有一项超越一切的创新,乍一看那么无害,那么远离俗务,却在短短五十年后化作了广岛上空一朵蘑菇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这个发现毫不知情,漠不关心。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朝向末日的倒计时已经缓缓启动了。
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对于核战争伤亡画面的描写与呈现,击穿了大量读者的心脏,既让他们对于核的恐惧因释放而得到安抚,又强化了反核的信念。
其中有些是用恐怖形象来“危言耸听”,比如《原子怪兽》中因核爆炸、核辐射而出现的怪物,《X射线》中因核爆炸而导致蚂蚁基因突变;有的则通过现实主义写法来叙述核战争,比如内维尔·舒特的小说《海滨》,原本打算写一个荷战争中求生的故事,最后了解到放射性物质的扩散,将情节改为放射性物质飘到了澳大利亚,一部分人不得不服下毒药自杀,导演斯坦利·克雷默则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海滨 On the Beach (1959)》,获得了第32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小说《世界之战》也被搬上了荧幕,面对外星人的入侵,美国军方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但对火星人毫无抵御作用。
雅克·巴尔贝里在超现实科幻小说《残酷世界》中,这样形容核末日的场景:
战争结束后,硝烟背后是一个血流不止、千疮百孔的地球。人们再次发现自己患上了种种恶疾:癌症、麻风病、糖尿病。他们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猛拽着,就像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被拖行的狗。
许多人对辐射过度恐惧,坚信自己此后再也不该摘下它们。透过护目镜的镜片,我们如今终于可以观察到血肉有着确凿无疑的腐化痕迹。
有着卓绝远见的人迅速藏身于深埋地下的核避难掩体里。等所有的入口都被关上,最后一批对防护无比狂热的人就被锁入古旧的掩体中,若有需要,他们还会藏身于废弃核工厂数米厚的混凝土墙后。
既然军方政客们与大众和科幻作家们对核的态度如此不同,于是,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就觉得《原子怪兽》是在碰瓷,认为氢弹不应该为每一个特殊事件负责,包括被打扰的海洋怪物。美军拒绝资助《海滨》电影的拍摄,甚至希望限制这部电影的上映,只因为创作者把核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军。
当然,与著名的反核电影《奇爱博士》相比,上述电影惹怒军方的程度只能算是小儿科。1963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的电影《奇爱博士》,将美国空军将领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派轰炸机去摧毁苏联,而苏联则威胁将按下核装置,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体。为了避免核战争,一群人开始给疯将军收拾烂摊子……据说,《奇爱博士》的公关人员邀请美国空军人员来查看电影布景后,空军就威胁他们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剧组的战斗机飞过某空军基地,也被勒令迫降。
坎贝尔作为《新奇故事》的主编,也被警告禁止传播关于核战争、核试验的信息,1948年的时候,坎贝尔向作者明确表示——“不再需要核毁灭的故事了”。
但是,关于核威胁,真的只是创作者们的危言耸听吗?事实上,虽然冷战期间并没有发生人们极为恐惧的核战争,但核军备竞赛导致的威胁却从来没有因作家的笔而停止过。
1957年,为英国的核武器计划生产钚和其他材料的核反应堆Windscale,出现了事故,反应堆的铀填充石墨芯着火了,大火燃烧了两天才彻底平息,但放射性云已经蔓延到英国和欧洲,政府不得不禁止从受影响地区出售牛奶。有科学家估计,Windscale大火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可能导致约240例癌症病例。
更著名的一次事故则是切尔诺贝利。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所产生的辐射相当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数倍,污染了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和农田,预计有数千人死亡,多达七万人严重中毒。
1991年,冷战结束。漫长的核军备竞赛中,预言核末日的科幻作品,可以说是激发了人们的末日意识,对反核运动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后冷战时期:式微的末世意识与抬头的核威胁
冷战结束的三十年后,核威慑依然是维持各国和平的核心手段。但大家想必已经发现了,核威慑的成功率似乎不再坚如磐石。前面说到,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且有意愿进行核威慑,那么这个威慑才是可信的、成功的。
然而,全球的核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一方面,保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尤其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严重打击了自信,开始重新推崇强硬铁血的男性气质,《钢铁侠》等超级英雄影片,无不展现了对先进武器的推崇,并且把军方塑造成非常正面的形象, 2019年,美国甚至退出了《中导条约》(INF条约)。这些都说明战争风险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核威慑的前提是意愿。而目前,去核、减核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道德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理智的领导者是不会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使用核武器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结束核武器威胁,这些都使得核威慑的效果大大降低了。
这时候,科幻作家如何表达对核世界的想象?需要说明的是,科幻流派的日趋多元,使得归纳跨时代的共通特性变得不再可能,强行总结也失之偏颇。所以,我们不妨选择一个更加细分的视角,去看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想象关于核的未来。
提到中国科幻,《三体》自然首当其冲。在《三体》中,对核武器与核战争,就有着从狂热、到反对,再到希望的发展历程。三体危机出现后,人类“面壁者”将核技术作为破壁的关键;大低谷时期,利用基因工程和核聚变的能量,集中大规模生产粮食,全世界才不再挨饿;最终,在人类逃亡计划中,核聚变技术作为恒星际远航飞船的关键,成为全村的希望。
《三体》中的一位核能博士说道:“费米和奥本海默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广岛和长崎之后,第一代核武器研制者们大都在忧郁中度过了后半生,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知道人类的核武器现在的使命,会很欣慰的。”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韩松,在“轨道三部曲”中,让核能源成为火车、地铁和高铁的动力源,在未来的城市里,核袭击尚未发生,由核火驱动的城市与轨道,再造着社会的版图,也重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王晋康在《新安魂曲》中,想象了一场基于爱因斯坦“宇宙超圆体假说”的环宇航行,借由受控核聚变技术,人类得以乘坐着搭乘光速飞船,穿越宇宙热寂,把文明传播到下一个宇宙。
何夕则在《达尔文陷阱》中,让角色表达了对核武器不受限制的忧虑,认为人类越过了“造物主的防线”——人类对付狮虎等异类用的不过是猎枪罢了,而对付同类却动用了原子弹这种来自地狱的武器,这一切的根源都出自达尔文发现的那个自然选择。自从越过造物主的防线之后,加上人类的参与,谁也无法预料进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
概括来说,随着深空探索的进展,靠核能源向外太空“外卷”、而非将核武器对准蓝星,似乎成了较为公认的一种核未来。
无论哪一种想象,都不可否认的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迎来了新的核时代,正处于人类命运的转折点。而关于核武器的预见与幻想,将给予我们理解未来的标尺,以及有益于人类社会演进与延续的想象。
这,应该就是科幻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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