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一客：投资界对您这样的业内大咖关注逐渐升温，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刘经南：有这种现象。虽然我不太了解商业，但了解国家间科技实力竞争情况。我们搞科技的和搞高技术产业化的对商业长远竞争力提升领域认知较为超前，在商业投资方向敏感性上有一定影响，因此投资部门经常来联系我们，包括国内的私募、公募基金，有些重点企业领导人还会专程带着专题来学校寻求交流。

出行一客：他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刘经南：找我咨询主要就是北斗产业及可应用北斗技术的产业方面的需求情况。他们最近兴趣点集中在汽车行业。当然，在汽车领域，北斗未来不管是汽车本身，还是相关基建，如道路、5G+北斗、车联网、交管等都需要精准的位置、时间信息。目前，世界上同时提供精准时间、精准位置技术的，只有北斗（中国）、GPS（美国）、伽利略（欧盟）这样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而我在国内比较早投身于此。

出行一客：北斗产业化是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方向，目前北斗产业化方面有怎样的特点？未来还有什么空间？

刘经南：好问题。北斗的产业链比较长，从技术角度讲芯片是基础，芯片能做成接收机，接收机就可以用到各行各业，不光是工业领域，包括社会服务领域、政府管理领域，都需要时空信息的产品。与此相关的还有地图，现在导航电子地图，未来的自动驾驶、智能驾驶、高精地图，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采集道路信息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它制作成普通人能看懂的，甚至还要机器看懂的产品。虽然各行各业需求不同，但基于北斗终端和应用还需要有各行业的应用软件，软硬件结合能够满足各业态的需求。

北斗未来发展空间其实很广泛，因为北斗所能提供的的时间、空间信息可以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信息，人类的活动离不开空间和时间。人类最早认识外界的技术和知识就是空间、时间，行走去找资源，找吃的，找水喝，那就要知道水在哪里，能吃的东西在哪里，就要行。通过行来解决位置、定位，什么时间，到哪里，能够到哪里，不仅是人，动物也是如此。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高技术帮助获取更加快速更加精确的时空位置信息，来满足人们对物质、能量及其信息的需求。例如：北斗与新型基础设施融合构成融合型基础设施，有北斗+5G、北斗+物联网、北斗+工业互联网、北斗+电力网、北斗+油汽输送网、北斗+算力网等等，即北斗系统赋能新型基础设施精准时空位置服务能力。这些融合型基础设施建立相应服务平台，给相关行业和领域提供多种时空位置需求的服务，使其服务更加精准，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和智慧。可以说，空间只受人类想象力的限制。

出行一客：尤其想问一下导航方面，北斗在导航方面和GPS相比如何？美国能不能卡我们的脖子？

刘经南：我们在全球的一些地方对北斗定位导航的精度进行了测试，得到如下认识：北斗功能多于其余三大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包括俄罗斯的GLONASS、欧盟的伽利略、美国的GPS。北斗不仅拥有导航、定位、授时这三个所有定位系统都有的基础性功能，还在星间通信和测距方面优于GPS。

北斗能实现从卫星到终端和从终端到卫星的双向通信，这一功能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中只有北斗系统具备。华为Mate50就从技术上研发出了可以跟北斗卫星通信发短报文的手机。不过目前受限于中国的法规政策，为保障卫星安全，直接跟北斗卫星实现双向短报文通信需有资质或授权。

目前此种服务权限握在特定组织手中，尚未普及整体商业市场。另外，北斗还具备人员搜救功能。一种是按国际搜救组织标准要求，受困人员借助北斗搜救设备发送求助信息，国际搜救组织组建搜救，并利用北斗双向通信功能对受困人员进行回应。待救援的受困者收到回应后可知道搜救者大概的到达时间，可心安自救、暂时关机省电、等待救援，在约定时间再重新开机发送受困位置被及时捕捉，实现救援，这就是双向通信功能的意义之一。

关于美国能否卡我们的脖子，其实这四大系统在联合国签约后被认为是人类共享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民用方面不可侵犯，更不可故意或恶意干扰破坏，否则违反国际公法。四大全球卫星导航供应商也就保障民用签了协议，允许各自信号兼容互操作，极大保障了时空位置基础性民用服务惠及除军事等受限领域外的全球市场。在以能源、交通、网络代表的特殊领域里，中国一定也是以北斗独立收到的信号为主，实现自主可控的导航定位，这有助于防止他国对中国发展的掣肘，因此一般情况下他国卡不了我们的脖子。但若买国外的芯片制成的接收终端，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出行一客：北斗在多大程度上能替代GPS的全球市场份额？

刘经南：当前，GPS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占比已达90%以上，地位不可小觑。但北斗在中国诸多市场上正慢慢渗透、替代GPS发挥作用。在与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如交通、金融、电力、能源、通信、地图测绘、政府管理等，国家政策规定：必须采用北斗时空基准，必须用自主可控的北斗芯片、接收机和软件；在大众市场、如手机、汽车市场等等，可以由用户自主选择，但手机和车辆的移动位置数据，涉及隐私和公共利益，只许落地存储在中国网络的本地服务器中，未经许可，不得与国外机构共享。因此，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之后，国内市场份额，北斗系统占比会高于90%。国际市场份额，随着北斗的技术和功能、产品质量和价格优势及服务优势的提升，占比也会越来越高。

出行一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用了北斗？

刘经南：因为导航电子地图作为公共商品，目前对大众用户还不会显示导航基于北斗或是GPS系统的原始信息来源，只有专业用户知道如何提取和分析手机中北斗和GPS的数据。对于行业用户接收机和大众手机来说，专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图商等APP实现数据溯源，或者依照接收机或手机的技术维护手册的专业提示，获取卫星观测数据，知悉是由GPS还是北斗提供的，亦或是由它们同时提供的。

出行一客：怎么看美国现在的商业航天，我不是说国家那种意义上的备战竞赛，而是指商业航天民用方面的应用。从我们两个国家的商业航天角度，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构建自己的商业航天竞争力？

刘经南：这是最近深受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的商业航天为美方支持的乌方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得乌克兰的军队超过了俄罗斯军队的信息化程度。具体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很多高科技的遥感商业航天公司，如谷歌(Google)、麦克萨(Maxar)等为乌方提供了高清晰遥感影像，使战场态势与变化情况呈现清晰；二是以SpaceX公司高安全性的星链卫星为乌克兰提供野战通信能力。与此相反，俄罗斯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老式方法，这种方式存在暴露性高等致命缺陷。而美方的遥感卫星技术与星链卫星技术，都是源自商业领域，即民间行为。因此，还不好对它采取反击措施。

中国的商业航天于2014年起步，并获国家政策支持，由此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我们的起步比美国晚，美国的起步在80年代初，而且，美国航天发展本身就全是商业化的，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国家计划的辅助，但都是由私营商业公司运营。如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商业公司，是美国国家航天的两大主力，它们不仅从事飞机的研造，也探索火箭和多类卫星事业的发展。诚然，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促进，如苏美冷战时期美方的星球大战计划等的刺激，但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商业航天如今仍有全球引领性优势。譬如美国国家层面想做的多次往返可回收型火箭，SpaceX公司的一枚猎鹰9可以往返十几次，最近成功发射的是第14次，还要进行第15次发射。火箭大到能承载60颗卫星，分很多格子，按照不同的轨道发送出去，还有火箭回收，推动了太空旅游，装了七八个人，到美国空间站上去体会失重的感觉。

对此，我们也有一些反思，中国也要推进商业航天发展，只有充分利用民间的资源，如资金、技术、场所等，群策群力，我们才有希望做出便宜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家航天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将来大国之间的竞争核心是战略科技力量的竞争。”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观点在2021年院士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提到，体现出战略科技发展对中国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战略科技力量不仅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院此类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还包括985研究型大学、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科技企业等，如华为、小米等。我深信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再经一定时间跨度的发展，也将极富竞争力与创新力，所以它也应该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不应或缺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