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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张小珺（ID：benita-story），作者 | 张小珺，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风险投资是舶来品。我们对中国风投的大人物如数家珍，但对风投在硅谷的起源、进程和隐秘故事鲜少涉猎。

我们可能了解沈南鹏，却不了解红杉资本创办人。

唐·瓦伦丁是个粗鲁的人，他曾是海军的水球运动员，没有名校背景，不是精英俱乐部的一员。当被问到毕业于美国哪所商学院时，他愤怒地说：“我毕业于仙童半导体商学院！”他还会在电话里冲着记者大吼大叫。

但他似乎从第一天起，就决定将红杉塑造成一家不彰显个人的团队型组织。他没有遵循传统，用自己的大名命名基金——要知道，他同时代的人都这么干。他出乎意料地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颗名树给基金取名。而且，他会刻意在内部会保持沉默。

“他没有把自己的ego放进门来。”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对我说。目前，红杉已经将权柄交给第三代，他们积累了构建组织的一系列具体做法。

我们可能了解凯鹏华盈在中国止步不前，却不了解这家曾与红杉共享“双子星”美誉的基金，在硅谷是如何下坠的？它的领导者如何放纵了个人欲望而令组织蒙尘？它的管理样本恰好是和红杉相反的负面教材。

2022年12月20日，我采访了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他是一名英国记者和作家。他出版过记录对冲基金历史的《More Money Than God》（富可敌国）、格林斯潘传记《The Man Who Knew》（格林斯潘传），两次入围普利策，而他的新书《The Power Law》（风险投资史）揭露了硅谷风投的内幕故事。

The Power Law可以翻译成幂次法则或指数法则，它揭示风险投资的秘密规律，即大多数项目终将失败，但只要赌中少数几个有巨额回报的大项目，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重塑了一代人的商业文化。在既有文化中，一名员工会终身受雇于一家公司，为它卖命，最终有望带着金表荣誉退休。然而，风险投资打破了这一叙事。

风险投资人资助叛逆者，背叛老板，自己单干，将脑子里的想法落地现实，员工流动也急剧加速。马拉比试图用社会学家的眼光，打量硅谷为什么能成为硅谷——大量、松散的关系比少数紧密的关系更有利于思想分享和创新。“硅谷系统中，思想、金钱和人员流通非常快，与狭隘的波士顿体系相比，这种松散网络和联系带来了创造力。”他说，如果把硅谷比作花园，投资人就是花园里的蜜蜂，他们嗡嗡作响、飞来飞去、将花粉从一朵花传播到另一朵上。

在两小时的采访中，我和马拉比聊了硅谷风投的起源、秘密，以及那些撼动风投史的大人物们的性格与命运。这些大人物包括了，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人、红杉三代领军人、凯鹏华盈领导者、外来搅局者孙正义和尤里·米尔纳，还有硅谷别具特色基金的主要人物——可以看到，他们可都是一些怪家伙。

以下对马拉比的访谈。

01 穷人、边缘人、极端案例

为什么他们成了硅谷最显赫的人

作者：马拉比先生，我想跟你聊聊那些撼动风投史的大人物们。看上去，这些大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家庭出身和不快乐的童年。

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风险投资人阿瑟·洛克（Arthur Rock）经历了严酷童年，他患有小儿麻痹症；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父亲是卡车司机，家庭不曾拥有银行存款；孙正义（Masayoshi Son），就像你写的，是白手起家极端案例。为什么会这样？这种背景后是否有共通的动机或联系？

马拉比：我认为是有的。倘若你在艰苦环境中成长，不是精英阶层的一员，那么进入知名企业，与所有人和谐相处，通过自然跃升与最高层为伍，这条路会困难重重。因为你的教养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你没有优势。你必须创办自己的公司或风投机构。因此，不寻常的背景，会让你以后做出不寻常的事。

作者：这意味着，相比豪门望族，风险投资人这个职业更适合平民子弟吗？在今天，还是如此吗？

马拉比：我不确定是不是需要蓝领背景。孙正义出身贫寒，在日本是少数族裔韩国裔，这让他备受歧视。但另一方面，他去了伯克利，在加州上高中，这让他有一些优势。在青少年时期，他脱离了蓝领，走上通往更成功生活的道路。我不确定是不是要来自蓝领家庭，但有与众不同的经历是好事。你看阿瑟·洛克，他也不是蓝领，但他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这给了他不同的视角和面对人生的方法。

作者：童年经历为他们日后的风险投资事业带来了什么？

马拉比：和其他人想法不一样。相信颠覆，因为你不是来自既有体制或精英阶层。

作者：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些大人物吧。风投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阿瑟·洛克，为什么这个人如此重要？

马拉比：他是最重要的，他在加州完成了第一笔成功的风险投资交易，这开启了仙童半导体的成功故事。后来，他支持了英特尔、苹果和其他成功案例。

作者：书中，你提到他的一个贡献是设计了有限合伙机制，这是我们今天常说的LP（Limited Partner）。阿瑟·洛克的基金一开始先募集资金，并承诺7年存续期。这样的机制对风险投资意味着什么？

马拉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7年左右限时基金的理念，迫使风险投资家抓紧时间投资。这给他们施加了压力。当然7年还是很长时间，但总不能花15年吧。

另一件阿瑟·洛克做的是，提前募资、提前准备好资金。如果一位伟大的企业家来了，他知道自己有钱能投进去。在阿瑟·洛克成立第一家风投机构以前，他遇到心仪的公司后，需要专门为这家特定的公司寻找投资者，他要游说对方：“请投资这家公司吧！”而当他募了基金，手头有了钱，投资就快多了。

作者：但我也很好奇，为什么阿瑟·洛克这样的行业开创者，没能成功创立一家像红杉或凯鹏华盈这样名噪一时的基金?

马拉比：没错。我想因为他是太孤独的人。他不喜欢组建团队，喜欢亲力亲为。在他的第一只和第二只基金，他都有一个合伙人，但最终他们都没成朋友。

作者：为什么会这样？

马拉比：阿瑟·洛克很聪明，也很易怒——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不是那么友善。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迪克·克拉姆利克（Dick Kramlich）在一起，他是洛克第二个合伙人。迪克很不喜欢洛克。

阿瑟·洛克是一个孤独者。也许这和他的成长有关——在小儿麻痹症中长大，在他还是孩子时，由于是犹太人而备受欺凌。他没有强壮的体魄。他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保持独立。他不那么喜欢创建完整组织。

作者：他因为没有创建一个持久的组织而感到遗憾吗？

马拉比：我觉得不会，他享受独立性。毕竟，他为自己赚了很多钱。他成了大富翁。

但也有一些人，天生就喜欢当老板——比如中国的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2019年当我见她时，她正考虑这些。她问了我很多关于美国风险投资家的问题。我觉得，徐新是喜欢自己当老板的人，她不想加入任何机构出任合伙人。她曾被邀请加入启明资本，但她拒绝了。一些人天生就独立。这种选择不分对错。不是每个人都非得创立能持续50年或60年的组织。

作者：接着，唐·瓦伦丁和汤姆·帕金斯（Tom Perkins）在风投史上登场了，他们分别创立了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也是新的投资风格的先驱。他们与阿瑟·洛克的不同是什么？

马拉比：他们创建了持久的组织。唐·瓦伦丁创建了红杉，到今天仍是强大机构。汤姆·帕金斯创建了凯鹏华盈，虽然凯鹏华盈有高峰和低谷的波动，但还是非常活跃；20年前，它在世界风投榜单上排名第一。

作者：他们两人对风投历史的贡献是什么？

马拉比：创立了分阶段投资的方法。当一家创业公司来要钱，他们不是一次性给所有钱，而是只给一部分——这部分钱够6个月或9个月，创业公司利用这段时间证明自己。如果公司业绩达到里程碑，他们会提供更多钱。分阶段投资的想法很关键。

此外，他们对投资公司有很深参与度。他们不仅进入董事会，还积极地参与塑造公司。阿瑟·洛克虽然也进董事会，但很少参与公司具体的营销或工程事宜。汤姆·帕金斯本人就曾是工程师，成立过激光公司，他会更深入参与他支持的早期公司的塑造上，如基因泰克。

作者：他们这么深入地介入公司，甚至经常派驻CEO到创业公司，这么做对吗？

马拉比：这取决于你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家。有时企业家需要指导，如果他做得不好，投资人甚至将其解雇、找其他人代替。

唐·瓦伦丁对付难搞的企业家很有一套。他的第一起投资是视频游戏公司Atari。Atari老板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是一个疯子。他会在热水浴缸里召开董事会——他脱掉衣服，泡在热水里，边喝啤酒边开会。唐·瓦伦丁必须控制他。

最有趣的故事是，布什内尔总叫投资人脱掉衣服，和他一起到热水浴缸里去。而唐·瓦伦丁以前是海军的水球运动员，体格强壮。当瓦伦丁脱下衬衫，他的威望总能上升而不是下降。

02 如果红杉失败了

作者：你花了一整个章节写红杉，为什么红杉成为长久立于鳌头的风投机构？为什么曾经作为“双子星”的另一家机构凯鹏华盈，没能做到这一点？红杉在投资决策、机制设计和组织文化上，做对了哪些事？

马拉比：跌出榜首的凯鹏华盈与持续占据上风的红杉，最大区别在于，领导者在管理上所付出的精力。有时风险资本家是了不起的投资者，他们喜欢见创始人、下赌注，但没有真正考虑过组织。凯鹏华盈的主要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的问题正在于这。他很聪明，是富有魅力的推销员，曾在英特尔任工程师，对工程问题也很了解。但他没有专注凯鹏华盈的内部管理问题。

相比之下，红杉资本的顶尖人物、二代掌门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和道格·莱昂内（Douglas Leone），就非常关注如何聘请年轻投资人，如何激励、培养他们，如何塑造基金文化。他们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在周一的早晨，当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决定是进行一笔投资还是拒绝该笔投资时，怎样能保持这张桌子上的活力？如何借用行为科学来提高决策质量？

作者：可以从红杉身上学到什么？

马拉比：第一，要时时刻刻做出改变。1995年，红杉还是一家相当小的机构，只投资A轮、只在硅谷投资。但10年后，它不仅在中国设立了分支；还涉足成长期投资，为更靠后阶段、有更高估值的公司开出更大额的支票；它还考虑创办一家对冲基金。它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变化。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之一是，不断创新组织。第二，关注你雇佣的人，投入精力培养人才。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今天美国红杉资本的老板鲁洛夫·博塔（Roelof F. Botha）。

他还是20多岁小伙子的时候，就被雇用了。一位最年长的投资人找他说：“听着，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吧。”当你投资第一家公司，我将与你合伙，我们两个一起去参加董事会。一开始我会在董事会名单里，你就在旁边看我是怎么做的。

如果公司失败了，这是我的错，我会继续当董事会成员，这笔交易也将成为我名字上的污点。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了。对你来说，你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如果名字上出现污点，会是大麻烦。而反过来，如果公司做得好，我们就迅速调换位置——你成为董事会成员。这意味着，一旦成功，你将拥有加分项和光环，还会在福布斯投资人榜单上赢得声望。

年长投资人的行为是慷慨的。他们指导年轻人，确保年轻投资人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成功故事。这是红杉在做的事，也许其他机构不会这样做。

作者：这些做法是出自创始人唐·瓦伦丁的手笔吗？

马拉比：有趣的是，当唐·瓦伦丁开始这项事业时，他没有将它叫做“唐·瓦伦丁伙伴公司”。他以加利福尼亚州一棵名树的名字命名了它。他没有把自己的ego放进门来。而当时的其他合伙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是以两个创始人尤金·克莱尔（Eugene Kleiner）和汤姆·帕金斯（Tom Perkins）命名；Arthur Rock & company，是以阿瑟·洛克命名。

我认为唐·瓦伦丁是故意不写自己名字的，他想与其他人建立伙伴关系。另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招募其他几个人时，他显然是强大的创始人。但当他们一起开会，唐·瓦伦丁一开始会沉默不语，他不希望自己的意见设置谈话议程。他鼓励其他人主持会议，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所以，唐·瓦伦丁创造了红杉合作文化的DNA。他们鼓励年轻人站出来。

唐·瓦伦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他在真正需要退休之前决定退休。没人赶他，也没人强迫他，他自己决定淡出，将领导权交给迈克尔·莫里茨和道格·莱昂内。即使他们更年轻，经验更不丰富。所以，红杉不是唐·瓦伦丁个人ego的展现，他想建立持久的机构。

作者：这是你为什么说风险投资是一项团队运动。

马拉比：没错。团队运动一部分是为了使合伙关系持续50年甚至更长时间。同时，它也与具体投资项目有关。有时，当几个不同的人作为一个团队工作时，他们可以共同设法促使一项投资达成。

一个例子是Accel Capital对Facebook的投资。它最初由一位年轻同事发现，这个人甚至不是Accel正式成员，而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Accel付给他钱让他带来斯坦福的想法。他注意到Facebook在斯坦福的学生中流行，他告诉Accel Capital的一个人去看看。那个人叫凯文·埃弗拉西（Kevin Efrusy），他查了一下，做了说服让Facebook的人与他交谈的早期工作。接着，他带着60岁的Accel创始人去见他们。这两个人，一位是30岁的投资人，一位是60岁的创始人，共同评估了Facebook。再然后，他们找来另一位大约45岁的投资人，最终说服Facebook接受Accel的投资。

我们说回红杉。他们有一个习惯。当他们成功退出一个项目——不管是企业被收购，还是IPO——他们都会写一份备忘录，列出为这次成功投资做出贡献的红杉所有人员的名单。他们强调团队，而不是个人。

作者：一种说法是风险投资是年轻人的游戏，你怎么看？

马拉比：从某种程度上是年轻人的游戏，因为企业家通常年轻。当你尝试建立关系，年龄相仿会有帮助。不过也不一定。

以Benchmark重要合伙人比尔·格利（Bill Gurley）为例，他是旧时代就颇有声望的投资人，比Uber创始人Travis年长很多。他投资Uber，是非常大的成功。所以，一个有经验丰富、权威的年长投资人，如果有和年轻企业家缔结关系的一些方法、一点情商，将会展现出强大能量。

作者：我喜欢你在书中说到的，每一代人都必须获得自己的成功。硅谷基金们会怎么遴选接班人？红杉的二代掌门人相比他的创始人风格展现了很大差异吗？可以对比聊聊唐·瓦伦丁和他的接班人迈克尔·莫里茨和道格·莱昂内。

马拉比：这很有趣。迈克尔·莫里茨和硅谷其他人有着显著不同的背景。他不是蓝领，但他在英国威尔士长大，这不是著名城市。他是犹太人，这让他有点脱离英国主流生活。他在牛津完成学业，然后去了美国，在美国读书。他成了一名记者，他是《时代》杂志的作者，还写了几本书。再然后成为企业家，不过公司不太成功。在这所有以后，他才加入红杉资本——他不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不是推销员，也没有去过斯坦福，所以他不是典型硅谷人物。和唐·瓦伦丁截然不同。

唐·瓦伦丁是强壮的海军水球运动员，对那些太花哨的人来说有点粗鲁。他喜欢发起进攻。在他去世前，我去采访他，他对我发起了攻击。

在我见到他之前，他说：“你是谁？我不喜欢你！这太愚蠢了！”他一两周不回电子邮件。接着他似乎有点妥协，说：“好吧，我们通电话谈谈。”他在电话开始时对我大喊大叫——他想测试我，看看我是否值得交谈。最后，他同意见我，我前往他居住的亚利桑那州。

我记得，在赴约路上的那天，我坐在Uber上用手机给他打电话说：“我来了，就在路上。”他不客气地回复道：“哦，走开！我不想和你说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会面！”

我急迫地说，我从英国远道而来，就为了见你！我住在伦敦，现在我在亚利桑那州，我已经在这里了，就在Uber上，你一定要见我……

最后，他见了我。花了两个小时和我聊天。他很有魅力，不过有时候难以相处。（唐·瓦伦丁于2019年去世。）

迈克尔·莫里茨则是一位优雅的写作者，他富有教养、善良、睿智，有时也有点咄咄逼人。这说明了唐·瓦伦丁的才能，他愿意选择在某些方面与之相似的继任者——和他一样具有竞争力、进取心和饥饿感；但在另一方面，两人有截然不同的个性。

作者：另一位他的接班人道格·莱昂内呢？他和迈克尔·莫里茨怎么分工？

马拉比：道格·莱昂内的教养方式更像唐·瓦伦丁。他也有蓝领家庭背景，是意大利移民的儿子，对富家子弟反感，一心想证明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他早年也当过工程师。顺便说一下，还有外貌。

道格·莱昂内是强壮的人，他总是一大早起床去举重。在我的早期手稿中，我写了一些他如何拥有举重运动员的大块头身材。他发现我这么写后，非常生气，说：“哦，我很健康，但我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但他真的体格强壮。而迈克尔·莫里茨比较苗条，通过骑车锻炼身体。

当莫里茨和莱昂内一起经营红杉时，莫里茨在是否在中国、印度设立办事处、是否成立对冲基金方面做出了更多决策。而莱昂内在实现目标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旦决定在中国设办公室，莱昂内就去中国物色红杉中国负责人的人选。他见了很多人，他是勤奋的人，是可靠的领导者。但莫里茨在愿景力上有更多闪光点。

顺便说一句，鲁洛夫·博塔后来被选为美国红杉的下一任领导者，他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有着南非人的性格。你看，他们喜欢不同运动、拥有不一样的个性。（鲁洛夫·博塔是道格·莱昂内的继任者。）

作者：为什么硅谷的风投机构总是倾向于同时任命两个GP、两个领导者？

马拉比：他们认为团队总是比一个人更好。

红杉中国有点不一样。沈南鹏一直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和红杉在美国的模式略有不同。不过，红杉的美国领导者愿意选择沈南鹏，让他成为红杉中国主导人物，拥有比美国更单一的领导者模式，这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差异性的尊重。红杉中国一开始也选了两个领导者——沈南鹏和张帆，几年后张帆离开，沈成了头号人物。所以，美国人让中国合作伙伴找到了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中国模式，也许这是红杉的另一个优势。

作者：如果红杉失败了，会是因为什么？

马拉比：红杉正在下大而危险的赌注。例如，他们在新地方开设办事处或开辟新业务线。但他们这么做时非常小心，以确保步子不会迈太大。

处于成熟阶段的风投，致使失败的原因可能是，选了错误的人作为下一任领导者。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疏远同事的人，其他人陆续离开这家机构并组建其他基金，这家机构可能会失败。这是在凯鹏华盈发生的。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凯鹏华盈高层有几位颇有才华的人。不仅有约翰·杜尔，也有维诺德·柯斯拉（Vinod Khosla），他和杜尔一样出色，他们两个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人在组织文化上发挥作用。后来，其他人离开，只剩下杜尔，他就太过于老板做派了。

所以，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人，有可能摧毁一切。

03 大额支票理论：

强大的赚钱方法，

也是强大的赔钱方法

作者：在硅谷风投史上，还有两个疯狂大人物——孙正义和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他们从多大程度改变了游戏规则？

马拉比：孙正义和尤里·米尔纳都向企业注入更庞大资金的想法。他们不选择在早期投资，而是选择当企业可能要进行IPO的时候。孙正义和尤里·米尔纳会说：“与其去股票市场获得货币资本，为什么不继续私有化一段时间？我给你钱。”这就创造了所谓的“成长期投资”。它允许公司在取得一定发展、有客户、甚至做得很好的时候，继续增长。在资本资助下，企业可以不IPO而增长到更大规模。

但有一点，当所有科技板块上涨时，这将成为强大的赚钱方法；当科技板块处于下行阶段，它也会沦为巨大的赔钱方法。因为你在开大额支票。你在押注整个科技行业整体向好，而不是特定公司做得好。

作者：不管是孙正义还是尤里·米尔纳，都没有出生于美国，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来自俄罗斯，但改变了硅谷的游戏规则。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马拉比：这恰好是硅谷对外国人才开放的好兆头。硅谷允许外部人进来并改变现状，这是创新源泉之一。众所周知，在硅谷，大约2/5或40%的公司是由非美国出生的人创办。

作者：为什么孙正义这种激进的投资风格，这么多年都有效，最近却失效了？你怎么看他最近的一条新闻：声称要淡出软银的日常经营管理。

马拉比：这种投入到成熟科技公司的“大支票理论”奏效，是基于这些企业能快速增长。如果一切顺利，会赚很多钱。但如果所有科技股崩溃，它也会崩溃。你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了超大笔投资，它们也会很快倒闭。孙正义是2000年的世界首富，但2000年3月纳斯达克大崩盘，他损失了约97%的钱。97%啊。

同样的事在最近发生。新冠传播早期，科技股表现良好，2021年孙正义赚的钱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当然了，除了埃隆·马斯克。但后来科技股大跌，孙正义损失了很多钱。现在他说要退后，让我们再往后看看吧。有时候人们嘴上说自己要退，但又会迷恋上瘾。

作者：还有一些别具特色的风投机构，如Benchmark、Funder’s Fund、YC和Accel Capital。它们的贡献是什么？

马拉比：YC成立于2005年，想法是为正在学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创建夏令营。这些学生，除了idea，什么都没有。他们来到YC，先在波士顿，后在硅谷。他们研究这些idea，在夏令营中度过8周或10周。每个星期二，他们会一起吃晚饭和参加夏令营。他们和YC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一起出去玩，他会给创业者建议。夏令营结束时，他们将报告自己取得的成绩。然后，他们尝试获得真正的风险投资。

可以说这是Pre - venture capital阶段。这个方法让来自硅谷以外、创投系统以外的人更容易将头脑中的想法落地成成型商业计划。从YC脱颖而出的公司是Stripe，它成为美国强大支付和金融科技公司。Airbnb也由此诞生。YC创造了在风险投资之前的孵化器。

Accel Capital早在1983年就开始了，专门研究某些技术，专攻软件和电信的投资。（专业化投资）

Benchmark在十年后的1995年创立，是经典的A轮风险投资模型。他们不投入大量资金，只投早期，关注有前途的创始人。Benchmark让合伙人成为创业者的合伙人，进入董事会、投入大量精力帮他们建立公司。

Funder’s Fund（创始人基金）在又一个十年后的2005年成立，想法是把创始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企业家，不能威胁要解雇企业家。Funder’s Fund由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立，他把逆向投资变成一种宗教，也是第一个写出The Power Law的人，这成了我的书名。他强调这一切是为了支持疯狂的人做疯狂的事，赚巨额的钱，不要担心大多数可能倒闭的公司。

作者：这些大名鼎鼎的风险投资家身上有共性吗？是什么让他们站在了舞台中心？

马拉比：共同点是情商。对冲基金人士可以善于分析、不与人交谈。但风险投资人，必须见企业家、与企业家建立联系、站在企业家身边为他们提供支持——在一个周五的夜晚，投资人接到一通来自创业者的电话，创业者说他想要放弃了，公司有两个人辞职，产品进展也不顺，这名投资人必须愿意立马跑去公司，整个周末和这个灰心的创业者呆在一起，鼓励他有勇气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作者：风险投资人和你之前写的《More Money Than God》书中描述的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们，这两个群体所需要的资质和禀赋有差异吗？

马拉比：我刚说到风险投资家更多是见人。对冲基金人士则相当孤立。当我写关于对冲基金时，有一个笑话是，当对冲基金经理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购买一座私人岛屿，人们说，这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早就像是一座孤岛了。他是许许多多交易屏背后的一个孤单的人。他藏在不同屏幕后面，从这个屏幕看向那个屏幕。始终是一个人。

作者：在上面这些Big Names中，你最欣赏谁？

马拉比：红杉的迈克尔·莫里茨，他有勇气真正改变红杉的面貌，从一个小型的硅谷早期投资公司，到中国、印度、东南亚建立分支，创建成长期投资业务，在红杉内部创建对冲基金，甚至创建捐赠投资业务。他真的愿意下赌注。

我问他：你做过的你最喜欢的投资是什么？他不会说是他投资的雅虎，也不会说是他投资的谷歌，他会说：是红杉本身。

作者：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是当年在《时代》杂志报道过阿瑟·洛克封面故事的记者。

马拉比：是的。迈克尔·莫里茨曾是记者，在成为投资人之前还写了几本书。一个主题是商业领袖。第一本书是关于克莱斯勒，这家大型汽车公司在1979年出问题并破产，这是一个大公司如何因为过于官僚而失败的故事。他的第二本书关于苹果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是一个关于小公司如何令人兴奋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一路走来，迈克尔·莫里茨还在《时代》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阿瑟·洛克的封面故事。这使他能够了解风险投资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当记者、通过写作，他是创业家、大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学生。在他成为投资人之前，他对投资已经有了许多了解。

作者：他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风险投资人？

马拉比：他后来总是说，希望自己可以早点这么做。他成为一名作者是因为觉得，这是研究世界令人兴奋的方式。日后在某个时刻，他不想研究这个世界了，而是想自己赚钱、产生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是通过写作，而是通过做投资决策。

作者：风险投资人总是说，投资的诀窍在于“投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

马拉比：首先，这个人要有不同想法。如果创业做的是另一家公司已经在做的，那不可能成功，因为其他公司建立更早，更强大。获胜的唯一方法是做新事情。

其次你必须有相信那个想法的性格，尽管大多数人说它行不通。即使大多数人认为你疯了，你也必须对自己有信心。但你也要愿意接受它可能失败，毕竟大多数公司都会失败。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决心、自信和近乎疯狂的精神。这些是风险投资家寻找的品质。

作者：在上面这些Big Names中，谁在单笔交易中赚到了最多钱？

马拉比：也许是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

作者：赚了多少钱？

马拉比：哈哈我忘记了，他应该赚了数十亿美元，因为他很早就投了。早期投资是高盛做的，但高盛领导层决定要做银行，不做风投。他们就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投资份额卖给孙正义。这让孙正义有机会入局，并持有阿里巴巴很大一部分份额。阿里巴巴价值不断增长，孙正义持有了很长时间。

作者：在这些Big Names中，谁是最疯狂的人？

马拉比：孙正义。他会很快下注，见创始人半小时就说：“我支持你，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创业者本来就有点疯狂，他努力使他们更疯狂。

04 起源、秘密和社会学网络

作者：为什么选择用The Power Law（幂次法则）做书名？

马拉比：The Power Law是风险投资的秘密钥匙。大多数类型的投资是正态分布，有回报，有收益，也有损失，最终接近平均水平。风险投资却不这样，大多数创业公司会失败，大多数投资也会失败，只有在极少的项目上能赚10倍、20倍巨额利润。

作者：书的开篇就开始探寻风险投资起源，你很快将读者带入到了1975年背叛者的故事——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的8名年轻研究员不服高压管理、奋起反抗、自立门户。叛逆是风险投资的起源吗？

马拉比：叛逆是起源。我有时称它为“解放资本”。因为风险投资解放了创业者，让他们自由地离开大公司，反抗老板，以不同的思维创办新公司。

作者：“解放资本”（Liberation Capital）重塑了硅谷的商业文化吗？

马拉比：没错，在上世纪50年代的硅谷——这时它还不叫硅谷，因为还没有半导体业务；这时典型的商业文化是工程师一直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留在那，永远不离开。我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8名离开了某公司的叛徒工程师，他们创办仙童半导体。但他们被称作“叛徒”，因为在当时太不寻常了。

但随着风险投资愿意为想要创办新公司的工程师提供资金，当地文化也随之变化，创办新公司变得司空见惯。风险投资解放了有想法的人，根深蒂固地改变了硅谷文化。

作者：你在书中说：“成功有很多父亲，硅谷也不例外。”那么谁是硅谷的成功之父？

马拉比：还是阿瑟·洛克。风险投资是硅谷很长一段时间能成为世界主导技术中心的关键原因，直到中国成为最大挑战者。

当我开始研究时，有人说硅谷做得好的原因是斯坦福大学。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更好的工程大学。还有人说，硅谷做得好是因为国防合同授予给了硅谷公司，第一批半导体被出售是用于为美国军方制造武器。但这个关于国防合同的故事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波士顿地区的国防合同更多。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硅谷成为创新的首选之地，我认为那是因为它的商业文化。它有更多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更积极建立业务并取得商业成功。为什么创业公司在硅谷有这种文化？是因为风险资本家使它成为可能。他们愿意把钱花在有想法的人身上，即使没有任何客户、不确定产品能否奏效。风险投资家冒了大风险。他们愿意接受失败，他们了解The Power Law——即，当你进行高风险投资，一些成功可以弥补所有损失。

所以，要想了解硅谷的起源，必须了解风险投资的起源。当阿瑟·洛克1957年投资仙童半导体时，这个起源就出现了。

作者：你花了很大篇幅探究硅谷的风投网，人际网络多大程度驱动了创新？

马拉比：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企业家与可以帮他们建立公司的人联系起来。

刚起步时，你要努力说服有才华的工程师、销售人员来工作。但他们害怕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公司可能很快倒闭。但如果你有一个著名风险投资家，他可以对早期的工程师和销售人员说：“听着，如果你加入的创业公司失败了，别担心，我还有很多其他创业公司，我会给你找份工作。”

我和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聊过。他很早就成了谷歌CEO。起初，施密特不想加入谷歌。他说：“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很年轻、很傲慢。他们不尊重超过30岁的人。我是埃里克·施密特，是另一家软件公司CEO。他们随时有可能把我轰出去，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加入这些年轻人呢？”约翰·杜尔是说服施密特加入谷歌的投资人。约翰·杜尔对他说：“你是对的。不过别担心，如果他们那样做，我会让你成为另一家软件公司的CEO。”

所以，通过将风险很大的单次游戏转变为重复游戏，风险资本家创造了企业家和早期成员所需的勇气。我有时将风险投资称为“制造马车的机器”。创业者和早期员工自己不拥有马车，除非风险资本家在那说：别担心，我会给你资本，我会帮你，我向你展示如何建立公司，因为我以前在很多公司做过这样的事。相信我，我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作者：你在书中引用了一个观点：大量的、松散的关系比少数的紧密的关系更有利于思想的分享和创新。相比少量的强关系，大量的弱关系能产生更多的信息流通。可以进一步阐释这一点吗？

马拉比：波士顿技术中心拥有最好的工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拥有许多技术公司如雷神，因而是强大的科技中心。但在上世纪80年代，硅谷超越了它并做得更好。我试图理解为什么？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不是来自经济学——我在经济学找不到任何能解释这个的东西，而是来自社会学。一位名叫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社会学家，写了一篇名为“弱关系的强度”的论文。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网络中有100个人，你对他们只是了解一点，并且你已经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当你尝试考虑建立公司或者为你的公司寻找客户时，你可以向他们发消息。

另一种情况是你网络里有12个人，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你与他们深入合作、有深厚联系。

如果你有很多松散联系，它会给你很多选择。如果你有少量深层次关系，你在雇用新人或开发新客户时就没有那么多选择。

波士顿的特点是人们一直呆在一家公司，他们与该公司内部12位朋友建立深厚联系。而硅谷有很多初创公司。人们会加入一家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在一年后倒闭，他们紧接着加入另一家，工作3年。他们四处走动。他们会与5年前合作过的人分享想法。硅谷有很多弱关系。在硅谷系统中，思想、金钱和人员流通非常快，这让生产力更高、土壤更肥沃。与狭隘的波士顿体系相比，这种松散网络和联系带来了创造力。

你可以想象一个有很多花的花园，有蜜蜂在花园飞来飞去、嗡嗡作响、将花粉从一朵花转移到另一朵花。风险投资家就是这样。在不同的花中间飞舞、联络、传递信息。

05 中国风投中的女性角色

作者：我知道你有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朋友，你怎么看待风险投资进入中国以后呈现出的中国特色？中国的风投和硅谷的风投的区别是什么？

马拉比：中国的风险投资做得非常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阿里、百度和腾讯开始，中国只用了15年就在独角兽的创造方面和硅谷一样大。相比来说，中国增长更快。当然，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时每年增长10%，这有助于风险投资增长。

但中国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故事有多么相似。红杉这样的公司把模式带到中国，他们研究了美国剧本，经常使用和美国一模一样的方法（如早期员工的股票期权）。

作者：过去20年，中国风投率先解放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一批在手机上做APP的人，这带来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生态的蓬勃，诞生了很多我们熟知的公司，如字节、滴滴、美团。直到最近一两年，中国风投才开始集体转向硬科技赛道。怎么看这个现象？

马拉比：中国也有相当强大的医疗技术投资板块。不过对此你会比我更了解。不是所有都是APP，对吗？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故事，风险投资开始时有硬件阶段，早期投资是半导体，接着是个人电脑，然后是路由器和支持电脑的设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软件成了大事。随着互联网在1995年左右建立、Netscape上市，软件和互联网应用程序真正主导风险投资。而中国开始行动的时间，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此，很自然，中国APP开发商是风险投资主要故事。

但最好记住，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有过古老的硬件故事。也许现在我们回到了中国和美国的硬件时代，我猜测是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软件。这将软件推向了某种深度技术，但它仍然是软件。与此同时，还有制造无人机的硬件公司（如大疆）和制造电池的公司。风险投资对机器人技术和深度技术硬件有价值。可以期待未来10年，软件不会成为唯一主题，硬件也会是主题。

作者：你在书中提到，中国的风投有一项显著的优势：对女性更开放。从哪些观察中得出了这个结论？

马拉比：当我到中国之前，我试着问我认识的人谁是中国最强的投资者。我列了一份名单。我当时并不特别在意性别平衡，结果名单上有几位女性。徐新就是其中之一。我还见到了真格基金的方爱之，以及曾在Tiger的陈小红。

高盛的台裔美国人林夏如是阿里巴巴的第一个投资者，她是中国风险投资界的阿瑟·洛克，因为她投资了阿里巴巴，虽然后来踩了空。她是高盛最年轻的女性合伙人。

中国似乎有更多女性。也许是因为，美国风险投资体系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萌生，当时性别平等程度低；而中国风险投资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出现，社会普遍更平等。

作者：作为金融历史学家，你怎么看待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周期？对年轻读者们是否有一些应对萧条的建议？

马拉比：这与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情景相似。当时大量公司破产、遍地痛苦。你可以理解硅谷有两种公司。有个词叫Vaporware——指某种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它们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从风险资本家获得了廉价资金，可以做大量广告吸引客户；当廉价资本停止，他们无法做广告，就破产了。这是一种公司。另一种是向第一种公司销售服务的IT公司，当第一种破产，他们也破产了。因此，在千禧年之初，很多公司失败了。甚至亚马逊这样的优质公司，也几近破产。

历史的教训是：看吧，这些事情发生了，可能在一两年内异常痛苦，但只要穿越这个阶段，又能开始斩获成功。原因就在于，风险投资+企业家+新想法是构建未来的方式。即使我们经历一两年的萧条，也应该保持乐观。

06 作者那些事

作者：最后一点时间，想聊聊作为写作者的问题。在开始写作后，你遵循了一个怎样的时间表？

马拉比：必须灵活安排日程。如果一位风险投资家说：“哦，我可以在下周见你，在旧金山吃午餐怎么样？”我就不得不放下一切去旧金山和他共进午餐。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有人说，我下周要在旧金山见你，但他取消了，你千万不要生气。你必须说：“嘿，没问题，让我们重新安排时间，下周怎么样？”你必须时刻准备好去见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了解风险投资的秘密。

除此外，我的写作会很有规律。我早上起床，努力锻炼45分钟，让自己感到强壮和清醒。我拿着一大杯咖啡到我的办公桌前。最好的一天是没有邮件，没有电话，只考虑写作。但倘若我的某位信源与我联络，我必须立即放弃写作回复他们。

作者：你已经写了5本书，哪本是转折点？哪本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马拉比：最大的转折点是写对冲基金历史的《More Money Than God》，它是第一个真正卖出海量册并持续销售的一本书。关于格林斯潘的下一本书《The Man Who Knew》获得了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但我认为这不如《More Money Than God》的突破重要。

我最喜欢的书是《The Power Law》，风险投资太令人兴奋了——创造新的未来，发现新的产品，将初创公司打造成独角兽。没什么比这更神奇。

作者：你写到红杉在一段时间，成为硅谷创业者对风险投资人敌意的集中点。红杉有因此不悦吗？

马拉比：红杉的人希望我写的某些内容有所不同。

他们在欧洲遭受了一些损失，因为欧洲风险投资家对红杉有点嫉妒和竞争感。当我写书时，我说红杉很棒，当红杉来欧洲，将是欧洲风险投资体系做得更好、更成熟的信号。很多欧洲风险资本家非常生气，他们攻击了红杉，攻击了我。红杉有段时间感觉尴尬，但没关系，他们会做得很好。我也说了红杉很多积极的话，他们值得这样的评价。所以，他们对某些事情有点生我的气，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开心。

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你体验过The Power Law的魔法吗？它怎么指导了个人生活？

马拉比：我相信冒险押注一个困难的主题，做其他作家没做过的事。我在每本书上花费5年时间，比大多数作家花费的时间要长。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但我认为最终，你创造了更独特、更不同的东西，你有机会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前100个人读了它，他们会想：哦，这是不同的，它很好。他们告诉100个朋友。一点一点，越来越多读者喜欢它，告诉更多人，销量出现了The Power Law的爆炸式增长。

作者：你的妻子是《经济学人》总编辑。是她的工作更具挑战，还是你的？

马拉比：我的妻子绝对是优秀记者。她正在编辑一本每周有超过一百万人阅读的杂志。这是巨大影响力，我非常尊重她。我的书不错，但可能只有几十万人看，没有《经济学人》这种顶级杂志有影响力。

作者：下一本书的计划是？

马拉比：我还没完全决定，我希望写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内容。我现在只是尝试与一些人交谈，看看这项工作能否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