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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故事荟，作者｜万天南

遍地都是“小阳人”。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预估，“最终可能80%-90%的中国人，都会经历感染。”

12月29日晚，知名流行病专家曾光教授感叹，没料到国内第一波疫情如此来势汹汹，北京的感染率可能超过80%以上，甚至更高。

新冠疫情，既是世人的罹难，也是造富的风口。

高居印钞机天花板的王者，在美国是辉瑞集团，在中国是科兴生物。

2021年，辉瑞旗下的新冠疫苗Comirnaty和口服新冠药物Paxlovid，为其累计贡献了444亿美元的营收。

尤其是Comirnaty，上市首年，销售额高达367.8亿美元，成就有史以来最为赚钱的“新药王”。

在中国，造富天花板则是科兴生物。

2021年，科兴销售额折合128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91.6%。

净利润更是逼近千亿，高达956亿元人民币，达到此前5年净利润总和的百倍以上。

科兴“氪金”能力有多强？不妨横向类比一下，逼近华为，超过了头部央企两桶油，相当于9个百度，12个拼多多。

而在《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上，科兴生物更是以接近92%的成绩单，拿下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冠军。

可是，三年来，即便有超过5亿人接种了科兴疫苗，但现阶段国内疫情仍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引发了对疫苗接种有效性的质疑。

其实，专家的意见相当一致，面对变异毒株，普及疫苗加强针，才是科学共识。

而在未来新一波的疫苗接种潮中，科兴生物还能继续得到大众信任，续写一年赚千亿的神话吗？

异源接种，疫苗变轨

三年来，科兴成为最大赢家，凭什么？

跑得快——科兴的疫苗路线，选择了技术门槛较低的“Easy”模式。

为了提高成功率，在新冠疫苗研发上，中国的策略是多路并进，同时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DNA/mRNA）。

科兴之所以All in 灭活疫苗路线，原因有二。

其一，研发难度小，灭活疫苗作为最传统、最常用的疫苗制备技术之一，技术门槛较低。

其二，这是科兴的“老本行”。

科兴多年专注“灭活”，曾先后研制出全球第一支SARS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完成I期临床研究）、中国第一支大流行流感（H5N1）疫苗，以及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门槛较低，技术成熟，又是“老本行”，科兴得以捷足先登。到了2021年2月5月，其新冠疫苗就获批上市，成为最早获批的先行者。

不过，灭活疫苗虽然门槛低，其短板也如影随形。

中泰证券曾在一份研报中，详细比较了几条技术路线的优势劣势，得出的结论如下，灭活疫苗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缺点在于安全成分性低，成分不明确，仅有预防性，没有治疗性。

靠着“Easy”模式，抢得先机的科兴，其疫苗产品的短板，逐渐显山露水。

由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兴疫苗接种者感染新冠的概率，是辉瑞疫苗的2.37倍，且感染患者转重症的概率是辉瑞疫苗接种者的五倍多。

这一研究样本量极大，覆盖了300万已注射完两针疫苗的20岁以上人群，因此极具价值。

不止新加坡，2022年10月，香港大学医学院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正式刊发了一篇mRNA疫苗与科兴灭活疫苗的对比研究。

这项研究，纳入了第五轮疫情的约100万名新冠患者。结果显示，打完三针科兴在60岁以下人群预防有效率为51%，而mRNA疫苗在所有年龄段都有效率达到70%以上。

此外，两针mRNA疫苗与三剂科兴灭活疫苗效果接近，而打完三针疫苗起码要耗时半年，在起效时间上大打折扣。

另据智利相关机构的初步数据，接种过两针科兴疫苗后又接种了第三针辉瑞mRNA疫苗的人的感染风险，降低幅度为95%。相比之下，接受科兴疫苗作为第三针的人的感染风险，降低幅度为71%。

多个独立数据交叉验证，灭活疫苗的综合表现欠佳。

先Easy，再Hard，成为了科兴灭活疫苗难以逃脱的宿命——早期，疫苗严重短缺时，抢得先机的科兴疫苗，满足了救急之用。

但后期随着玩家增多，产能大涨，在有效性、安全性上不占优势的科兴灭活疫苗，未必再是最优项。

科兴疫苗遭遇的更大挑战，则是“异源接种”。

今年12月，钟南山教授和张文宏教授等多位知名专家均建议，为了提高疫苗效力，接种第三针加强针时，大众最好选择异源接种。

所谓“异源接种”，简单来说，就是接种的多针疫苗，不是同一种技术路线。

比如，如果一个人此前接种的三针新冠疫苗都是灭活疫苗，无论是否来自同厂家，都是同源接种。如果前两针接种的是灭活疫苗，第三针加强针接种的是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亚单位疫苗、mRNA疫苗，就属于异源接种。

而据统计显示，在中国，灭活疫苗接种率最高。有数据显示，接种三针科兴疫苗的人数5.56亿人，占比约78%。

基于“异源接种”的理念，接下来的第四针，大部分接种者，必然要避开灭活疫苗，避开科兴，其存量优势反而成了包袱。

比如，据钟南山院士透露，接种两针灭活疫苗3—6个月后，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抗体会升高约200倍。

综上，于科兴而言，无论是综合效果，还是基于异源接种的思路，接下来，科兴神话，都难再续。

竞争加剧，主场变客场

疫苗上半场拼速度，下半场拼效果——而科兴的灭活疫苗，胜在速度，却未必能赢在效果。

当下，对于新冠疫苗的海量需求，依然存在。

无论是张文宏，还是钟南山，相继呼吁大众未来开展第四针疫苗接种。

根据张文宏的解释，目前国内人群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来自于原始病毒株，如今，病毒经过多次变异，疫苗的保护效果越来越弱，很难阻止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因此，未来还要普及加强针。

需求仍在，但新冠疫苗的供需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疫苗爆发之初，新冠疫苗短缺，主要拼“速度”，科兴先发占位。

如今，赛道拥挤，玩家众多，产能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制药巨头强生公司，就因为判断新冠疫苗产能过剩，暂停了对疫苗全年销售额的预期。

到了10月，因为美国新冠疫苗过剩，一家疫苗企业取消订单，而损失了1.85亿美元

疫苗企业，要开始拼“效果”了。

目前，国内有近20家企业涉足新冠疫苗。

其中，与辉瑞Comirnaty路线一致，综合效果更优的mRNA赛道，也分外拥挤。

根据《财经故事荟》统计，入局者包括沃森生物、艾博生物、艾美生物、斯微生物、康希诺生物、石药集团、嘉晨西海、欧林生物、复星医药、天境、康泰等等。

一旦上述企业的产品如期上市，接下来的加强针接种中，mRNA疫苗等很可能会接棒灭活等传统疫苗，担当主力。

mRNA疫苗作为最前沿的第三代疫苗，尽管在中国基础研究不算成熟，但业界公认，其医学价值更高，是对灭活等传统疫苗的降维打击。

其一，不带有病毒成分，没有感染风险。

灭活疫苗是通过注射完整的被杀死的病毒副本，使其无法复制而不引发疾病。

相比传统的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mRNA新冠疫苗中不含有完整的病毒，故不存在感染风险。

其二，mRNA疫苗具有双重免疫机制，免疫原性强，不需要佐剂。

传统疫苗研发过程中，常常需要添加佐剂来增加疫苗的免疫原性。

然而，佐剂利弊兼有，增加疫苗疗效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性问题，增加了潜在的毒副作用。

而mRNA新冠疫苗的作用机制，则完全不同，既可诱导人体产生体液免疫，又可引发人体产生细胞免疫，具有双重免疫作用，如此一来，可以提高效免疫原性，同时具有长效持续性。

其三，在捕猎变异毒株上，mRNA疫苗优势明显。

mRNA疫苗能将精确修饰的mRNA分子，送入人体细胞质，指挥细胞质内的核苷酸，生成所需蛋白质。因此，理论上，技术可以对抗所有基于蛋白质的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与其各个变异毒株。

当然，mRNA疫苗虽然优势明显，但研发难度大，技术门槛高。

复盘1986年至2020年核酸疫苗专利申请数据，不难发现，全球mRNA疫苗的专利数量寥寥可数，年专利数量，一直徘徊在100个之下。

不过，一旦掌握了其基础技术，包括mRNA、DNA在内的核酸疫苗，其研发进度更快，且生产周期短至40天。

生产周期短的好处在于，可以快速响应病毒变异，满足大众海量需求。

成于灭活，困于灭活。在疫苗接种的上半场，科兴凭借先发速度优势，可以轻松取胜，也为中国抗疫立下汗马功劳，但在下半场的供给侧改革中，主场切换，成了科兴的客场。

20年历劫，一年升天

在这波新冠疫情中，“赚麻了”的科兴，其实命运多舛，并没有一直赢。

专注灭活的科兴，过去曾多次与疫情“擦身而过”。

2003年非典时期，科兴曾是疫苗研发的主导者之一，结果疫苗产品刚研发成功，非典疫情却在中国宣告结束。

到了2009年H1N1流感，以及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出现之后，类似一幕再次上演，两次疫情匆匆结束，科兴疫苗同样没来得及上场效力。

因此，直到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科兴的业绩，相对乏善可陈，拿的出手的常规疫苗产品，也只有甲肝疫苗等，屈指可数。

不过，业绩虽然不好，但科兴的“故事”却相当精彩。

成为新冠疫苗氪金王之前，科兴最大的“名声”，来自实控权大战。

曾经的科兴投资人、大股东潘爱华，与当下科兴生物的实控人尹卫东之间，已经酣战多年。

为此，在美国上市的科兴生物（SVA），被迫于2019年停盘，直到今日，科兴依然没有复牌。

为了与反目成仇的潘爱华方前行切割，在布局新冠疫苗时，科兴特意成立了独立的公司。

双方激战的最新剧情，发生在今年12月8日。

潘爱华一方的未名医药发布公告称，已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且案件已被受理。

激战还牵出了科兴的行贿丑闻。

2018年，潘爱华联手北京科兴原监事长罗德顺，举报北京科兴总经理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以及涉嫌身份造假等。

虽然上述举报，至今未在法律层面，对科兴造成任何显性困扰，但尹卫东本人却被打得措手不及。

此前，尹本人曾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举报信之后，尹卫东低调行事，辞去了后两项职务。

上述举报，虽有泄愤之嫌，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其有所披露，比如通过行贿，加快取得疫苗产品审批等等，贿赂医护人员，提高渠道销量等等。

对于科兴而言，当时“做低伏小”，其实和其实力也息息相关——科兴的产品只是同质化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并无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因此只能铤而走险。

这与其在新冠疫苗短缺之下，一时手握主动权完全不同。

如今，在新冠疫情风口过去之后，科兴再次失去了绝对话语权。

其实，科兴对此应该也有所预料。

今年5月，去年净利润900多亿的科兴，却身陷裁员、扣押年终奖、减少辞退赔偿金等传闻。

裁员的主体北京科兴中维，作为科兴生物控股的公司，正是科兴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的研发和生产主体。有员工透露，裁员涉及七成员工。

或许，彼时，科兴就已经意识到，属于它的900亿传奇，注定不可持续了。

相比国内布局第三代核酸疫苗的玩家，多年专注灭活的科兴，本质上是一家追求“稳妥”、活在当下的保守公司。

专注传统的灭活，还是All in 新兴的mRNA，战略分野，是选择当下，还是押注未来。

当科兴赚得近千亿利润时，直到如今，mRNA国产疫苗还没有一家拿到上市批文。

它们对于当下的失守，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押注了未来。

而在短暂的“升仙成王”之后，面对灭活疫苗有效性争议和需求缩量，以及纠缠不休的控制权权大战等，科兴可能又一次踏入了“历劫”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