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新周刊，作者｜萧奉、瑞亚

时隔13年，《阿凡达：水之道》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当电影正式宣布定档时，《阿凡达2》的海报很快便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但人们的感受有些五味杂陈。

一方面，这是新冠疫情出现以后，中国内地院线最大的一部引进片，上映时间比北美还要早一点——就像疫情前一样；另一方面，当时各地的疫情形势仍然较为严峻，没有人知道公映那天有多少影院可以开门，又有多少观众能够前去观影。

幸好的是，几天之后，各大城市的疫情防控措施陆续解绑、优化，《阿凡达2》赶上了第一波回归影院的人潮。截至发稿前，《阿凡达2》在中国内地的票房超过了10亿人民币，全球票房累计超过了12亿美元。

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将会是这几个月里全球观众和影评人时常讨论的问题，直到《阿凡达3》上映依然会被提起。不少看完《阿凡达2》的影评人和影迷都认为，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证明了，大银幕的观影体验是流媒体永远无法提供的。卡梅隆本人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在此前的采访中说：

“这个世界与我当初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疫情和流媒体给电影带来了双重打击。或者，《阿凡达2》将让大家重新找到去电影院的意义，这部电影肯定可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还在乎这件事呢？”

最近，卡梅隆导演接受了《新周刊》的专访，他说《阿凡达2》是他拍过的最私人的一部电影。在进入《阿凡达2》之前，让我们先回到13年前的《阿凡达》。

《阿凡达》的影史地位

早在1994年，卡梅隆就开始撰写《阿凡达》的剧本论述，但这部电影最早的灵感，可以追溯到他19岁时的一个梦境。卡梅隆曾回忆说，他在那天夜里梦见了发光的森林，树木像光纤灯一样，河流里游荡着发光的粒子，地上的紫色苔藓也发着微光，树林还有一些蜥蜴，起飞时会变成旋转的飞盘。

这是天才式的想象，发生于卡梅隆最潦倒的青年时期。19岁的卡梅隆刚刚入读一所社区学院，一年后便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一边拿着蓝领的工资维持生活，一边到图书馆自学电影。他常常开着卡车，构思一些“不切实际”的故事：“我至今记得我把卡车停在路边，然后躲在路边的广告牌下面写了20分钟剧本，希望别被其他司机看到。”

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人们依然不太相信卡梅隆想象的“阿凡达”能够拍出来。毕竟，早期的CG技术一般用来制作非人类角色或动画片，而卡梅隆计划用CG来打造一个逼真的外星种族乃至整个星球的生态环境。

一直到2005年，卡梅隆邀请专家搭建阿凡达世界的语言系统、动植物系统，这个项目才算是启动了，但正式拍摄还要等到2007年确定演员之后。如果从最初写剧本论述算起，《阿凡达》第一部耗时超过15年。

2009年电影上映后，冠绝影史的票房成绩，当然对得起卡梅隆投入的时间和心力。在中国内地，《阿凡达》的观影热潮直接推动院线大幅增加硬件设施投资，杜比影院、IMAX、CINITY等专业影厅逐渐成为了影院的标配，让中国影院全面进入了3D时代。当时的《洛杉矶时报》甚至表示，《阿凡达》对3D技术的贡献就像1927年的《爵士歌手》一样，后者是史上第一部有声片。

那么，《阿凡达》这部作品可以在影史中排第几？在国内最受大众认可的豆瓣电影排行榜上，《阿凡达》排名73，好于98%的科幻片。但在科幻片这个类型片领域，票房成绩和观众评分都不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它是否能创造一种迷影文化或流行文化，似乎更值得注意。

在《阿凡达》上映五周年之时，电影记者斯科特·门德尔松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阿凡达》的票房成绩如此显赫，但其留下的流行文化足迹又如此之少？狂热影迷、主题商店、电影手办、儿童玩具、二创作品等，都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

《阿凡达》上映13年之后，我们得到了其中一个答案：续集更新得太慢了。曾经让卡梅隆辞去卡车司机工作的《星球大战》，1977年首映后每隔3年就上映新作，观众在短短6年内就看完了三部曲。21世纪后的超级英雄大片，也基本每隔一两年就有新的续集。

好在，现在《阿凡达》续集已经开始提速，《阿凡达3》已经杀青，预计将会在2024年上映，后面两部续集预计每两年便上映一部。加上育碧游戏《阿凡达：潘多拉边境》 ，未来几年《阿凡达》将会是21世纪最值得期待的电影IP。

作为观众，看《阿凡达》的时间只有3小时，或许无法想象一部科幻电影要拍出来并且取得票房奇迹的难度有多大。《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曾经对卡梅隆说，《阿凡达》最美妙的东西之一便是创造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真实世界”，里面的“每一只动物、每一只小虫子、每一样小东西，以及每一棵植物”感觉都是真的。卢卡斯说，这其实是科幻电影最难做到的地方。

“你可以写出一部科幻作品，但你无法把它拍成电影。你能写出来、你能描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但你接下来会问，那些东西实际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把它画出来，然后说：‘嗯，这个样子挺不错，但它怎么才能运作起来呢？说实话，那些腿都长得太细了，它们支撑不起任何东西。’它看起来挺酷，接着，你就会运用真正的科学开始认真考虑它的可行性。但是在一部电影里要把它做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做出它技术上还达不到。科幻的无形障碍就是技术。”

《阿凡达》中的奇妙植物

说到这里，或许可以尝试给《阿凡达》一个定位了。科学史家江晓原认为，评价科幻片有三条标准——故事、奇观和思想，而《阿凡达》恰好都能满足，“不仅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也有非常惊人的‘奇观’，更蕴含了极为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而且是以前的科幻影片中很少涉及和很少这样表现的”。

俗套的故事或真实的历史，往往都是现代化战胜原始文明、发达战胜落后、科学战胜巫术，但《阿凡达》偏偏不是这样的。江晓原认为这就是《阿凡达》可以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又一座丰碑”的重要原因，它敢于“反科学”“反现代化”，它认为纳威人的文明更优秀，所以理应取得对人类的胜利。

在卡梅隆看来，他是一个短期悲观、长期乐观的人，正是因为对当前地球蒙受的生态灾难的不满和悲观，驱使他拍摄了《阿凡达》，也正是因为他对人类仍然拥有信心，所以设计出了纳威人这样一个热爱和平和自然的族群。

如今，《阿凡达2》已经上映半个月，它无疑值得二刷，但最好是到视听效果更佳的放映厅。

对话詹姆斯·卡梅隆

《新周刊》：很多人都知道《阿凡达》的灵感来源于你的梦境。为《阿凡达》投入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其实你想实现什么梦想和目标？

詹姆斯·卡梅隆：我们在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使用“梦”这个词：一个是目标或愿望或对未来的展望；另一个就像一个真实的梦，就像一个真实的意识显现。我一生都在做梦，所以，对于《阿凡达2》来说，自从我开始潜水以来，我就经常在梦中身处水下，与大型动物、鱼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在一起。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阿凡达》传奇中，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我想在屏幕上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未实现的梦想。多年来，我一直在与这个艺术家团队合作，我们已经设计完成了三部作品并且正在制作中，《阿凡达4》《阿凡达5》都是出自于这些设计，这些电影中的风景和布景都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制作这些，并把这些图像放在3D大屏幕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件事。

《新周刊》：《阿凡达2》讲的依然是纳威人和天空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说说纳威人内部的冲突，他们中间会出现反派吗？

詹姆斯·卡梅隆：这很有趣，因为在《阿凡达2》中，我们仍然遵循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接受者”和“看护者”之间的冲突。原住民是自然的看护者和保护者，他们相信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巨大平衡，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而来自地球的人，在他们的星球上干着汲取、移除、破坏、推平之类的事情。我认为重要的是人们要记住，这是一部由人类制作的供人类消费的电影。

所以，我们希望观众通过非人类的眼睛来看这些非常像人类的人，他们可能代表了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拥有过的价值体系，来自真正的人类和原住民的文化。现在仍然存在那样的人，尽管很少了，但这是我们作为人类实际上拥有的古老智慧。

这里还有另一种人类，他们是我们当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希望能够走出自己，通过《阿凡达》的镜头，通过科学、小说和幻想的镜头，从外部审视我们的社会。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阿凡达2》中的海洋族纳威人

《新周刊》：潘多拉人正在以一种更具灵性的方式看待他们的行星。

詹姆斯·卡梅隆：Exactly（是的），但我们也有能力做到。我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我们只需要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提醒自己，有这么多的技术供我们使用，可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与地球失去了联系。我认为全世界都患上了我所说的“自然缺失症”。对吧？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大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加欣赏大自然。但我们失去了那种对自然的神奇的感觉。

《新周刊》：那么，你希望《阿凡达》系列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还是未来我们与外星文明的潜在冲突？

詹姆斯·卡梅隆：我认为《阿凡达》的人物和冲突已经或多或少地建立起来了。当我们现在开始探索不同的文化时，就像我们在《阿凡达3》中探索的一件事——纳威人并非都是好人，而人类也并非都是坏人，因为这太简单了，讲故事的方式太黑白分明了。因此，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开始看到冲突双方更加复杂。人类最终必须拯救自己，对吧？这就是我们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必须拯救自己，我们必须通过拯救自然来拯救自己。

《新周刊》：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阿凡达2》里，纳威人再一次打败了人类，潘多拉再次安全了。但在现实中，恐怕没有这么理想的结局。

詹姆斯·卡梅隆：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现实总是更加复杂，而商 业和政治都会卷入其中。即使是我们相信并希望发生的事情，也会突然变得更加困难。 但我认为，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有拯救自然的心，就有可能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通过这样的方式，像古人、原住民一样尊重自然，那么我们就会找到一种平衡。

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平衡。我不想放弃我们奇妙的科学技术和科学，它们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了解世界、了解物理现实的本质。我喜欢天文学和生物学，我也喜欢物理学。我不想放弃这一切。我不想背弃我们文明创造的奇迹，但我也想找到它和自然的平衡，自然正在被破坏，海洋也在遭受苦难。比如珊瑚礁，世界各地还处于健康状态的珊瑚群，可能只剩下20年、30年、40年的寿命了。它们最终会彻底死亡。因此，我们在100年后能看到的美丽事物，可能只会出现在电影中。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拥有那样的世界。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乐观主义者？我可以说，我对人类很乐观，但对我们现在的趋势并不乐观，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它。也许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对这种改变会有一点点帮助。

《新周刊》：所以，《阿凡达》的故事就是告诉人们，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土地？

詹姆斯·卡梅隆：我不认为人们需要被告知，我认为他们需要被激励。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认为人们需要从内心去感受，而不是从头脑中去感受。这部电影是发自内心的，电影没有告诉你该做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如何解决问题。

《新周刊》：在电影院看《阿凡达》的时候，有一些观众哭了，当他们看到杰克家族有人去世，剩下的成员团聚在一起时。这是不是你拍过的最私人的一部电影？

詹姆斯·卡梅隆：我想是的，我以前接触过“母亲”“女儿”和“外星人”的主题，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我拍的第一部关于家庭的电影。自从我有了家庭，我养育了五个孩子，实际上他们中的四个已经离开了家，还有一个留在家里，她才十几岁。

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青少年时期。我知道这有多难，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想利用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学到的、看到的和观察到的东西，去和我的演员谈论这些事情。《阿凡达》有一些年轻的演员，他们正处于这个年纪，所以他们能理解我所说的一切。萨姆·沃辛顿（男主角）和佐伊·西娜（女主角）都成为父母了。从《阿凡达》第一部电影到现在，他们都结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巧合的是，他们也正好都有三个儿子。所以，每个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看到自己。这就是我们想要讲述的故事，将一个家庭置于危险之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孤儿没有，《阿凡达》中也有孤儿这样的角色。我们甚至有这样一个角色，他能感受到对家庭的需求和渴望，但他却没有家庭。所以，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冲突的戏剧性主题都是世界共通的。你会面对冲突和障碍，但你也有来自家庭的爱和力量。我认为正是世界各地人们的普遍经历，将他们与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疯狂而奇妙的神谕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周刊》：你认为一部好的科幻电影，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詹姆斯·卡梅隆：科幻小说是一种有趣的体裁。现在，我们有一点像是生活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了，我们的生活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如今几乎很难分辨，哪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哪里是科幻小说。但就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或科幻小说而言，我认为它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以某种方式回顾我们的处境，并对我们的处境有更多的了解。

也许它放大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尚未经历过的威胁，或者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威胁，但科幻电影将我们置于未来，使我们能够看到可能的后果。我认为一部好的科幻电影，必须是一部好的戏剧，必须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能够让人关心这些角色，与这些角色正在经历的事情联系起来。

《新周刊》：这部电影拍了很多年，你觉得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詹姆斯·卡梅隆：我能想到很多东西。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张白纸。电影故事总得来自于某个地方，对吧？我不是在改编一本书，也不是在重拍，所以，开始这一切都只是一张白纸。

那么，我们想传达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我找来了其他作家，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下一个大挑战是弄清楚如何做关于水的镜头、如何去捕捉水中的人。你在电影中看到的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演员或特技替身去做的。角色不是动画效果，那些生物才是。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切。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才弄明白如何实现你在这部电影中所看到的一切效果。

下一个挑战，是在CG技术中把它变成真实。水，一直是CG最难呈现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发很多新的工具和技术，才能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理想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无缝的摄影真实感。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确实创造了足够的现实幻觉，让这一切都能发挥作用。

《阿凡达》中的所有人物动作，甚至是坐骑的动作，都是真人演出

《新周刊》：自疫情发生以来，电影业和好莱坞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詹姆斯·卡梅隆：我认为疫情的来临就是最大的变化。从默片时代开始，我们就有了这种感觉——你总是可以去电影院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然后大流行来了，你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看电影了。与此同时，流媒体服务正在兴起。突然之间，电影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后，一切都偏离了轨道。坦率地说，事实上，我很担心我所制作的电影会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恐龙，成为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一是人们想要找回那种戏剧体验，它正在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然后，我们只需要把玩它，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要么是恐龙，要么不是，我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