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是国内十大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又被称作血癌。
儿童和青少年是白血病高发群体。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数据,中国每10万儿童(0~14岁),就有4~5个患白血病;中国目前400万白血病患者中,儿童所占比例超过50%。
河北燕郊,以一所血液病专科医院——燕达陆道培医院为圆心,半径3公里内的住宅楼里,聚集了许多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他们来到这里求医,为了拯救家人的性命而努力着……这片区域称为“小白村”。
(纪录片:《四个家庭的“抗白”路》)
钛媒体纪录片《在线》130期,在燕郊“小白村”记录了4名患病儿童和他们家庭的抗白经历。
在倾尽财力人力救治孩子的过程中,为人父母的他们体会到绝望、无助、恐慌,历经人间冷暖。有人穿越了这个痛苦的“磨难”,终于看到希望;有人负债累累,仍然在疾病的黑暗里挣扎。
你骗我,如果你不是我亲生妈妈,你就不会这样救我
2010年夏天,一个电话打破了关政英和丈夫龙兵平静的生活。
打来电话的同村邻居说,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有7个孩子,孩子们的妈妈脑出血去世了,孩子父亲想把最小的一个孩子送养。邻居问关政英;“是一个出生40天的男孩,你们要不要?”
当时,关政英31岁,夫妻俩正苦恼于结婚多年没有怀上孩子。她和丈夫只商量了片刻,便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没想到,过了两年,关政英又怀上了,生了一个女儿。
关政英和丈夫生活在贵州农村,收入主要靠在工地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富足,但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生活在2021年年底彻底改变了方向。当时,11岁的龙元鑫开始不停地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用棉花堵住鼻子,血又从嘴巴里流出来”。
不久,龙元鑫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组)。
那一天,得到儿子确诊的消息,关政英强忍着泪水,一路跑到村子附近无人的山坳,才敢放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揪扯身边的树枝,她不明白,从小到大自己过了那么多苦日子,为什么生活明明在好转,偏偏厄运又降临到自己可怜的孩子头上。
在贵州,龙元鑫经历了两次化疗,但病情并未好转。2022年3月,当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医生劝夫妻俩放弃治疗。
“我们从来没想过放弃,也没有想过这不是亲生孩子,我们就把他当亲生的,就想救孩子”。关政英和丈夫背着虚弱的儿子离开贵州,一路辗转北京、河北求医。
在北京,孩子又经历了两次化疗,但效果仍不理想。“总共打了四个化疗,癌细胞反而还涨了。”关政英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从北京转入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医生让夫妻俩“再考虑一下”还要不要救孩子。
关政英问医生:“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医生告诉他们:“再打一个化疗,可能打到孩子大出血、胃出血,孩子就没了;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做强行移植,但成功几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你们两个赌的话也要很多钱。”
关政英和丈夫选择强行移植。“哪怕就是10%、20%我都得赌,要是假如他是 100 个中幸运的那20个呢?那我们也得做,我就是要救孩子。”
“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唯一有可能治愈白血病的手段。”陆道培医院移植科主治医生刘德琰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移植的核心作用是帮助患者重建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
刘德琰介绍,骨髓移植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供者。供者和受者经过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检测后,达到“全相和”或“半相合”才可以进行移植:配型一般是10个位点,10个点全部相同称为“全相合”,5个点以上相同则称为“半相合”。
一般来说,同卵双胞胎配型都是“全相合”,父母子女配型至少是“半相合”,兄弟姐妹之间配型,大约25%是“全相合”,50%左右是“半相合”。
关政英说,决定移植后,他联系了龙元鑫的生父,但生父和生父的几个孩子都不愿意给儿子配型,因为担心手术会损害健康。
一般来说,骨髓移植,亲缘供者是首选,其次只能寄希望于骨髓库。目前,中国非亲缘骨髓配型主要来自于中华骨髓库和台湾慈济骨髓库。
数据显示,非亲缘骨髓配型的概率非常低。以1992年成立的中华骨髓库为例,它的官方容量在310万左右,刘德琰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全相合”匹配的概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在医生的建议下,关政英开始在骨髓库中寻找合适的配型。但等了两个月,都没有配型成功,儿子的移植却不能再拖。
最终,她只能再次求助于儿子的亲生家庭。“我把他们家所有人,那些亲戚全部拉到一个群里,我把事实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家里面都不愿意来配型的话,这孩子就没救了。”
关政英在群里哭诉请求着:“他才40多天,亲生妈妈就死了,也没有得到亲生爸爸的照顾,难道你们就不会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吗?”
在夫妻俩的劝说下,龙元鑫的亲生父亲最终决定捐献骨髓。关政英说,为此,她支付了往返的所有费用和一笔“营养费”。
“医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都感叹,孩子不是亲生的,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还在这里拼命救孩子。”关政英说,12岁的龙元鑫“仍然认为她是自己的亲生妈妈”。
孩子对关政英说:“你骗我的,如果你不是我亲妈妈,你就不会这样救我了。”
在燕郊陆道培医院西南边的一处城中村,关政英一家三口住在六层高的“家和公寓”。
白血病患者抵抗力很低,对食物和居住环境有较高的“洁净”要求。在燕郊,大部分患者与家属,都住在小区住宅楼里,因为那样的房子环境相对好。住宅楼月租在1200~2500元之间,而关政英的房子只要700元一个月。
这是个30平米左右的开间,被玻璃门隔成里外两个房间,里面有阳光和窗子的房间是儿子的卧室,外面则作为餐厅和关政英夫妇的卧室。严冬之下,关政英只打开了儿子那间房里的空调。
孩子可能只能活30天了,我们要对她更好一点
骨髓移植虽然是“目前唯一有可能治愈白血病的手段”,但这项手术也伴随着风险。
患者需要先“清髓”:通过超大剂量的化疗或者放疗,将自身的造血干细胞全部杀死。
“清髓”完成后就是“回输”:把供者的造血干细胞输入患者体内,直到造血干细胞在患者体内成活,逐渐分化成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等等。
由于化疗药物的毒性可能损害脏器,以及“清髓”后免疫系统被破坏,患者在移植过程中会面临感染、出血及各种并发症的威胁。
2022年5月,通过亲生父亲的配型,14个月大的白血病患儿张依潼在“回输”后,就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并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
“在医院,别的小孩输一个血小板能保五六天,她输一个血小板只能保一天,有时候磕一下碰一下,出血都止不住。”张依潼爸爸张世春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
但这不是最严重的,6月18日,张世春发现女儿的肚子变大了。检查之后,女儿被确诊为:肝窦静脉闭塞综合征。
“就是肝里有血栓,如果不能自己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肝移植,但孩子刚做完骨髓移植,这个时候做肝移植的话,她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而且也没有合适的肝源。”孩子妈妈宾雄霜说。
当时,医生告诉张世春夫妇,要看30天内能不能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孩子就“没有希望”了。
那段时间,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们可能要失去她了,当时就想,那30天里要对她更好点,她不配合治疗不吃药,也不骂她了。”张世春说。
在移植病房,张世春24小时不离开女儿。女儿晚上睡觉,每次只能睡半个小时, 醒来就号啕大哭,张世春就会把女儿抱起来,一直把她哄到睡着。
熬了一个月,女儿最终挺了过去。
“有的孩子出现并发症送去ICU也没有救回来,我们这个算命大的”。这对来自湖南的夫妻一直没弄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得白血病,从怀孕到孩子出生,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
2021年11月初,张世春发现女儿的额头上长了一个小红点,当时孩子只有8个月大。 最开始,他以为孩子只是被虫子咬了一口,没有太在意。
过了20天左右,张世春带女儿去打疫苗时曾询问医生,医生说可能是脂肪瘤,让他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推移,小红点越长越大,颜色也越来越深。12月底,张世春带着女儿去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本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三天,他们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院的病理科给我们打电话,说查出来是恶性肿瘤,我们不知道恶性肿瘤是什么,上网一查才知道是癌症。”接到电话当天晚上,他们带着孩子连夜去了长沙的医院。
带着孩子走了好几家医院,孩子妈妈宾雄霜始终觉得“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当时孩子已经快学会走路了,“一切都很正常,怎么可能是白血病?”
医生告诉宾雄霜,白血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医学上的研究主要揭示的还是在个体基因层面的原因,比如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异常,这可能与遗传因素、药品使用、化学品接触、有害环境暴露等等相关。
曾经有亲戚朋友劝夫妻俩,孩子才9个月大,重新生一个就是了。但作为父母,他们一刻也不想放弃孩子。
宾雄霜是一名数学教师。每次看到班级里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她都会严厉地指出来。但自从女儿生病后,她改变了对这些孩子的看法:“看见他们这么活泼就好,至少他们是健健康康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熬过并发症之后,张依潼的病情一直在逐渐转好。天气好的时候,夫妻俩会带着孩子到小区楼下晒太阳。张世春说,如果一切顺利,2023年7月他们就可以回湖南老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儿子要做骨髓移植,离异的父亲“人间蒸发”
2022年11月3日,9岁的王俊凯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孩子身体的异常最开始出现在当年暑假后。那段时间,颜艳婷发现儿子的皮肤黑了不少,她以为那是被太阳晒黑的,没有放在心上。
2022年10月底,王俊凯开始反复发烧,在湖南衡阳的县城诊所里,医生看了血常规,只说是缺铁性贫血。
“总觉得小孩子,可能一热就脱衣服,然后就受凉了。”颜艳婷说,没过几天,孩子突然开始流鼻血,手心、脚心发白,颜艳婷急忙带着他去了衡阳市里的医院。
她还记得,早上9点多去的医院,10点就安排了入院,10点半就做了骨髓穿刺。随后医生告诉她,孩子是急性髓系白血病,需要赶快转去大医院。
“大多数急性白血病发病很急,有比较显著的临床症状,比如感冒发烧、贫血、出血止不住等等。”陆道培医院移植科主治医生刘德琰介绍,在疾病很早期的时候,由于原始细胞(白血病细胞)比例没有达到诊断标准,在检查上有可能会遗漏,也有一些白血病早期的患者,只有轻微贫血,或者没有特别明确的临床症状,往往也会疏忽了进一步检查。
2015年离婚后,为了抚养两个孩子,颜艳婷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打工。儿子的确诊令她十分自责:“我就觉得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好像有饭给他吃,有衣服给他穿,有书给他读就行了,我没有每时每刻都关心他。”
颜艳婷决心,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颜艳婷带着确诊9天的儿子,坐上了去往北京的高铁。
高铁将近8小时。出发前,为了防止流鼻血,王俊凯在医院输了一次血小板,但还没有抵达北京,他的鼻子又开始流血,直到晚上到了陆道培医院,用膨胀棉堵住两个鼻孔,出血才止住。
“后来我才知道,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不小心就把命搭上了。”颜艳婷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髓系白血病,一旦鼻子流血止不住,就容易造成大出血。
情况危急,医生建议孩子尽快进行配型和移植。为了儿子的配型,颜艳婷在离婚七年后第一次联系了前夫。
颜艳婷和前夫有两个孩子。颜艳婷说,这段婚姻有些不堪。
大女儿出生一个月,前夫在外面赌博欠钱,追债的人电话打到家里,她只能提早回工厂里上班赚钱。过了三年,颜艳婷又生了儿子王俊凯。
颜艳婷说,王俊凯9个月大的时候,前夫就离开家,再也没有出现过,也再没有给过孩子生活费。
生病之后,王俊凯曾经用颜艳婷的手机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王俊凯说:“爸爸,现在我的病很严重”。他的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儿子啊,爸爸没有工作……”
颜艳婷说,前夫家里“也很困难”,她告诉前夫,只希望他来配型移植救救孩子,“只要你愿意来,路费都不用你出。”
但在孩子那通电话之后,这个男人就“人间蒸发”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不管你怎么找他都没用。”
一般来说,父母双方作为亲缘供者,至少都是“半相合”。但同性别的供者能更大程度减少患者并发症和后期排异的几率。
2023年2月底,王俊凯将进行移植手术。因为前夫不来配型,颜艳婷将用自己的骨髓为儿子做移植手术。但截止到2月中旬,光是做移植的费用,还有8万元缺口。
“我原来想着,治个病应该差不多十几二十万就可以了,但没想到白血病光是移植就要25万,后期医生还让我准备50万。”颜艳婷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
颜艳婷相信当下的医疗水平能治好孩子,但是“担心自己的能力救不了孩子”。
过去十几年,颜艳婷靠着在工厂打工的4000块钱月工资,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她没有申请过低保,唯一申请的只有一套公租房,这样“一家人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她总是想着多赚点钱,再熬十年,孩子长大了,自己就熬出头了,直到孩子确诊之后,她才意识到这点钱在大病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儿子出生42天确诊,医生建议我们生二胎
2022年10月,出生42天的朱启硕被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彼时,朱远康还沉浸在儿子出生的喜悦中,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种事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
“医生当时就说我们年轻,他说孩子预后(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不好,他建议我们生个二胎,觉得我们花这么多钱在孩子身上,到时候可能会人财两空。”
由于孩子太小,地方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26岁的朱远康只能抱着朱启硕,从湖北一路北上求医。
血液病的诊断,常常需要做“骨穿”——这需要将一根0.5~1.5cm的骨髓穿刺针直接刺入脊椎的骨骼。
这是朱远康最不愿意面对的时刻之一。孩子的脊椎只有小拇指粗,几乎每次都得扎两三次才能扎得准。每次骨穿,孩子都“哭得撕心裂肺”。
“她太小了,难受也说不出来,只能哭,有时候因为用药,孩子会整夜整夜地哭。”说起孩子面对的治疗,朱远康和妻子止不住流泪。
在治疗仓(移植病房),朱远康的妻子剃掉了长发,全天24小时照顾孩子,朱远康除了协助妻子,身为父亲的他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找钱。
“孩子是欠费进仓,因为他已经到临进仓的标准,我不可能因为没钱不让他进仓。”朱远康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在仓里的费用一旦续不上,医院会直接停药,白血病人在仓里停药,等于被宣判死刑。
朱远康和妻子曾在浙江温州一家家具厂上班,他是木工,妻子是办公室的文员。
孩子生病前一年,朱远康和妻子刚刚结婚,为数不多的几万块钱存款,都花在农村的婚房上了。为了孩子治病,孩子80岁的爷爷奶奶也掏空了家底。
“现在我就是到处凑钱,在筹款平台上筹了一点钱,也在申请一些基金会的项目。不管怎么样,砸锅卖铁也好,网贷、高利贷也好,我不能让治疗停下来。”
2023年2月3日,朱启硕出仓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出仓那天晚上,孩子一直哭闹,“脚特别硬,捏不动”。
医生告诉他,可能因为用药过猛,孩子的肝脏受损,凝血功能也出了问题,引起了肝小静脉闭塞综合症(VOD)、肝铁沉积、白肺、膀胱炎等并发症。
“肝特别大,肚子鼓得很大。血小板一直上不去,每天都要输血,呼吸也要用吸氧器。”朱远康说。
治疗了两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2023年2月20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到现在才5个月大的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孩子妈妈的心理已经快承受不住了。”每次提到妻子,朱远康都很心疼。
除了每天往返医院和出租房送饭,朱远康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筹钱。
“比如他现在用的去芊苷23800一盒,一盒用一个星期,已经用了三盒。莱特莫韦注射液1600元一支,已经用了11支。这些都是外购药,报销不了。”朱远康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他负债已经超过了50万。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如果孩子度过危险,进入恢复期,还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检查:“每个月大查,每个星期小查,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万。”
有时候,病友比亲人还亲
“出仓后半年内,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两小查,一个月一大查,有症状就会继续住院。半年之后有的人可能会在这留很久,有的人可能很快就回去了。”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创始人孙映辉说。
2016年,孙映辉从基金会辞职后来到燕郊,开始帮助白血病患者家庭。在她认识的患者中,大部分都在燕郊待了1到2年,不顺利的情况下,也有待了5年的。
据她估算,聚集在燕郊求医的白血病患者至少有3000人,如果加上患者家属则有近万人。
相同的境遇下,“小白家庭”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型社会,大家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与安慰,交流治疗经验。更重要的是,病友网络常常能提供最急需的经济援助。
孙映辉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新疆的小女孩。当时小女孩欠费进仓,但是因为没钱,医生让家属签字主动放弃治疗,无助的女孩妈妈在医院楼下抽泣,哭声引起了一个路过病友的注意。
病友了解情况之后打电话找孙映辉帮忙,孙映辉号召病友借了4万多块钱给这个妈妈,帮她们把这一关闯了过来。等过了几天,这个妈妈拿到报销款,就把钱还给了病友,小女孩也顺利出仓。
“有的时候,病友真的比亲人还亲。”孙映辉说,如果因为钱扛不过去,放弃治疗,大家都会觉得可惜。
事实上,儿童白血病治愈率颇高。据刘德琰医生介绍,90%以上的儿童白血病是急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髓(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两种,两者的治愈率(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和70%以上。
白血病早已不是“绝症”,但患白血病的孩子又被称为“百万宝宝”(治疗费用要100万元起跳)——很多家庭为此债台高筑,甚至放弃治疗。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对1229个家庭进行了调研:接受了移植的白血病患儿,平均治疗费用高达58万,花费最多的一个家庭是180万;62.6%需要骨髓移植治疗的孩子因无法承受昂贵费用而放弃手术。
化疗、移植、感染、排异、复发到生存,每一步都是一道巨大的坎。这些坎,对患者来说是生理上的,对病患家庭来说则是钱。
近年来,医保对白血病的报销比例已有所提升,不同省市都制定了儿童白血病大病医保政策,但由于各地经济水平不同,不同省市县的报销额度仍存在很大差距。
比如,北京医保门诊报销不设“封顶线”(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的上限),住院报销的封顶线为50万元;相比之下,黑龙江佳木斯市门诊封顶线为2000元,住院封顶线则只有10万元。(数据来自北京市、佳木斯市医疗保障局网站)
除此之外,很多治疗白血病的药品,都不在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里。据孙映辉估计,在燕郊的病友平均报销比例只有40%左右。
2022年5月,在亲生父亲的配型下,龙元鑫成功进行了移植。移植后,他出现了并发症。2023年2月下旬,他仍然在医院进行抗排异治疗。
“他现在吃的靶向药七万元一盒,一盒只能吃一个多月。每个月检查、药费这些,算下来要花五万多块钱。”关政英告诉钛媒体纪录片《在线》。
关政英留在出租屋照顾儿子,丈夫龙兵在外面送外卖:“一个月挣5000,最多的时候7000,孩子的药钱根本维持不了,就是东凑一点西凑一点,走一步看一步。”
儿子患病以来,他们已经花了近百万,负债40多万,对这对农村夫妻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跟他同时入院年纪差不多的小孩,我知道的就有三四个已经不在了。”关政英非常担心,“就是怕他离开我们。”
2023年春节,丈夫龙兵回贵州老家,同村的乡邻得知他回来,相邀到家里来看望,村民们你五十我一百地给凑了一些钱给龙兵,希望他们能早点治好孩子的病,把孩子带回家。
虽然钱不多,但这给了这家人带去了温暖。(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纪录片作者/韦柳坤 摄影/韦柳坤 陈拯 编辑/陈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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