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毒眸

大洋彼岸，影坛历史被改写。

当地时间3月12日，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下帷幕。电影《瞬息全宇宙》在本届奥斯卡共获得11项提名，最终被授予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大奖，主演杨紫琼摘得最佳女演员奖。

这一刻突破了历史——这是首位华人乃至亚裔女演员获得该奖项。

在此之前，杨紫琼已经凭借《瞬息全宇宙》接连获得金球奖、美国评论协会奖、美国演员公会奖等多个奖项的最佳女主角，是今年北美影坛颁奖季当之无愧的大赢家。

百年以来，在所有闯荡过好莱坞的华人女星中，杨紫琼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她开启的“打女”形象拓宽了华人女演员在好莱坞的戏路，最终又凭借一部奇幻剧情片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前人的艰难努力也在她身上开花结果。

但另一个层面上，来自北美影坛的至高认可或许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去年全年，中国年度票房43.3亿美元，占全球票房总额的比例较2020和2021年滑落至第二，仍有17％，次于北美（包含美国与加拿大）的29％，这一地位实际上已稳固保持了10年以上。

曾经的好莱坞对中国明星而言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殿堂，这源于它强悍的造星能力和辐射全球的商业影响力，如今乌托邦的根基不再牢不可破，华人女星的异乡逐梦，可能也会成为历史的绝唱。

“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坏人”

去年10月，演员黄柳霜被刻印到了25美分的硬币上。硬币其中一面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另一面属于这位好莱坞华人影星第一人。同时这也是美元上首次出现亚裔面孔。

美国铸币局局长表示：“这枚硬币旨在反映黄柳霜成就的广度和深度，她克服了一生中面临的挑战和障碍。”而在黄柳霜活跃于大银幕的时代，她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公认，挑战与障碍则无处不在。

黄柳霜出生于20世纪初的唐人街，是第三代华人移民。上学时，坐在她背后的同学会用针扎她，仅仅是为了看看中国人有没有痛感。

1882年所颁布的《排华法案》在明面上认可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改编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龙种》时，即便角色设定是华人，也宁愿用化妆和特技让白人出演。这种压迫感极强的外部氛围贯穿了黄柳霜的成长阶段乃至整个演艺生涯。

14岁时，黄柳霜以龙套的身份出现在了电影《红灯笼》里，观众和评论界以惊恐的眼光看待着此前从未有过的中国面孔，甚至有报道以《黄祸！中国入侵银幕》作为标题。3年后，她在《海逝》中争取到重要角色，影片本身讲述的就是一对东西方恋人爱而不得的悲剧，有一幕是男人拥吻女孩而女孩娇羞躲开，如此设计是因为当时禁止不同种族的演员在银幕上接吻。

19岁时，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名蒙古女奴，是片中的二号反派。该片耗资113万美元，制作规格在1920年代排在前列，黄柳霜的扮相则颇具象征意味：梳两个环形髻，穿紧身服装，除了胸部与臀部近乎赤裸，像枚带着异域邪恶色彩的情欲符号。

一条毒蛇舔舐她大腿的画面被印成了电影海报，黄柳霜也凭这一幕成为了杂志的封面女郎。《巴格达窃贼》随后大卖，黄柳霜名声大噪的同时戏路也几乎被限死，女奴、妓女之类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她的后续出演作品里。

不仅如此，黄柳霜的角色总是死于非命，她有一次抱怨道：“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从影13年后，她才在《上海快车》里演了第一个活到电影结束的角色。

某种程度上，黄柳霜是被动的。彼时好莱坞需要的就只是符合东方想象的猎奇感，因而发髻、旗袍等高度仪式化的装扮在早期的华人女星身上十分常见，角色类型则大多是些点缀性的小角色或反派。

1928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时也曾诘问道：“为什么在银幕上中国人总是一些坏人、恶棍，而且是一些极端残酷的反面人物——谋杀、狡诈、一条藏在草丛中的毒蛇……我们的文明比西方历史悠久，我们怎么能是那样呢？”

黄柳霜面对的不仅有美国本土的种族歧视，还有来自故土的质疑。40年代抗战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宋美龄访美期间拒绝与黄柳霜见面。她的电影传入国内，大部分观众也难以接受她出卖色相、丑化华人的银幕形象。曾有上海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演那么多屈辱的东方女性”，她回答道：“那些角色我不演，也有别的白人去演，我就会失去仅有的‘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

作为先驱者，黄柳霜的经历也如硬币两面，正面是她冲破了好莱坞的族裔封锁，让华人也有机会借助发达的电影工业成为国际明星，她本人也首次将华人的名字留在了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反面则是，从她开始，好莱坞给华人女星设下了表演模板，要么是等待拯救的无助美女，要么是阴暗堕落的致命妖女，总之在“异国情调”的基础上施展艳情诱惑才是进入好莱坞的通行证。

周采芹是早期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另一位女星代表。她出生于天津的京剧世家，1959年她主演的话剧《苏丝黄的世界》在伦敦上映，给她拍过个人传记片《上海的女儿》的导演陈苗回忆过：“这部话剧成功上演，引爆了整个欧洲，让她成为戏剧界的超级红人。纽约和伦敦都亮起写着她名字的灯牌，剧院场场满座。”话剧讲述的是一位英国青年与中国妓女间的爱情故事。

好莱坞因此向她抛去了橄榄枝，周采芹成为第一位华人“邦女郎”，出现在了商业大片《007之雷霆谷》里，角色设定还是风尘女子。后来她还在《傅满洲》系列片里数次扮演傅满洲的女儿——傅满洲形象出自英国作家的小说，本身是“黄祸论”的拟人形象。

周采芹的后半生还出演过首部全亚裔阵容的《喜福会》、《惊天魔盗团》系列、《神盾局特工》、网飞版《三体》等，作为演员的个人成就无可质疑，只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摆脱好莱坞对华人女星的限制。

华人女星的国际突围

“好莱坞能包容的异域元素是它想像中的东西。如果你的东西超出了这个范畴，它就不能接受。好莱坞有自己的框框，你得符合那个框框。”演员陈冲曾总结道。

随着70年代末涌现的“出国潮”，有一批华人女演员开始尝试走国际化道路，陈冲便是其中代表。相比前人，她们带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质，出国前陈冲就已经凭《小花》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

被意大利制片人发掘后，她出演的第一部影片《大班》依然有一些暴露的香艳画面。在拍摄《末代皇帝》时，因一场戏失误不小心露点，她要求导演写下不使用该镜头的保证书才继续工作。《末代皇帝》享誉世界，也是陈冲国际事业的转折点，随后她成为了澳洲、以色列、南斯拉夫等多国电影节的影后。

但要在好莱坞留给中国演员的夹缝中证明自己，陈冲过得并不容易，在博客上将1981年到1991年形容为自己人生中最黑暗最彷徨的时期。由于不太有价值感，她开始转向导演路线，执导《纽约的秋天》等好莱坞电影，这同样是华人女星的一项突破。

比起陈冲这样的单枪匹马闯荡，还有另一条“国际化突围”路线。随着90年代第五代导演崛起、拿遍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也有一批女星是因主演的本土电影先被西方世界关注，从而被吸纳至好莱坞，巩俐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

巩俐给西方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学者裴开瑞便认为：“她不仅被塑造成欲望的对象，而且还是个挑动者。”尽管银幕形象仍与情欲挂钩，但地位从被动的被凝视者，变成了主动发起者，这在当时也被普遍视为展现了女性的性解放力量，再加上异国情调的因素，“引发着西方男性观众本已倦怠疲沓的欣赏趣味”。

出生于马来西亚、先接受香港影坛熏陶的杨紫琼又有所不同。在她之前，李小龙、成龙等人已经把中国功夫的种子播撒到好莱坞，杨紫琼打破了功夫与华人男星绑定的惯例，给女演员进军好莱坞开辟了一条新路。

1995年杨紫琼拍《阿金的故事》时，从6米高的天台摔落，她似乎感到身体折成了两半，腿撞上后脑勺。事故的严重一度让她对自己主打功夫的演艺路线产生怀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值得吗”。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当时恰好在香港，去医院探望杨紫琼时，昆汀说“我看过你所有电影”，并逐帧讲述自己喜欢的动作场面。杨紫琼后来回忆这次谈话“让她活了过来”。

两年后，杨紫琼在《007之明日帝国》里饰演一名中国女特工，以打星的形象完成了自己的好莱坞首秀。开拍前，有工作人员安慰她“你在拍一部邦德电影，享受自己就行了”，但杨紫琼依然决定认真对待角色。这部007电影确实也打破了“邦女郎”原本的花瓶形象，《娱乐周刊》在一次评“十大邦女郎”时写道：“杨紫琼不算第一位与邦德平分秋色的邦女郎，但她是唯一一位让人为之侧目的女性，她以漂亮的身手，打下了在好莱坞的地位。”

《明日帝国》后杨紫琼还出演了许多立足国际市场的电影，在李安的《卧虎藏龙》里，杨紫琼的中国功夫又让好莱坞大开眼界。其中有场与章子怡的对战戏，到了片场她都以为李安是开玩笑，李安却很坚定地告诉她：“我希望你使用这里摆着的所有武器。”

“功夫女郎”这一角色模版的走红，对黄柳霜、陈冲、巩俐等人的悲情路线有种修正作用，卑微可怜、等待白人“骑士”拯救的弱女子形象开始变得少见，华人女星也可以在好莱坞电影里英姿飒爽。在这层意义上，杨紫琼给章子怡、刘玉玲等人在好莱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卧虎藏龙》里饰演玉娇龙一角后，章子怡蜚声国际。相较杨紫琼片中角色的含蓄内敛，敢爱敢恨的玉娇龙其实更容易被西方观众接受，戴锦华就认为：“章子怡被西方接受，跟她玉娇龙的形象关系密切。”章子怡本人曾坦言：“最有效最快的途径就是功夫片，功夫片最能打开好莱坞的市场。”

之后在成龙的《尖峰时刻2》里，章子怡强化了自己给西方观众的印象，她的角色美艳动人且身手矫健，还带着几分狡诈凶残的可怕色彩，很符合“既向往又畏惧”的东方想象，也融合了过去几种流行密码。2005年《时代》杂志在撰文评价章子怡时，将标题起为“中国送给好莱坞的礼物”，次年又让章子怡成为了封面人物。

作为移民后裔的刘玉玲起点不如章子怡高，到29岁才摆脱龙套，在美剧《甜心俏佳人》中出演一名配角，以至于自述道：“我从不觉得自己能站在前边，我总是站在背景里。”后来则以动作明星的身份慢慢跻身一线：先是在动作片《霹雳娇娃》中展现火辣打斗，继而在昆汀·塔伦迪伦的《杀死比尔》中出演冷酷女杀手，留下了让许多影迷铭记的邪魅场景。

这一时期，国际突围、登陆好莱坞代表着演员对更高殿堂、更大成就的正向追求，而好莱坞对华人女星的态度显得比较分裂。“黄祸论”自然已经作古，但刻板印象依然存在，甚至“打”又和过去的“脱”一样成了新的刻板印象。

而不论“打”还是“脱”，最终指向的文化标签还是“异国情调”，华人女星们主要还是用来展现东方背景的工具。例如《艺伎回忆录》集结了巩俐、杨紫琼、章子怡三大华人女星，却讲了一个日本故事，足以说明她们的符号属性其实要大于个人形象。

变容易了，也变“弱”了

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女星的好莱坞之旅。

2002年内地总票房不足10亿元，到2012年达到170.73亿，10年时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这种迅猛发展势头并未就此结束，到2019年中国内地票房突破600亿，和北美电影市场的差距缩小到只有20亿美元左右。

这一过程中，华人女星就不太需要艰难闯入好莱坞了，相反，好莱坞时常有迎合自己第二大票仓的需要，对中国女星面孔的呈现，便从文化猎奇转变为了经济考量。“特供片”、合拍片也屡见不鲜。

2008年的合拍片《功夫之王》是刘亦菲首次在“国际大片”中担任主演，与彼时人们的期待不同，刘亦菲并没有像前辈们那样就此开启国际化路线。直到2020年她出任“迪士尼公主”，带来了《花木兰》，这可能是百年以来，华人女星在好莱坞真人电影里形象最光辉正面的一次，尴尬的是中国观众并不买账，该片豆瓣评分仅4.9，内地票房仅2.78亿元，排在同年第20位。

刘亦菲尚有“大女主”式的作品，更多时候，华人女星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能“刷脸”。《变形金刚4》上映前，“李冰冰努力学英语”是一大宣传点，但实际上只换来不到5分钟的戏份。张静初加盟《碟中谍5》时被宣传为汤姆·克鲁斯的劲敌，影片上映后也只是镜头不超过5个的龙套角色。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环形使者》中的许晴、《异能》中的李小璐、《火星救援》中的陈数……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戏份不算少，但并没有融入影片，看上去格格不入。比如在《金刚：骷髅岛》中，野外探险的恶劣环境下景甜的脸庞始终一尘不染，又或者在《独立日2》中杨颖的表演被不少观众称为“仿佛在看《奔跑吧兄弟》”……

在国内市场及投资影企的助力下，登陆好莱坞远比过去容易，但华人女星在电影中的存在感其实更弱了。毕竟进军好莱坞的逻辑已经改变，或许对新一代的女星们而言，接拍好莱坞电影本身也不再代表事业上的野心，而是抬升身价的“镀金”工具。

没真正离开过好莱坞的女星们，近年接连有佳音传出。刘玉玲在美剧《基本演绎法》中重新诠释了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一并突破了这一西方经典角色的种族和性别限制。2019年，在北美影视圈打拼近30年，她成为了继黄柳霜之后，第二位留名星光大道的华人女星。

《瞬息全宇宙》是杨紫琼打入好莱坞25年来第一次出任主演。她曾对着镜头流泪表示“这是我等了很久的剧本”，避免把现实中的自己代入所出演的电影是杨紫琼的职业习惯，但“这次能和角色共情”，“它让我有机会向观众和家人展现我的能力。有趣、真实、悲伤，终于有人相信我能做到所有这些事。”《瞬息全宇宙》获得的大量荣誉，也回馈了杨紫琼的付出。

在更大的层面上，华人女星进军好莱坞已然成为没太大必要的事。不过，这些成果依然值得祝贺。毕竟，寻求异国审美的认同在任何时代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