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燃次元(ID:chaintruth),作者 | 陶淘,编辑 | 曹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随着演唱会的“火热”,与演唱会捆绑的“黑暗”生意也开始“暗流涌动”。
2022年11月,杭州草莓音乐节门口,研一在读生露丝,在支付给“黄牛”等同于票面价的380元费用后,才发现黄牛手中根本没票,“更为夸张的是,黄牛竟然要鬼鬼祟祟地带我‘钻铁皮墙而入’,我必然是不同意的,并当即让黄牛退钱。”
“黄牛原本还非常蛮横、不想退款,在我表示不退款就报警后,他才不情不愿地把钱还我,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很差。”露丝吐槽道,后来,自己又找到了另一位在门口卖票的小哥,“这回,我是亲眼看到了小哥手中的票后,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终于进了音乐节现场。”
露丝的经历,只是后疫情时代下,大型线下音乐演出票务乱象的序曲。
今年2月中旬,自大型涉内地、港澳台艺人的相关演唱会、音乐节重新恢复审批以来,包括周杰伦、薛之谦在内的演唱会门票,几乎都出现了“开抢即没”的情况。
在小红书上,关于演唱会抢票的“保姆级”攻略比比皆是。ID为“唐唐的追星日记”的小红书博主分享到,“想要抢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应该提前填好身份证、邮箱、地址等个人信息,将定位改为演唱会所在地,提前选好票档,只等提交。”
不过,再多的攻略在抢票大军面前,似乎都是徒劳。很大一部分观众手中的票,最终不得不来自价高且难辨真伪的黄牛之手。
在与“爱豆”(网络用语中指偶像艺人的意思)阔别3年之久后,大三学生艾琳专程从湖北武汉飞到香港,一连看了两场韩国男团NCT Dream的演唱会。
但距离还远不能代表艾琳对自家“爱豆”的喜爱程度,票价才是,“我从票务手中以均价4400元/张的价格,购入了2张票面价值为1688元/张的门票,总共花了8800元。”
只不过,并不是所有歌迷都可以支付溢价如此之高的门票。
森森是周杰伦的忠粉,在官网抢门票失败后,不放弃的森森曾与几位微信票务进行过沟通,之后又逛了几圈二手交易平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购票,“票价翻了好几倍,再加上住宿费、交通费等,实在太贵了。”
在众多抢票大军看来,官网票难买,一方面确实是有很多粉丝“守”在电脑前“蹲点”,但另一方面,或是大部分票都落入了黄牛手中。
ID为“胖头鱼”的小红书博主在名为《问题来了,黄牛票哪里来?科普帖,来补充!》的笔记中写道,“我们所说的黄牛其实可以定义为票务,只是做大和做小。原则上来讲票务是和剧院等主办单位保持紧密关系,因为爆款只是偶然,更多的是不好卖,所以就会交给票务(处理)。”
换言之,主办方本身就在二手票的“食物链顶端”,官网渠道所占票的比例,无从得知。
除此之外,在许多粉丝们看来,今年演唱会门票难抢价又高的另一原因,在于 “主办方急着挣钱,粉丝们急着看idol”。
针对黄牛泛滥、观众买票难的问题,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方梓楠表示,“在售票前,可以考虑制定政策措施,要求活动主办方向文旅部门报送演出门票数目及渠道代理情况,并予以公示等行政举措,来前置售票的规范性;在售票时,应规范‘人证合一’,同时对 ‘倒卖票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做法,进行相应地惩处。”
不过,演出票务市场的顽疾已存在多年,根治之路,还任重道远。
买不到“正价票”的观众
3月1日下午5点15分,森森手机闹钟上标记的“周杰伦嘉年华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抢票提醒铃声响起的第一秒,他一个激灵,立马打开票务平台点击“抢票提醒”链接后,进入场次界面,锁定价格为800元的门票待付款页面,紧张地看着时间走向5点18分的 “00:00”,然后按下付款按钮。
“根本进不去付款界面。”回忆起抢票的全过程,森森表示,等到终于点进去时,票已售罄。
5点58分,周杰伦在呼和浩特站的第二场演唱会门票开抢,森森的“悲剧”也随之重演了一遍。
更辛酸的是,森森在抢票前自认为做好了万全之备,并为此信心满满。
“那天下午,我号召办公室另外3位小伙伴一起帮我抢票。在让他们都提前添加好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邮箱、配送地址等一切可提前填写的信息后,就等一键发送。”森森直言,彼时的自己甚至已经在幻想抢到票之后,定呼和浩特哪个酒店性价比更高。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残忍。”森森表示,3月1日抢完两场演唱会门票均无果后,就已经知道,自己拿到原价票的梦碎了。
但想上“黄牛的车”也并非那么容易,毕竟不是谁都能负担得起,远高于票面价价格的门票。
“我先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的门票,价格简直高到离谱。”森森表示,一位闲鱼票务告诉自己,周杰伦呼和浩特站900元/张的票,出价竟然达到了3500元/张,溢价将近300%。
不想放弃的森森,又通过好友推荐填加了一位票务代理的微信,对方表示,“票面价值900元/张的票,现在的价格为1700元。”一番讨价还价过后,对方依旧紧咬住1550元/张不放,无奈之下,森森只得作罢。
同样经历了腥风血雨抢票大战的还有艾琳。
艾琳是韩国男团“NCT Dream”的粉丝。此前,NCT Dream的演唱会门票在内地的票务平台大麦网上开票了1次,在香港的票务平台快达网开票了2次。3次门票释放,艾琳每次都发动全宿舍5位小伙伴帮她一起抢票。
“没有一次成功过。”艾琳表示,NCT Dream在香港的演唱会,原本只开3月25日那场,官方售票渠道也只有快达1个,“但因为第1场演唱会开票后,门票瞬间售罄,再加上内地的观众也很多,主办方就又加演了3月24日(提前于原定场次一天)那场,同时也开放了大麦网的售票渠道。”
“可能因为3月24日是后加场,演出票供给增加了一些,虽然自己没有抢到,但这场演出的票价稍有下降。”艾琳告诉燃次元,没抢到票,但又必须去看idol的演出,最后只能选择了从票务公司手中拿票。
“我买的两张票的原价都是1688元,但是25日场的门票入手价是5800多元,24日的则是2900多元,溢价幅度差异还是挺大的。”
尽管花费了高达8800元的门票费用追星,但艾琳觉得很值得也很幸运,“贵是贵了点,但幸好票是真的,我也见到了久违的idol。”
纵深的灰产
艾琳之所以强调“票是真的”,是因为非正规渠道售出的演出票,不仅价格高,而且真假难辨。
截至4月3日,燃次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演唱会”,相关投诉量达14362条,涉及的核心诉求包括“假票退款”“假的演唱会门票”“演唱会门票问题”“买演唱会门票被骗”等等。其中,要求假票退款涉及的核心票务(黄牛)渠道包括大河票务网、转转客服中心,以及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的卖家等。
“森森们”演唱会的门票之所以价格又高、又难抢,是因为盘根错节的演出利益链条压缩了官方票源空间;与此同时,疫情3年,主办方与黄牛党需回笼资金,同时观众抱持的极大热情,客观上给演出票带来了更大的溢价空间。
胖头鱼在笔记中写到,“主办方和黄牛是‘一家亲’。”
“黄牛手中的票主要有四种来源,其中,三种都与主办方有关,第一种,是主办方将热度一般的演出以团购价给予非官方票务,交给对方低价处理;第二种热门演出,主办方会将票溢价出售给非官方票务,主办方和非官方票务公司都可以从中牟取利润;第三种则是非官方票务公司的黄牛,通过在微信群发展自己的下线,将票分发到下线手中;第四种是纯粹的个人黄牛,赚取买卖之间的差价。”胖头鱼写到。
艾琳告诉燃次元,自己购买的NCT Dream演唱会的门票,就与上述第二种情况极为相似。“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了一家成立于2008年、名为Skyline的票务公司。他们以十几年的‘口碑’为演唱会门票保真做‘背书’。”
“与此同时,该票务公司在与买家商量好价格后,不会在发货前涨价,但一锤子买卖的定价基本都要溢价100-300%。”艾琳透露,自己也问过对方票从哪里来的,对方虽然没有说明是来自主办方,但话里话外就是“正规渠道”拿到的票,“保真”。
燃次元在小红书联系上的、通过微信群发展“下线”的大学生票务代理小圆,或属于胖头鱼提到的第三种情况。
小圆告诉燃次元,自己每次都是从票务公司直接进货,拿到明星演唱会门票后,一部分用来直接销售,另一部分会适当加价给到自己的“下线”——即二级代理销售,“之后,‘二级代理’是否加价和我无关,再赚多少钱也全凭个人能力。”
燃次元了解到,成为小圆的“下线”,需要先交298元/位的代理费。之后,她会将下级代理拉入群中,进而分享票务引流方法。至于二级代理能拿到的票价,小圆表示,“一般会在票面价的基础上加100元左右。比如,薛之谦郑州站717元的票,给二级代理的价格是817元。”
按照艾琳和小圆所透露的情况,如果演出门票被非官方票务公司与代理瓜分,那么,通过官方票务网站售卖的比例就会被大幅压缩。
艾琳还透露,“Skyline在演唱会售票群中曾告诉粉丝,香港的票务市场公开允许将70%的票分发给不同渠道,官方票务网站只售卖30%。”燃次元就此比例向Skyline的官方微博进行求证,截至发稿,对方未予回复。
此外,艾琳还表示,“内地官网能拿到的票源占比我并不清楚,但以我多年的抢票经验来看,多半也不会太高。”
而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之所以消费者会觉得今年的票如此难抢,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方在今年格外 “饥渴”,“因为过去3年,大型音乐厂牌、演出公司在疫情的痛击下均受到了重创。”
即便一些公司能坚挺到今天,但在资金方面大规模承压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演唱会等大型线下活动开放审批时,对音乐演出公司而言可谓是久旱逢甘霖。
“基于此,他们今年给到非官方票务代理的价格就会比往年高,黄牛们的票价基数也就此抬高了。与此同时,看到演出市场迅速苏醒,入局的下级代理变多,票经手的代理链条变长,票价进一步被抬升。” 一位业内人士对燃次元分析道。
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说,曾经在摩登天空工作的莉莉表示,线下演出曾是摩登天空的主要业务,也是公司的收入来源。“但去年,整个公司只举办了6场演出,而在3年前,这个数字至少是两位数。没有来源,公司也只能节流。2021年与2022年底,公司经历了两场裁员,去年年底的那场,我不幸也‘中了彩’。”
据艾琳透露,对粉丝而言,强悍的竞争对手,还包括靠技术在官方平台上代抢的电商平台。
燃次元在淘宝上搜索“演唱会代拍”“演唱会抢票”,与之相关的卖家数量不乏百余家。在经过与部分代抢客服沟通之后,燃次元了解到,代抢票价基本会在原价基础上加价300-500元。不过,也有更夸张的。比如,周杰伦某场演唱会第一排的代抢票价高达24800元,而原价则为2000元。
在大量技术代拍、代抢的面前,真人粉丝往往会败下阵来。
但森森也透露,想要便宜、避坑的同时,又尽可能实现看演唱会的想法,可以考虑去现场碰运气,当然需要牺牲掉观看演唱会的完整体验感,“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蹲守在周杰伦某场演唱会的举办地门口,等到演唱会开场半个小时后,顺利从黄牛手中半价买下了原价1200多元内场票。”
票务困境何解?
尽管当下演出市场,因沉寂许久后的供不应求导致票价上涨,甚至一票难求。
但事实上,对于整个演出市场而言,二级市场的票务乱象由来已久。热门演出门票一售即空、黄牛票价高且真假难辨等问题,一直是观众的痛点。
方梓楠表示,从提升用户购票体验的角度来说,票务平台应该从门票核验机制出发,落实购票、转票、验票全流程的实名制,以提高黄牛收票、屯票的难度和成本。从技术层面来看,则可以考虑引入区块链技术,使门票流转过程可查可鉴。
其实,近5年来,自从线上黄牛激增,一些官方票务平台已经对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的门票售卖机制进行了优化。
据大麦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演唱会都是订单限购,一般是每个账号最多购买2张或者4张,且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号。与此同时,大麦平台的电子票只支持线上转赠,转赠过程中根据不同演出的要求可能需要完善接收人的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等信息。
“用身份证来限购的机制,对同一购票者同场次大规模购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该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正规票务平台也一直在打击各种“机刷”“人肉代抢”的“黄牛”行为。例如,“2019年林俊杰‘圣所2.0’世界巡演”中,票务代理一方,多次取消了“黄牛”订单,并且将这些票重新上架,向普通观众销售。
只不过,即便如此,如今的线上卖票、转票与退票机制,对于黄牛而言,仍有空子可钻。“只要手握多张身份证,比如N张就可以凭借限购来购买2N张(4N张)演唱会门票,可以转赠的数量依然不少。”艾琳对燃次元表示。
“而如果禁止实名制转赠,确实会进一步限制黄牛,但同时也会进一步限制普通观众的出票需求。”一位资深票务工作者告诉燃次元,“如果有观众因为工作原因,或者身体不适等原因,自己去不了演唱会现场,那既不能转赠,又不能退票,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上述工作者还表示,“彻底放开退票,在方便了普通观众的同时,也会给黄牛带来一定的便利。比如,一些并不火爆的演出门票,可能由于黄牛判断错误,在开票初期大规模被抢购,而临近演出的时候又被黄牛退掉,这样就会给主办方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由此可见,买票与转票的实名措施背后,还存在多方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
在方梓楠看来,官方票务平台和主办方对票务乱象的整治,是缺乏动力的,“单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对黄牛采取措施需要在技术、人员上有投入,但却并不会为票务平台带来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主办方还涉及和非官方售票渠道分成,两者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自身整治也意味着‘利空’。”
“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强化有关措施,或许对演出票务行业的规范化更加有效。”方梓楠进一步补充道。
“譬如,在售票前,可以考虑‘要求活动主办方向地方文旅部门报送演出门票数目及渠道代理情况,并将相关数据予以统一公示,并结合特殊票源采取限流措施’等来防范风险。在售票期间,应及时拦截 ‘倒卖票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做法,并进行相应地惩处。”方梓楠表示。
身为消费者的艾琳则建议,官方网站释放出的门票占比应该高一些,“如果规范了官网票的市场份额,基数增大了,观众能抢到的几率至少会大一些,哪怕票价高一点我们也能接受。”
不难看出,尽管与整治票务相关的建议有很多,但正如上述多位票务工作者所说,“演出市场的‘黄牛’乱象已是旧疾,想要根治,仍道阻且长。”
*题图及部分内文配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文中露丝、艾琳、森森、小圆、莉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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