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教父

1958年10月1日，代号780的国营四川无线电厂于绵阳城郊正式落成，一群手持铁锹的军人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他们无声地庆祝，因为当时的军工厂留给外界的只能是沉默。

这一年，是“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军工百废待兴，780厂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也是在这一年，天津712工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这台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被定名为“北京牌电视机”，而业内更喜欢将其称为“华夏第一屏”。

1967年，23岁的山东小伙倪润峰从大连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四川无线电厂。而此时的四川无线电厂已经圆满完成了机载火控雷达的生产任务，为了响应“军转民”的号召，进入了电视机生产领域。

1972年，四川无线电厂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长虹”的品牌名。

“长虹贯日，寒风飒起”出自李白的《拟恨赋》，他还曾在《南奔书怀》中写道，“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

这个被诗仙两度提及的品牌名，承载着长虹“一飞冲天”的愿景。

1980年，长虹建立起彩电生产线；1985年，长虹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化彩色电视机CJ37A，并开启量产。

1985年，国企市场化改革成为全国性潮流，长虹也迈出了这一步。但让谁来担任长虹的负责人，成为绵阳市乃至四川省的焦点。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进厂”之后的倪润峰，从普通工人一路成长为车间主任，又在厂长负责制改革中当上了厂长。

上任之初，倪润峰敏锐地感受到了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他的“三把火”烧向了彩电，要将大屏幕彩电打造成长虹的拳头产品。

当时，主流的彩电型号是25英寸以下，很少人能够接触到29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反对者认为他是纸上谈兵，因为中国人的房子（当时的房子）就那么大，根本放不下大彩电。

倪润峰没有多说，而是搞来一台29英寸彩电，请厂子里的员工来看电视。

大型“真香”现场之后，反对的声音迅速消散。长虹从日本松下引进了第一条彩色电视机自动流水生产线，这是当时国内单班生产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线。

大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放在哪个时代皆是如此。大屏彩电的战略帮助长虹站稳了脚跟，但当时的国产电视品牌面临着共同的难题——中国电视市场是日本品牌的天下。

8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发展，对于电视机的需求迅速释放，虽然国产彩电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空前发展，但国内企业引进的生产线在技术上仍然比较落后，生产出来的电视机在技术、种类、功能、质量、价格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进口彩电相比。

生产的差距在经营层面被无限放大，面对大量进口彩电的冲击，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保护的国产电视品牌并不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速度和烈度，不仅抓不住新增市场机会，连已有的市场份额也被外资品牌蚕食。在这一轮抢滩战役中，外资品牌拿下了近八成的市场份额，其中松下、东芝、日立等日本品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1989年，为抑制市场过热的抢购风，国家开始对彩电专营并征收特别消费税，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的特别消费税，强行改善供需关系，也让很多电视企业的仓库中都堆满了滞销的彩电。

对于资金链本就脆弱的国产品牌而言，库存的压力如大山一般沉重，倪润峰坐不住了，长虹急需“泄洪”。

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力排众议，打响了彩电史上第一次价格战。长虹电视在全国范围内降价300元，引发抢购热潮，积压的20万台库存迅速销售一空。长虹凭借这场战役在1990年登上销售冠军的宝座，并在这个位置上坐了20年。

不久之后，国家出台彩电降价的政策，同行也闻风而动跟进降价，但此时的长虹已经坐稳了国内彩电行业的第一把交椅。

实际上，国产品牌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突破外企的封锁，都不仅仅是依靠价格战的方式，其背后是中国制造的强势崛起。在如今的科技国潮时代，这种优势已经进化为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

1993年，长虹推出“红太阳一族”，与松下“画王”系列正面竞争并取得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彩电大王”。

1997年，长虹彩电作为国礼，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而走出国门，成为民族品牌的象征。

倪润峰也开始被称为“中国的松下幸之助”。

垄断蓝图

1994年3月，四川长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的长虹成为蓝筹股的代表，几年内暴涨了十五倍，股价最高时曾到达15.09元/股。

倪润峰曾表示：“你在任何时候卖出长虹都是错的，在任何时候买入长虹都是对的。”

1997年是长虹和倪润峰的最高峰，长虹的总销量突破660万台，在国内电视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5%，销售收入达到188亿元，净利润增至26.12亿元，并夺得A股市值冠军，倪润峰因此获评“最杰出企业家”。

而长虹所在的绵阳市也成为四川“县市经济崛起”的代表，其GDP排名一度位列中国西部城市第五名，仅次于重庆、西安、成都、昆明四大省会城市。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长虹贡献了绵阳市工农业税收的40%，绵阳市平均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来自长虹，这是绵阳市统计局局长李德胜曾公布的数据。

最杰出的企业家想要做最杰出的事，倪润峰激进的性格变得更加激进，长虹的几次胜仗都是在他“力排众议”之下才打成的，这让他的自信如铁塔般难以撼动。

1998年，倪润峰甚至公开表示：“长虹的彩电必须要进入垄断，这是我的目标。”

这一年的9月底，海信集团的两位副总、创维集团总裁黄宏生、康佳集团总裁陈伟荣、TCL总经理胡秋生正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他们飞赴全国各地采购彩管，老板当起采购员，是彩电行业多年难遇的盛况。

作为主导彩电制造的重要零件，在所有的彩电零部件中，显像管占总成本的70％左右。垄断彩电制造的显像管，就有可能垄断彩电市场，至少在倪润峰看来是完全可行的。

长虹秘密与国内八大显像管厂签订了垄断供货协议，将国产21寸显像管的76%、25寸显像管的63%和几乎全部29寸及以上尺寸的显像管收归己有。

几个月后，当真相浮出水面，倪润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将这一操作戏称为“长虹建仓”，其实这是他“垄断蓝图”的第一步。

同行们苦寻彩管，长虹坐等客户上门。1998年底，订单如雪花般飞向长虹，甚至有商家连夜包机赶赴绵阳，倪润峰忙得顾不上吃饭，左手拿着饭盒，右手签着订单。

同行们当然不肯吃这个哑巴亏，他们联手对抗长虹，以“囤积”的名义直接上告到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明确发话：长虹买管完全是企业行为，政府不干预，长虹愿意要，彩管厂愿意给，这是双方需求所定，不能偏激地给长虹戴上“囤积”的帽子。而长虹作为用户率先支持彩管行业的“自律价”，使长期苟延残喘的彩管厂商得以扬眉吐气，这对电子行业本身来说是件好事。

创维的黄宏生曾规劝倪润峰：“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先有森林，后有大树。”

倪润峰却说：“我的观点是，先有大树，后有森林。”

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倪润峰算得清价格，却算不透人心。他万万没想到，有些彩色显像管厂家没有遵守“专供”的承诺，暗中增加产能向其他彩电企业供货，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彩管走私屡禁不止，冲击着长虹岌岌可危的“垄断地位”。

本可用于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资金被用于商战，用真金白银囤积的彩管失去了用武之地，长虹也因此背上了财务压力。1998年-2000年，长虹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33.28%、-70.68%和-77.31%。

2000年，倪润峰以身体不适为由“隐退”，袁邦伟、王凤朝、赵勇组成的“长虹铁三角”暂时担任起管理的任务。

在此之前，王凤朝曾被很多媒体视为“倪润峰策略最好的执行者和未来接班人”。他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在倪润峰开启“长虹大彩电时代”那一年加入了长虹，先后担任长虹公司设计二所副所长、生产计划处处长、质量生产处处长、空调事业部部长、经济运行中心总调度长、副厂长、副总经理等职，直至担任长虹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执行总裁兼四川长虹股份公司总经理。

不过，2001年2月，修养归来的倪润峰重新以CEO的身份执掌长虹，赵勇递交了辞职报告。

长虹方面表示，长虹是个几万人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核心还是倪润峰，其他任何人的进出，都是普通的人事变动。

双管齐下

为了重振雄风，倪润峰选择双管齐下。

第一枪打向海外市场。

2001年，在数度赴美考察之后，倪润峰主导长虹与APEX合作，以开辟美国市场。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不是国际化的难度，而是人品。APEX董事长季龙粉“声名远播”，曾拖欠国内多家电器公司的货款，但倪润峰依然与其达成了合作协议。

2001年7月起，长虹彩电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2002年，长虹的出口额达7.6亿美元，其中APEX就占了近7亿美元；2003年长虹出口额达8亿美元，APEX占了6亿美元。

然而，长虹出口的产品并没能换回大把的美元，季龙粉多次以质量问题或未收到货为由，拒付或拖欠货款。

有长虹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长虹与APEX签订的出口合同规定，接货后90天内APEX就应付款，否则长虹方面有权拒绝发货。

然而，长虹一方面提出对账的要求，一方面却继续发货，对账对了一年多，APEX的欠款数额不降反增。

长虹2003年年报和2004年半年报显示，APEX拖欠长虹的应收货款已高达40亿元，这笔欠款也为长虹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倪润峰的另一枪打向内部管理。

在公开场合，倪润峰多次提到长虹的“大企业病”，他亲力诊治，而他的治疗方式是直接手术——由管理层对长虹进行收购，即MBO。

当时的报道中有业内人士直言：“长虹隶属绵阳市国资，国有股是绝对控股地位，政府是大股东，所以长虹要不要改制，如何改制，都不是倪总说了算的。”

但倪润峰却表示，“我们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过，目前政策很明确，因为彩电行业是竞争性行业，未来国有股会逐步退出，长虹将成为民营企业。”

2003年3月，倪润峰的表态更加直接：“国资委作为投资主体和出资人的代表，对企业不要什么都管，否则企业无所适从。”

然而，当时的报道中几乎都是倪润峰在针对MBO话题发声，绵阳政府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

2004年6月30日晚，来华访问的比尔·盖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组织饭局，宴请中国本土及外企的50多位政商界人士，倪润峰与盖茨同桌会晤，相谈甚欢。

一周后，四川长虹召开集团领导人任免会议，倪润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解除了职务。

这一年，倪润峰60岁，确实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年少入川，倪润峰“战天斗地”的刚硬性格从未在巴山蜀水中消解，6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被他释放到了极致。

而在倪润峰第一次归来时就辞职的赵勇，离职后担任绵阳市副市长三年，又在倪润峰解甲归田后接任董事长。这一次，终于不再是“普通的人事变动”。

2005年，王凤朝调离了长虹，被视为倪润峰时代正式结束的标志。整整20年间，倪润峰将长虹推向顶峰，但终究没有主导长虹的长红。

换帅不代表解决危机，倪润峰离开了，但长虹仍要前进。要前进，就要先看准方向。

2005年12月27日，郎咸平在成都银河王朝酒店举行演讲，在完成对于中国国企改革的演讲后等待提问。一位观众抢先发问，言辞辛辣，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之浓引得现场观众接连叫好。

这位提问的观众，是自费买票进场的赵勇，而他发问的焦点，正是长虹MBO。

在此之前，郎咸平曾评论过长虹与倪润峰的MBO，赵勇希望郎咸平澄清事实。在二人的唇枪舌剑中，赵勇坚称长虹没有MBO的企图，显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倪润峰被换掉的根本原因。

赵勇在辩论方面的能力被郎咸平碾压，但他借此机会传达了一个态度——不会带领长虹MBO。

但长虹是否应该MBO，体制问题是否会成为长虹的阻碍，赵勇的表态是给谁看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时已是成都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的王凤朝曾在股东大会上说，长虹现有的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但赵勇在体制方面的思路偏向保守，他希望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同时推进大船缓缓前进，这是大集团接班人难以摆脱的桎梏，“逍遥子”张勇想必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