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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长三角时刻

在江浙沪，财富的二八定律是一种错觉，冥律分布的杀伤力要远大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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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金发布了一份2023中国财富报告，里面提到目前国内社会总财富790万亿，其中国资360万亿，私人430万亿。

而从人群看，全国14.036亿人口，主要被分为三个物种——富人，中产，和其他。

敲重点看，0.33%和7.05%的人群，占掉财富总量的93.02%，剩下6.98%的财富盘子让92.62%的“其他人”来分。

如果觉得这组数据有点“惊悚”，那是因为还没看到招商银行今年3月份的年报。

截至去年，招行总用户数1.8亿，私人银行客户占比0.07%、人均资产2813.38万，金葵花客户占比2.18%、人均资产151.53万，而剩下1.76亿的“普通客户”，则以接近98%的人数占比贡献了18.6%的存款占比，妥妥的银行氛围组。

此前流行一种说法，很多事务遵循帕累托法则二八开，但至少在财富分配领域，二八定律是失效的，就像《黑天鹅》作者塔勒布所言，财富分布遵循的是“极端斯坦”而非“平均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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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份2022胡润财富报告里，在地域维度，江浙沪又成了财富显眼包。

虽然单体城市方面，北京、香港等财富高地继续霸榜，但江浙沪城市群凭借“集团军作战”，更能刷榜，尤其是杭州和宁波两地，在高净值家庭户方面，仅次于一线的北上港深广，近年的财富效应很生猛。

这些数据倒也和近来“泼天富贵的江浙沪”话题能呼应得上。

从「江浙沪独生女」，到「江浙沪全职儿女」，再到「赘婿之情定江浙沪」，网上到处可见有关包邮区一代“岁月静好”的段子式奇观。

“江浙沪”一时间成了“东北化”的反义词，「江浙沪独生女」这一人设标签，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年轻人在经济下行期间，对富庶、顺遂、躺平的一种情绪上香。

但就像富人里还要分四五个层次，每个地方都有巨富和“其他”，江浙沪也得拆开来看，暂且先撇开长三角龙头上海，江苏与浙江，气质就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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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PK浙江，其实是一个没啥新意的老旧话题，且近年有定论。

去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合计约29.03万亿，占了全国盘子的1/4。其中，江苏122875.6亿紧跟广东排第二，浙江77715亿落后山东近1万亿，排老四。

而在财政部发布的各省净上缴中央税收数据中，去年江苏和浙江分别是4604亿与4396亿 ，差距已经不大。

看上去，在生产总值体量及人均GDP数据上，江苏一直是领先浙江的。但是，如果回归到“民富”，情况就要反转。2022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6.03万，江苏城镇居民则为4.99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趋同，浙江为3.76万，江苏为2.85万。

再结合上文里的富裕家庭户和城市表现，其实答案很清晰，和大家伙的既定印象也很一致：

江苏盘子更大，但浙江人更有钱。

不只是人均表现，金字塔间更是如此。上个月发布的2023胡润百富榜，农夫山泉69岁的钟睒睒以4500亿个人财富连续第三年成为中国首富。

我们会发现，光是杭州，加上此前的宗庆后与马云，胡润榜已经出产过三位中国首富。而从商帮上看，以杭商、温商、甬商、越商为基本盘的浙商，近十来年的风头已经压过了以李嘉诚、马化腾、何享健为代表的粤商。在全国层面，苏商相对来说，存在感不算强。

所以，两省PK谁更“泼富”，真正的核心点倒不是答案本身，而是紧跟着的下一个问题：

在“民富”这件事上，为什么浙江领先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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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称之为“中国版清教徒”、“没有夜生活”，富庶江浙都很会“苦钱”，但在气质上还是有区别。

简单讲，最大的不同——一民一外。

江苏是外资第一大省，2022全省实际使用外资在全国率先突破300亿美元大关，规模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2012至2022年，江苏累计吸收外资超2400亿美元；江苏现有外资企业4.1万余家，世界500强有392家在江苏有布局。

微观上看，如苏州工业园区，起家于新加坡资源注入；全国最强县昆山，很长一段时间内花名都是“小台北”，目前域内台资企业有4000余家；小小太仓则坐拥近500家德企，连带全国最正宗的德国餐厅可能就是在当地。

江苏好外资，外资好江苏。

而浙江则是民企挑大梁，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今年浙江上榜了108家，连续25年全国第一。从城市端看，杭州有42家企业上榜，也是连续21年全国城市第一。

其中阿里、荣盛、吉利等明星企业，不管是营收还是就业吸纳方面，都是民企超级大户。

深入“毛细血管”，浙江给人的一些切片印象，不管是《温州一家人》里“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全民个体户情结、还是义乌小商品作为硬通货全世界攻城拔寨，似乎都能感受到，浙江的民营经济全国来讲都是最活跃区域之一。据说浙江有个小数据，省里每7个人中就有1个“老板”。

反过来，不管对不对，江苏给人的印象，是传统苏南式的文气，像无锡宜兴，出了不少状元和院士，抑或当下南京被调侃为“体制之城”，江苏骨子里，被认为就像其平原地势一样，更稳，资源上也更容易做到小富即安。

浙江不是这个逻辑，大部分是山地和丘陵，一直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说法，如果按照《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类命运的说法，浙江人确实坐不住，更有闯劲。

而从基因上看，当初同样“敢为天下先”的“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也本就不同。

苏南模式，有点“准干部经济”的意思，以集体产权为主，像“天下第一村”江阴华西村，就是村干部强人来带头；昆山当年搞“自费开发区”，也是昆山政府班子牵头，由上而下来探路。

浙江模式的私人产权性质从一开始就要更突出，当时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在浙江，属于是戴了一顶“红帽子”，但挂靠的表皮下，是自下而上的私营创业大试验。去看著名浙商鲁冠球当年是如何承包萧山万向节厂的，就能对早期“浙江模式”，有更直观理解。

就在前两天，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与阿里巴巴集团新任班子蔡崇信、吴泳铭等座谈，这也是颇为少见的一幕，省委书记与民企管理班子单独座谈，民营经济之于浙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江苏也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外资占比依然很大，过去10年外资资金规模占了全国比重的18%，不过在另一些维度上，也在持续发力，比如讲眼下的“专精特新”，今年第五批“小巨人”名单，江苏数量是浙江的两倍有余。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各有所长的江浙其实也越来越趋同，到底谁更“泼富”这件事也没那么重要了。都不是浙江钟睒睒、江苏陈建华，在江浙沪三个物种里，各自先从“其他人”里走出来才是正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