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多质弱”，构成了当前中小银行的主要特点。

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典型的风险案例诸如包商银行等城被民营资本“掏空”，侵害储户和其他股东权益，“明天系”通过注册209家空壳公司，以347笔借款的方式套取信贷资金，形成的占款高达1560亿元，且全部成了不良贷款。再如，河南等地的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问题，源于缺乏规范的公司治理，同时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推介、异地敛存、线上吸储放大了风险。此外，村镇银行、监管系统均出现金融腐败现象。

总结来看，中小银行的风险究竟从何而来？报告《房间里的大象——我国中小银行的困境与突围》总结出了如下原因：

• 从宏观视角看：消费投资需求走弱，影响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监管让利政策引导，行业利差持续收窄；地方债化债压力较大。
• 从行业视角看：大行业务下沉，挤压效应显著；公司治理能力较弱；数字化能力弱，“马太效应”加剧。

宏观视角

（1）消费投资需求走弱，影响信贷需求和资产质量

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拖累信贷需求，影响银行资产负债扩张速度。投资、消费等内需疲软直接影响银行业的信贷需求。 

央行10月金融数据显示，10月新增社融1.85万亿元，同比多增9108亿，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7384亿元，同比多增1058亿元。但剔除票据冲量后，10月信贷同比少增213亿元，其中企业长贷延续6月以来的单边下行态势。10月人民币贷款新增7384亿元，同比多增1058亿元，但剔除票据冲量后同比少增213亿元。

• 居民端：10月居民贷款减少346亿元，同比多减166亿。其中居民短贷减少1053亿元，同比多减541亿元，亦明显低于历史同期均值水平（2018-2022年均值为543亿元），结合10月CPI同比再度转负，或反映当前居民消费仍偏弱。
• 企业端：10月企业贷款新增5163亿，同比多增537亿元。但不含票据融资的企业新增贷款同比少增约72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10月减少1770亿，同比少减73亿元，10月票据融资和企业短贷合计同比多增1344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3828亿元，同比少增795亿元，企业中长贷在实现连续11个月同比多增后自今年7月已连续4个月少增，且同比增速也在6月达到近年来高点后连续5个月出现回落。可见，10月企业贷款的同比多增主要来自票据冲量，当前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仍然偏弱。

另一方面，企业利润受冲击，房地产行业进入趋势性下行通道，导致银行资产端贷款质量下降。

疫情冲击下，不少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119.9亿元，同比下降9.0%，拖累银行资产端贷款质量。

此外，地产销售方面，1-10月，60城新房累计成交面积总计同比下降1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二线城市同比下降10%，三线城市同比下降21%，居民购房需求改善趋势未见延续。与此同时，涉房贷款不良率出现明显高增。据钛媒体App统计，截至6月末，18家重点上市银行（包括6家国有大行、10家股份制银行、2家城商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共计2970.26亿元，较2022年末增加209.32亿元。

（2）监管让利政策引导，行业利差持续收窄

净息差是银行净利息收入和银行全部生息资产的比值，作为评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它向来为市场所重点关注。

近些年我国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上半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跌至1.74%，比2022年底降低17个基点，比2021年末降低34个基点。

上市银行中，今年上半年，上市大型国有银行、股份行、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净利差分别收窄至1.53%、1.79%、1.74%和1.73%（收窄幅度分别为31BP、19BP、13BP和21BP），净息差分别收窄至1.7%、1.86%、1.78%和1.84%（收窄幅度分别为29BP、23BP、14BP和22BP），全部上市银行的净利差和净息差则分别收窄16BP和20BP至1.73%和1.80%。

这与多方面背景相关，一是在政策指引下，银行业持续下调贷款利率，以次加速修复企业、居民资产负债表；二是在存款定期化趋势下，负债端存款利率降幅有限。资产负债端双重挤压，使得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持续收窄。

与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行相比，中小银行的净息差收窄幅度更显著。根据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信息，今年二季度城商行净息差为1.63%，明显低于国有大行（1.67%）和股份行（1.81%），农商行净息差为1.89%。同时，与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行相比，中小银行盈利模式普遍比较单一，其盈利能力更依赖于存贷息差——以2021年为例，六大行平均中收占比为13.0%，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收占比为15.9%，而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中收占比仅为8.7%和4.5%，加上中小银行本身资产规模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弱于大型银行，净息差的收窄会更加显著拖累其盈利空间。

（3）地方债化债压力较大

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银行机构是一揽子化债方案的重要参与方，而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相对压力更大。

浙商证券测算，截至2023年上半年末，按银行类型分类，上市银行城投敞口占总资产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城商行为19.5%、农商行为12.7%、股份制银行为12.6%、国有大行为8.7%。按公司主体分类，最高三家排序如下：重庆银行为29%、南京银行为27.2%、贵阳银行为26.8%。

标普信用评级10月发布的报告称，城投债务重组或使中国区域性银行遭受2万亿元的资本冲击，若冲击一次性发生，一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下降，以至无法满足监管的最低要求。

行业视角

（1）大行业务下沉，挤压效应显著

作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国有大行近年来在小微和普惠贷款投放方面显著加大力度，以履行社会责任。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同年，银保监会出台《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明确要求5家大型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2019年力争总体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0%以上”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2021年，仍维持增速30%的政策目标。2022年，政策要求回归到2019年之前的“两增”：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7.37万亿元，有贷款余额客户数4115.12万户，两项指标过去五年平均增速已超25%。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调研组发布的《普惠小微贷款同业市场竞争的调查报告》显示，2019-2021年，国有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实际增速分别达到45.0%、48.45和35.7%；2022年提出增量不低于1.6万亿元、折合增速24%，实际增长31.2%。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调研组认为，大行在下沉市场竞争意识已觉醒，而不再是“任务式”下沉。

在此背景下，国有大行与中小银行在小微和普惠贷款市场的占有率出现显著此消彼长态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为10.7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4.45%，在全行业中的比重达到了39.12%，且全行业占比从2021年一季度的33.37%上升了5.75个百分点。可以作为参考的是，2018年，六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市场占比仅23.9%，农信机构市场占比约41.9%。

钛媒体App调研了解到，今年，众多地区中小银行体会到了大型银行所带来的强烈竞争压力。一些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指出，随着大银行的积极扩张和价格战策略，这些中小银行普遍遭遇了客户获取成本的上升、收入增长的挑战以及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剧。由于规模、成本和技术上的综合优势，大银行提供的普惠金融贷款产品在价格上拥有较大优势。

（2）公司治理能力较弱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与一般企业相比，银行公司治理具有行业特殊性。国际上，因银行公司治理缺陷而造成的银行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和强化公司治理监管成为世界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的共同选择。

首先，众多中小银行面临内部控制的挑战。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某些银行持有主导股份，同时中小银行普遍股权分散，缺乏核心控股者，这导致了所有者缺位，监管不力，从而引发治理低效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其次，随着金融改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虽然增强了市场活力，却也带来了风险。一些民营投资者追求对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以支持自身业务扩展，有时通过隐秘手段规避监管；

最后，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董事会失去了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专业委员会未能有效运作，董事会与管理层职责界限模糊，影响治理效能。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提出，包商银行存在诸多公司治理问题：党的领导缺失，党委主要负责人附庸于大股东并演化为内部控制人；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干预银行正常经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利益输送；董事会形同虚设，核心作用被董事长个人取代；监事会监督职能弱化，监督履职失灵；监管失效，“内部人”内外勾结。周学东指出，诸多中小银行的风险，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 

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中，村镇银行则沦为大股东“提款机”。根据河南许昌公安局通报，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吕奕，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实际控制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等几家村镇银行，以虚构贷款等方式非法转移资金。

（3）数字化能力弱，“马太效应”加剧

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大型银行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积极制定战略规划、采取务实举措，不断加大资源与人力投入，金融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大量中小银行也纷纷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人才储备匮乏、技术基础薄弱，数字化转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央行金融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根据对200多家银行的调研，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马太效应”加剧，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 从科技投入来看，资产规模超4万亿元的13家大型银行2021年的金融科技资金投入均值为122亿元，而199家中小银行均值仅为3.91亿元，差距从2019年的27倍扩大到31倍；
• 从科技队伍来看，截至2021年末，大型银行的科技人员数量平均为8600人，而中小银行平均仅有不到300人，三年间大型银行科技人员规模始终为中小银行的30倍以上；
• 从创新能力来看，2019~2021年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获得的专利授权总数差距逐年拉大，从2019年的1285项上升为2021年的1917项，大型银行贡献了全行业80%以上的金融科技相关专利产出；
• 从技术应用来看，截至2021年底，中小银行系统平均上云率为29%，而大型银行已经达到了69%；中小银行平均分布式数据库实例数仅为55个，大型银行则达到2471个，差距已经从2019年的17倍扩大到了45倍。

 《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22）》显示，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诸多痛点：战略定位受制于共同压力，特色化转型路径仍需探素；人才供给受制于整体性短缺和区域性差异，复合型人才供求矛盾仍需破解；技术研发受制于投入成本，高投入面临可持续压力；数据治理受制于技术支撑水平，数据质量管控有待加强；生态合作受制于资源协同能力，生态圈建设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4）风险管理能力弱

中小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一些普遍性的弱点：

• 资本充足率较低：中小银行由于规模限制，相对于大型银行，它们的资本充足率通常较低。这意味着它们在抵御风险方面的缓冲能力较弱，一旦面临资产质量恶化，可能较快地触及监管红线。
• 信用风险管理不足：中小银行的客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这些客户的信用评级和贷后管理要求较高。但中小银行在信用风险评估、信贷政策制定、贷后监控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容易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
• 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中小银行由于规模和技术限制，可能在市场风险的测量和对冲方面存在不足。同时，它们的资金来源可能较为单一，对市场流动性的依赖较高，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它们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将受到考验。2023年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市中小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平均值（53.7%）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及股份行的平均水平（57.5%）。
• 操作风险和内控问题：中小银行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上的投入相对有限，可能导致操作风险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内部审计、合规监督等职能可能不够健全，增加了风险的内生性。
• 技术和信息安全风险：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信息技术系统的投入和升级方面存在差距，这可能导致它们在数据处理、风险监控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能力较弱。
• 人才和专业知识短缺：中小银行在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金融创新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专业知识的不足限制了它们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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