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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曾登上微博热搜，涉事男生及武汉大学一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2023年10月11日下午微信公众号“景容饮冰”发布的《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情》一文。网帖以武大女生自述口吻爆料称自己当年7月在学校图书馆自习时遭遇外院一男生“性骚扰”，其后与院校方沟通近三月无果的全过程。网帖中虽未公开男生的名字和视频画面，但披露了男生所在院系、辅导员姓名等信息，还提到涉事男生为“本地人”“不缺钱”等家庭信息。

该文发布后48小时内，武大发布通报：经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定给予2022级本科生肖某某记过处分。

而三个月后《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武大性骚扰事件涉事男方首度发声：系隔裤挠痒，已就网暴起诉》将此事件拉回公众视野，该事件疑似反转。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该事件发生后，涉事男生已陷入“社会性死亡”，在学校被排斥，在群聊中被针对，无法参与正常的学习与社交，医院诊断书显示其“病情进一步恶化，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着焦虑、抑郁、疑病、应激等情绪性障碍，自杀或自残倾向为80%”。

涉事男生的母亲在面对媒体时，从另一个侧面回顾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展示了相关证据。

涉事男生母亲表示，女生文章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包括涂改介绍信谎称男生留假名，捏造证言，谎称经济补偿等。双方各执一词事件进入了罗生门。此前，涉事女生以自述口吻爆料的文章发布后，涉事男生及其家庭在汹涌的舆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该男生的真实姓名、照片、家庭地址等隐私信息已被网络公开，其深陷网暴旋涡无法脱身。

一方面，对于“性骚扰”，投诉维权与自证清白均是难题。另一方面，网暴于法律定性前先行而至，作为事件当事人则陷入维权困境，真实的伤害不可逆地发生，即便事件真实，则惩罚已然“超限”。

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社交媒体占据舆论领导地位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我们每个人也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成为网络暴力的施加者。

理论上讲，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更加透明，我们获取信息的难度也在降低，社会文明程度在逐步提升，个体理性与智识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程度提高而“觉醒”。

然而文明看似“降临”，理性的空间却愈发逼仄，人类抵达真相的道路反而更加蜿蜒曲折，甚至走向反面，技术进步不仅不能成为人类的保护者，反而还会披上网络暴力帮凶的外衣。

信息的平权，让我们每个人既是资讯的收集端，也是新闻的发布端，社会热点的塑造变得简易而廉价，裹挟进社会热点的人物很容易就被推上“大众审判台”，而被审判者往往成为“失语者”。

审判的工作，本该交由法律，法律是有框架与边界的，法条的不断修改与精进就是在不断完善框架的边界范围、条框的粗细，且法律是依托于事实而存在的。

互联网舆论场的审判是没有边界的，客观事实是碎片化的，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经常是缺损的，只言片语会被当成事实与结论被引用和放大，同一个事实用不同的解释路径会有不同的效果，网民作为旁观者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去穿透迷雾了解真相。

当网民置身于一个真假难辨的舆论环境中，“真实”易被“带入感”所替代，出于朴素道德、同情怜悯、仇富仇强、无脑发泄等多重复杂原因，情绪被带动进而“上头”，在低成本或无成本且无需担责的参与环境下，“审判词”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在畸变的舆论场下，情绪将优先于事实、道德、法律······总之，情绪优先于一切，事实是什么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事实发生的具体情境被模糊、消解，甚至被情绪所刻意排斥。

一旦“舆论主导”势力形成，其他意见和观点就会被排斥、攻击，理性的声音就会被湮没，变得没有立锥之地。

几乎在任何情形下，理智都难于与感性直接对抗。

围观者消费完成，施暴者浑然不觉，受害者痛不欲生。

“在乌合之众的洪流中，个体的思想被冲刷得无影无踪，盲从与跟风成为主导。”——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马金男，文章观点与平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