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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能源低碳转型是为数不多全球各个国家能达成一定共识的话题，但受制于国情，各国转型进度不一、难度各异。

能源低碳转型需要各国加强沟通与合作，在保供的基础上向低碳转变，同时要开发各种新能源供能，降低使用成本，提高供能韧性。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分论坛——能源低碳转型在海南博鳌举行。

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黄永章，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第四任秘书长孙贤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余兵，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力，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宝申，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等嘉宾，就国际能源转型的进展、处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传统能源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如何提高供能韧性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对于目前国际能源转型进展，孙贤胜表示，目前国际能源转型的进展不一，主要影响因素有五各方面：第一是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不同，基础设施、经济水平不同；第二是能源转型的目标和路径不一样，比如中国的目标是2030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有的国家是2050年，有的是2070年；第三是创新技术水平和人才队伍有差距；第四是投资能力不同；第五是外部环境不同，能源转型在技术需要国际的合作，有的国家受制于严峻的外部环境，无法有效开展国际合作。

孙贤胜还提到，能源低碳转型还存在“三个不可能三角”的问题，即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如何处理三方关系也影响着能源低碳转型进展。

克里斯蒂安·布鲁赫表示，能源低碳转型要平衡好能源安全、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将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转型过程中对电力的影响，全球的电力行业是不断增长的，能源转型要满足电力的需求；另外，能源转型应该是低成本的，可负担的，要考虑普通人的消费能力。

目前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进展迅速，在处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传统能源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处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上，黄永章表示，化石能源的逐步减少应建立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在新能源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保供问题。

余兵提到，传统能源转型，首先要把兜底保障做好，不断降低负面影响。拿煤炭举例，要做到绿色开采、保水开采、煤炭甲烷监测和利用。另外，可以在煤炭承建区的土地布局光伏、风电，利用好存量资源做好转型。传统产业要科技赋能，通过技术手段让传统产业创造更多价值，例如CCS（碳捕捉和储存），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张力表示，风能和光伏是未来新能源体系的主力能源，风电大基地在西部地区会有大的增长，海上风电如果把近海、中海、远海利用起来，将成为很大的机遇，光能的集中式和分布式可以根据应用场景做调整，比如在西部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是集中式光伏，东部土地资源比较宝贵就用分散式光伏。

他还展望了核能的发展，从三代堆到四代堆到核聚变，这是人类未来的新能源。现在的主力机组都是热堆第三代堆，国产华轮1号和国核1号已经投产建设，现在的发展路径从三代堆到四代堆，四代堆是球状堆，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未来容量按照规划到2030年1.1亿左右，发电量不到5%，2030年希望到7.8%，2035年希望占到10%。

对于光伏成本问题，钟宝申解释道，从2021年的11%到2024年超过21%，三年在中国发电总量里，光伏和风电的发电量占比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发电成本并没有显著上升。而且在资源良好的地区，风电和光伏都是最低的发电成本，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光伏都是最低的发电成本。未来光伏的发展还应关注应用创新、场景创新和增强使用寿命。

以下为“能源低碳转型”论坛实录，经钛媒体APP整理：

王震：能源低碳转型的话题非常热，气候议题是为数不多的全球各个国家能达成一定共识的话题，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由于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的争议比较大，第一个问题抛给孙贤胜会长，请您评价一下国际能源转型的进展。

孙贤胜：谢谢主持人，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国家各自的情况不一样，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目标都不一样，确实存在很多的挑战。

我归纳一下转型的五个影响因素，我觉得第一个影响因素是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不一样，基础设施、经济水平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如何能源转型。

第二是能源转型的目标和路径不一样，在中国是2030、2060年，有的国家是2050，有的是2070。

第三，能源转型创新技术水平和人才队伍，有的国家也很想，但是技术方面比较落后，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第四，投资能力，发达国家要投入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但是一直不落实。

第五，外部环境与国际合作，技术方面需要国际的合作，靠一家单打独斗肯定不行，但是有的国家外部环境不好，受到各种制裁，它的情况也就不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专家讲了三个不可能的三角，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是必须的，能源转型是不变的，尽管在俄乌冲突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往后退了一些，但是大的方向不会变，经济发展一定要可持续的。

王震：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包括技术、人才，特别是资源禀赋都不一样，克里斯蒂安·布鲁赫先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克里斯蒂安·布鲁赫：要平衡好能源安全、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不仅仅要把能源结构进行转型，它还关乎电力行业前所未有的增长，现在全球的电力增长每年预测4%，过去只是2%。

一方面我们要把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转型，同时打造更大的电力体系，这对行业来讲是很大的挑战，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不同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来解决现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在增加电力供应的同时实现整个电力体系的转型，这对行业来讲并不容易，因为行业过去没有这么快地发展。

2023年是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真实在发生，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对我而言，我们公司也在实现转型，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如何行动得更快，比如重点关注什么样的技术，需要打造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关系，选择跟谁合作，选择什么样的标准。第二是怎么样把碳足迹降下来，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解决方案。

这些技术不管是天然气还是风或者光，在世界各地都不一样，所有业务领域的需求都很高，还有它是否有可负担性，让老百姓消费得起。欧洲也认识到能源转型比我们想象得贵，企业界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如何更快更好可负担地完成能源转型。

王震：下面请来自能源企业的视角，中国石油是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供应商，请问黄总，在能源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中石油如何把握“破”与“立”的关系，并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黄永章：中国石油作为能源行业主要的油气供应商之一，我们在低碳转型中应该更有作为，发展清洁能源确实是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同时，我们国家也针对国际上的能源转型，包括气候变化，专门作出了能源安全新战略，包括“双碳”、绿色低碳、节能等一系列行动部署。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李强总理有一个要求，建立能源安全体系，同时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这为我们以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关于您提出的问题，包括在3月22日剑桥能源周讲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立”与“破”的关系。

从我个人来讲，化石能源逐步减少是建立在能源安全基础之上，即使减少化石能源，我们要把新的能源体系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升上来，这是减少化石能源的基础。同时，我们作为油气公司，也在积极发展新能源业务，包括风电光伏，和同行一样，有风电、光伏、氢能，所以我们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也会考虑到能源保供是最重要的企业责任，作为大型央企，我们要做好能源保供顶梁柱的作用，尤其是油气供应的同时积极发展新能源业务。

我们也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包括2025年总的产量达到7%，2035年三分天下，2050年再造一个绿色中国石油。第一个目标就是节约能源；第二个目标，新能源作为清洁替代，同时我们在CCY做了很多工作，去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了119万吨，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固碳技术。

今天重点讲转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既要能源保供又积极发展新能源业务，确保在发展传统油气能源的同时积极打造第二曲线，把新能源业务作为主营业务之一来发展。

王震：三位都讲到资源禀赋，也讲到了“破”与“立”的关系，对于中国的能源来讲，煤炭是兜底保障，过去几年在全球动荡变革的形势下发挥了能源安全顶梁柱的作用。煤炭从高峰时期的占比一直下降，已经降到2023年的55.3%，这是过去二十年的最低值，我想问一下余兵总经理，作为国家能源集团，在“双碳”大背景下制定了什么样的转型战略，以及取得了什么样的阶段性进展？

余兵：国家能源集团是央企，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能源保供、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任，在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上怎么坚持“先立后破”，同时又能加快绿色转型的步伐，这是我们加快思考的问题。

去年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136”，“1”就是建设世界一流的清洁低碳能源的科技领军企业，因为集团的特点，我们有四大板块，煤炭、电力、化工、运输，四大板块都面临着怎么做好能源保供，同时把绿色低碳转型做好的问题。煤炭起着保能源安全兜底保障作用，我们在煤炭上的转型，要做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绿色开采、保水开采、煤炭甲烷监测和利用方面，做好相应的工作，能够把煤炭兜底保障做好，同时把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好。

第二个板块是电力，总装机达到了3.2亿千瓦，煤电的装机、火电的装机超过2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突破了1亿千瓦，速度非常快，去年开工的新能源有3300万千瓦，新能源大规模快速开发也能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目前集团水电在建容量1000万千瓦，也是全国最高的，可再生能源要保持高速增长，煤炭承建区也有土地，可以布局光伏、风电，利用好存量资源做好转型。

我们在新技术方面也在不断拓展，传统产业要科技赋能，比如CCS、CUS，我们在江苏泰州去年投产了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CCS50万吨的量级，捕集之后利用当地的资源给食品加工企业、船厂进行综合利用，化工产业上的绿色能源利用、绿电的利用，化工产业的二氧化碳捕集之后和石油结合，还有绿色交通，我们在绿色转型方面要发挥作用，我们做了一个规划，2025年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要突破40%，碳资产比较重，我们要加快转型的速度。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在2020年的基础上实现三倍增长，这是我们的规划。

王震：张力总来自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也是电力规划设计的国家队，请张总谈谈，基于你们大量从事风光设计、投资营建一系列工作，怎么看我们在风光上取得的成绩，有什么特点？

张力：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和电力总院一直为各个省和国家能源局做规划，总共六大院，16个省院，一直为政府、企业做规划。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消费国，尤其是风能和光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新型能源体系下，这两个会成为主力能源。

按照规划，2030年前碳达峰，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个预测，从风电来讲，2024年4.4亿装机量，2030年要达到目标翻一番，这会呈现几个特点，第一，风电大基地，国家能源局最近有一个政策，在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大量布局，这会有大的增长；

第二，海上风电，按照资源禀赋预测，中国海岸海风资源大概是28亿，现在利用不到1%，而且海风都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果把近海、中海、远海利用起来，电从身边来，这是很大的机遇；

第三，风电科研方面，最近我们在安徽有千米级的高风风能，进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光能这一块，大数是6.4亿，去年一年就增长了2个亿，光能的增长非常迅速，也有三个特点，第一，在西部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是集中式光伏，东部因为土地资源比较宝贵就用分散式的光伏，第二，光伏+交通，高速公路用光伏是分散式的，有很大的潜力，光伏+数据，我们在甘肃合作了东数西算，把瓦特转成比特送给东部使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员。第三，光伏有光热，全国装了60万，这是非常高技术的东西，很雄伟，在新疆、哈密可以看到，有旋转罐的储能，未来也有很大的增长。总的来说，光伏和风能未来需要企业共同合作，达到未来新的增长和绿色低碳的目标。

王震：光伏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张力总讲了去年一年新增装机容量2亿多，而且光伏组件的产量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像硅片、电池片组件产能占到全球80%以上，光伏产品也是出口新三样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发展很快，但有很多技术需要不断的探索，下面请钟董事长谈谈未来的技术方向。

钟宝申：今天讨论的话题让我想起来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虽然那一次全球签订了《巴黎协定》，但是争议非常大，争议最大的是转型成本能不能承受。到了今天，大家又有了不同的观点，对于转型成本方面还有分歧，但是分歧大大缩小了。

从中国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去年光伏装了216吉瓦，风电77吉瓦，一年装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光伏和风电就达到4500亿度电，在中国总的发电量新增量就占到了总发电量的5%左右。中国的光伏风能发电量从2021年11%到2022年的13.8%、2023年超过了17%，我认为今年预期肯定会超过21%，中国新增装机的速度非常快。

另一方面，从2021年的11%到2024年超过21%，中国发电总量里光伏和风电的发电量占比翻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发电成本并没有显著上升，而且在资源良好的地区，风电和光伏都是最低的发电成本，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光伏都是最低的发电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转型的成本已经为全社会全世界所接受，全球去碳化清洁能源成本变得可承受。

隆基过去十年在推动光伏技术发展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领域最关键的经济生长技术和硅片技术，目前大部分采用的是隆基在十年前开发的技术，目前整个行业用的是隆基开发的成熟技术。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为光伏发展作出了很多努力。

从未来光伏创新方向上来看，一方面是在光伏制造技术方面继续创新，推动效率的提高和制造成本的降低，进一步使光伏发电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是应用创新方面，过去光伏产业不太重视，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和场景的结合非常差。中国的分布式光伏未来潜力有5000吉瓦，能发6万多亿度电，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分布式光伏可以把闲置资源用起来，如果场景融合做不好，大家就很难下决心大规模的普及。所以，在应用创新、场景创新方面是重要的方向。

另外，可靠性方面一直是光伏发展的重要技术方向，因为这种设施要求工作30年，如果质量不能够做好的话，未来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很大，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光伏卷得很厉害，扩张得很快，去年下半年开始价格降得非常快，很多企业都到了亏损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到有牺牲品质的现象出现，这是危险的信号，当大家一味压低成本在，用料上开始不惜一切做文章的时候，风险就出现了。比如最核心的硅片电池片器件减薄的问题，大家非常激进，但是我们没有测试它运行二三十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行业创新的方向，在快速降本的同时如何对可靠性进行充分的验证和实践，以保证设施三十年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光伏在接下来能源转型中还会起着重要作用，整体来讲会越来越普及，不管是在场景应用方面还是大规模荒漠化发电方面，都会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震：新能源发展在成本降低方面有很大突破，特别是过去十年时间，我们也知道降成本的同时，在储能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能源供应的韧性，或者体系的韧性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先有什么样的建议？在当前的供能和供电体系上，怎么提升韧性？

克里斯蒂安·布鲁赫：说到韧性有几方面，我们要把不同的技术，风光、天然气、储能等全都放在一个电力系统中，我们要有一个有韧性的电网连接起来，就能够帮助我们打造有韧性的电力供应体系，从我们公司角度来讲，这个业务增长很快，怎么建电网、怎么运营好，包括数字化的技术，尽可能利用好这些资产。

我还想强调一点，供应链一定要可靠、要有韧性，现在要求我们快速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我们从全球供应链进行采购，从政治上来讲有一些难度，但是要想快速往前走就必须要合作，这是急需的，我现在很担心供应链的韧性，我们是否可以足够快的建设起基础设施。

行业现在更要关注如何更多合作，而不是自己做些什么。从韧性的角度来讲，如果要完成这些项目的话，项目资金也需要韧性，我们怎样确保足够的资金用到项目中建设基础设施，很显然这将取决于我们对项目的执行有多确定，这也涉及到供应链的问题。全球化方面，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美国、中国都会寻求本地的能力，去看一看本地能够做些什么，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产业，我们又依赖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基础设施，我们必须保证一个稳定的平衡，来建设有韧性的行业，而这个行业又在快速发展。

所以，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讲，任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要建设可持续的能源基础设施，全球环境又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让行业证明，可以通过合作建设更有韧性系统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王震：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技术的创新、数字化的应用都很重要，国际合作也很关键，孙会长有长时间的国际化工作经历，又担任过IEF的秘书长，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能够提升能源供应的韧性？

孙贤胜：这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比较复杂，说到底是理念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经济成本问题。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像会议室为了抗地震，到底是抗6级还是8级还是10级，技术和钱都要考虑，码头、电网、管网、气网、水电站等等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如何平衡好这些问题，我觉得有技术问题，也有经济问题。

简单归纳起来，我觉得应该做好这几个方面，第一，加强预警预测能力做提前的准备，洪水、地震、暴风雨和极寒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提前做好预警，有一两天的时间准备跟没有准备是不一样的，首先做好预警。

第二，做好各种优化调度，特别是现在智能化、数字化，既有不同能源之间的互备，新能源和化石能源的互备等等，要做好规划，也包括地区之间的互备，原来最早的时候开东北亚天然气管道会议的时候，一共有7个国家，日本韩国等国家提出是否跟中国国家之间互备，因为日本的地震多，能不能在中国建天然气、油储罐的互备，也包括管道的互通，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应急响应能力，中国做的应急响应还挺好的，因为国家大人口多。

第三，在设备的建设中要留有余地，做好智能化水平，包括核电，多安全才是安全，左一层右一层确实安全了，但是成本高，最近沙特在招投标，几个国家都在投，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为了安全多加这一层，你的成本就增加，要掌握好这个度，要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研究实用新型的储能技术，像智能网、管网技术，提升供能供电系统的稳定性。

王震：看来要做更多的加法融合，刚才黄永章总也提到了中石油制定出的2035年三个战略，油和气比较可预期，对于新能源，我觉得挑战比较大，能不能介绍一下新能源在中石油的发展及后续计划？

黄永章：新能源是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石油已经把新能源的发展作为主营业务，这是第一点，从战略上就有保障，五大发展战略里其中有一个绿色低碳，这是战略之一。

从行动上，国家能源局也发布了油气新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引，对于油气行业参与新能源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油气企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大面积的矿权，尤其是沙光漠，为我们在光伏和风能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第二，中国石油在光、风、气、储、氢融合发展，打造油气、热电氢综合性能源公司的同时，也在高度重视技术的发展，公司是为了创新链部署产业链，中国石油已经建立了新能源新材料研究院，这是我们针对新能源业务的发展而设置的，从技术的角度在研究光能、风能、氢能、储能、天然气发电，这都是能源转型中最重要的几部分。

中国石油也布局了五大发电基地、七大工程，这些都在推进。现在已经推进的项目有两个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吉林陆田，第二个是在新疆布局了很多百万级的光伏，包括今年马上建设一批新的光伏和风电企业，还有在海上，也在海南积极布局海上风电业务。

按照计划，2023年中国在新能源已经跑出了加速度，一开始是稳健发展，现在是提速发展。在氢能方面，我们利用矿权建设了一个光伏发电项目，同时用发出的电滤氢，在宁夏做了357公里的氢能管道的实验，中国石油有很强的管道设计能力。我们也在积极研发氢气、二氧化碳管道的输送，做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研究。

总体来讲，新能源业务是方兴未艾的业务，中国石油也会高度关注，也在积极践行和推动公司的新能源业务发展。

王震：国家能源集团在氢能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实践，请余总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国家能源集团的进展。

余兵：氢能在未来新型能源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全球对氢能的发展非常重视，像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在氢能战略部署，整体规划实施上都在加速，也有一些很有雄心的做法，从北非三千多公里的氢能管道输送到欧洲，全球对于氢能发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2022年我国也出台了氢能中长期规划，按照规划，现在各大企业包括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在做氢能布局，各地都很热。氢能技术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比如电解水制氢的规模占到全球比例超过了40%，加氢站全球900多座，中国已经超过了50%，今年也布局了很多。

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国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按照国家要求，全国氢能信息平台由我们牵头建设，也是国家赋予我们非常重要的职责。在氢能技术创新和研发上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氢燃料电池相关的技术，我们也在跟踪液态氢、固态氢的发展，作为理事长单位，我们要把生态打造好。

同时我们有很大的应用场景，比如在铁路机车应用，航运的氢能应用、煤化工、绿氢怎么跟煤化工结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在做纯绿氢项目，在甘肃布局了绿氢、绿胺、绿色甲醇，研究怎么样就地转化，未来电和氢是我们面临全球气候变化非常重要的能源资源。

氢除了作为能源以外，还可以作为重要的绿色物质资源，能源又是物质资源，绿氢完全具备打造绿色化工的能力，在绿色燃料、绿色新材料打造方面我们有很多应用尝试，希望业界更多关注氢能的发展。现在氢能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济性还存在一些问题，怎么突破技术上的瓶颈，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王震：全球都很关注氢能，还需要全产业链技术突破，也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大家总体有共识，未来氢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能源体系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核能，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的张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做了很多规划，核能在未来能源转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张力：最开始从第一台核电站一直到后面的大窑湾，到了现在的华轮1号和四大堆，一路走来，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核能生产国，包括设备制造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核能现在的装机容量是5780万，在这个基础上，它要达到更大增长的话，技术水平一定要提升。

核能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非常稳定的基核，第二，它是低碳。现在的主力机组都是热堆第三代堆，我们引进的EPR、VVER这几个机型是主力机组，国产是华轮1号和国核1号已经投产建设，现在的发展路径从三代堆到四代堆，四代堆核燃料可以再利用，球状堆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技术如果在未来再进步的话，未来容量按照规划到2030年1.1亿左右，发电量不到5%，2030年希望到7.8%，2035年希望占到10%。

人类未来的能源核聚变，从三代堆到四代堆到核聚变，这是人类未来的新能源，我们深度参与了法国的项目，包括国内好几个聚变堆，我觉得核电未来发展可期，也是为人类的终极能源做出贡献。

王震：钟董事长提到光伏发展很快，同时也很内卷，也看到国际上特别是欧美对于我们光伏配件产品有很多限制性的举措，想问问钟董事长，您怎么看中国光伏产业对全球能源转型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的光伏产业应该怎么样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

钟宝申：中国光伏在过去几十年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一直和欧美、印度等国家的贸易壁垒做斗争，光伏发展到今天本身就是全球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在全球分工里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看到中国光伏企业大量创新，使过去十几年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10倍，从一块多的成本降到现在一毛多，在更早的时候比这更高，20年前的德国上网电价法修订，当时给的电价是0.55欧元一度电，到了今天，中国光伏通过产业链大量的企业参与，大量的创新投入，为推动全球光伏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换句话说，使中国光伏全球低碳发展能源转型找到了一条技术方案，在十年前都不能说找到了技术方案，只是说光伏是环保的鲜花，供着给大家看一看，正是由于中国光伏的参与，使大家更快的时间内看到了它不仅仅是一朵鲜花，而是能够当做实实在在的粮食。

按照2023年的计算，中国大概生产了500吉瓦的光伏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消耗了大概2千亿度的电，这些光伏产品投入到世界各地建成基础设施之后，在未来三十年可以为全球贡献超过10万亿的绿色电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每年自己的能源消耗2千亿度电，未来三十年为全球贡献10万亿度电的清洁能源，如果我们再发展十年，我们为全球做出多大的贡献。

所以，全球能源面临着转型的问题，面临着气候变化需要共同的重大环境问题，需要全球的合作，只有合作，全球通过自由贸易让资源优化配置，才能让这种转型加速，才能让转型的成本更低，大家提到的供应链韧性问题，很多时候是把风险夸大了，因为光伏设施和油气设施对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完全不同，油气是每天都要用的，但是光伏是基础设施，即使半年不安装、一年不安装，对现有的经济、能源冲击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它的安全性和油气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性完全不同。

最大的能源安全就是能源在你身边产生，而你的屋顶装了光伏，旁边的空地装上了光伏，每天产生能源就是属于你的，它是最安全的保障。所以，所谓的供应链安全应该通过国与国更紧密的合作，建立相互的信任，通过对自由贸易长期的保护来促进和稳定。

我们认为光伏产品本身通过合作是安全的供应链保障，可以理解各地对于发展本地制造业的要求，我认为发展本地制造业可以单独提出如何促进本地就业，如何发展未来产业。中国光伏产业在过去和今天以及未来都有能力，也会为全球绿色转型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呼吁全球各国对于绿色能源转型这件事共同合作起来，倡导自由贸易，降低绿色转型的成本，中国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中国光伏为全球绿色转型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