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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脉络：小我与大势》

作者：吴军

作者简介

吴军

前Google高级资深研究员。原腾讯副总裁。计算机科学家、畅销书作家。硅谷风险投资人。工业和信息化部顾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高山书院学术管理委员会成员。

内容简介

本书凝炼了吴军博士对重要问题的思考，也是吴军博士所有作品思想的来源。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吴军博士有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跨越了多个国家和城市生活，游历了世界绝大多数的主要国家。正是这些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阅历，塑造了他如今的成就，以及构建了其普遍性的想法。

《脉络：小我与大势》以宏观的历史视角和多元化的角度，沿着时间的轴线，探讨了历史、当下与未来；站在空间的维度，分析了外在现实与内在人性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文明历史的脉络到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再到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吴军博士将他的观察、分析与思考转化为可以指导行动的知识，帮助你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看懂宏观脉络，看清个人的微观路径。

详情提要

在大航海之前，古代文明虽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是都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工业革命之后，火车和蒸汽轮的出现让全世界的距离缩短。1873 年，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出版了《80 天环游地球》一书，该书就反映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这个特点。在他的书中，主人公福格在很短时间里就周游了世界各地，他从伦敦到埃及只用了一周时间，穿越印度只用了三天时间。一路上，福格接触甚至影响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的生活。当世界各地的“相对距离”缩短之后，两个独立的城市，甚至两个原本没有联系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就被绑定在了一起。比如，19世纪中期，美国铁路普及之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本就产量不高的农业，被南方发达的农业迅速挤垮。因为用火车把农产品运到北方的成本非常低，所以，美国的东北部也就彻底放弃了农业，转而重点发展工业。

20 世纪，在航空业和现代电信业发展起来之后，不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而且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也在缩短。1973 年，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成立，其目标是 24 小时将文件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想尽办法优化物流。十几年后，互联网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

2005 年，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在这本书中，作者分析技术进步和社会合作如何将世界变成一个整体，届时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开放的技术平台、突破了关税壁垒的全球贸易，会如何抹平世界上的差异，实现全球一体化。弗里德曼在这本书中描写了当时刚刚发生的一些全球一体化现象，比如各国共同合作开发新产品；中国和印度承担起全球最多的加工和服务业务建构起全球统一的供应链和市场；等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于 10 年后的世界最准确的描述，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事情要么已经实现，要么已经过时，并被新的合作方式取代。如果你今天再读这本书，会觉得弗里德曼太保守了、太缺乏想象力了。这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世界在这 20 年间发展得太快了。

但是，就在一些人欢呼地球村已经建成的时候，他们忽略了很多问题——语言、国界、货币和二氧化碳排放等，这还不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生活在中国或者美国的人，早已习惯于平时只说一种语言，但是生活在欧洲和印度的人，就不得不成为多语种者。欧洲人一方面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没有边界的欧洲，但是他们在遇到语言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个工作极为困难。因为即使欧洲的一些小国也有多种官方语言，比如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曼语共 4 种官方语言；比利时有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共 3 种官方语言；在英国，虽然英语是官方语言，但是依然有人使用威尔士语和盖尔语。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相应的历史和文化，消除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对相应文化的否定，这在倡导多元文化的今天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因此，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思想在今天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如果连语言都无法统一，地球村也只能是半吊子的。

国界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到，这里先跳过。我们先谈谈货币的问题。货币问题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当欧元取代欧洲十几种货币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将带来大的便利，并且会促进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但是欧元的设计者们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谁能决定欧元的发行，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需要更多的货币增加流动性时，它已经没有权力来做这件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欧元区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后一个走出 2008 年开始的那一次金融危机的。同时，各国之间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会鼓励汇市上的投机者短期套现，让一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震荡，损害那些国家的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对于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的答案。虽然比特币的创造者声称用一种不基于央行，而是基于算法的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把印钞权从央行转移到算法设计者的手中。事实上，当各国央行开始尝试发行本国的数字货币时，这种去中心化、无国界、无央行背书的货币就不可能存在了。

虽然技术进步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依然无法让人们对全人类的利益产生共识；它会让大家共享好处，却无法让大家一同承担义务。比如，世界各国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就显现出，至少在今天，人类还是无法一同承担义务的。

今天全世界有大约 80 亿人，却排放了相当于 500 亿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当然人类活动本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所产生的其他温室气体，比如甲烷，合在一起起到的温室效应相当于 500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此多的温室气体排放，让地球的温度每一百年上升 1℃。而在历史上，虽然地球的温度曾经比现在高 20℃上下，但是温度变化的过程却是上百万年才上升 1℃。对于如何控制，甚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世界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即便是签署了一些协议，也不具有强制性，一些国家甚至不实际执行。因此这个问题至今无解。

无解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一方面，希望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最没有话语权，因为它们本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已经降得很低，比如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即使再降，对全世界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而人均排放量和总量均很高的国家，如果缺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就会把减排作为一个政治筹码。它们如果非常积极、非常坚决地减排，反而少了筹码。

另一方面，一些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完全没有意愿牺牲本国的工业化换取全球更好的环境。而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一点儿，都足以让全世界的努力付诸东流。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01.人们终于发现全球化似乎走到了终点

虽然从文明开始之后人们就发现，一个地区内的社会分工和经济合作可以让经济运行得更高效，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收益，并且人类已经践行了这种合作长达数千年之久，但是将这种合作在短时间内推广到全世界却产生了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理论家认为，既然大家都住在地球村里，既然距离不再是问题，既然大家能够通过谈判谈出一个极低，甚至是零的关税，就能够将全世界变成一个经济体。

在这个经济体中，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价格优势，可以让每一个国家只生产自己有竞争优势的特定产品，然后通过交换（进出口）都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有点超前。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国家层面，如果一个经济体原本的分工是从事低端加工业，然后购买高端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而它在有了钱之后，开始进入高端产业，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解了。类似地，一个发达经济体，按照原本的逻辑应该分工，应该让出低端产业，但是它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拒绝这样做，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

在中观层面，也就是企业层面，当全世界的资本可以零成本地自由流动时，它会为了追求利润将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令它想不到的是，只要这个转移一开始，它早晚会被当地成本更低、利润率更低的企业所取代。

在微观层面，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层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远方陌生人日常活动的影响。比如美国大选，就会给中国小商品的制作者带来收入，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是好的一面。但凡事有利就有弊，一个美国人干了半辈子的工作，可能第二天就被一个远在中国薪水只有他 1/3 的中国人抢走；几年后，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又会被一个印度人或者越南人抢走，后者的薪酬也只有他的 1/3。

全球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践了 30 多年后，好的一面都已经被大家看到了，但是上述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说破。

2017 年，莽撞的特朗普在无意间戳破了全球化的泡沫。至今无人能全说清楚特朗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除了极端左翼的学者会给他贴一些标签，其他人即便猛烈抨击他的行为，却也谨慎地评价他的想法——一来是吃不准，二来是他们内心也有类似的想法。比如拜登政府完全继承了特朗普对于贸易和全球化的国策，甚至继续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唯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把特朗普针对所有外国的贸易限制缩小为盟友以外的，把特朗普对各种产品的限制缩小为只涉及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即采用了一种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

“小院高墙”这个词最初来自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不过它成为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则是因为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智库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工智能报告》。这份报告长达 700 页，一半是正文，一半是几乎包罗万象的参考文献清单。这个报告的起草人还包括甲骨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弗拉·卡茨、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微软首席科学官埃里克·霍维茨，以及提出摩尔定律的摩尔博士（当时他还健在）。

根据施密特等人的建议，拜登政府会在绝大部分领域继续向全世界开放，包括互联网金融、游戏娱乐、社交网络、媒体和短视频等，但是会在人工智能、5G/6G 和 IoT（物联网）领域建起一个“高墙”，中断和非盟友的来往。在中间领域，比如半导体，则视情况而定：对于和人工智能等高墙内的技术相关的高端半导体，比如高性能的图形处理器（GPU），纳入高墙内；对于低端半导体则不进行管控。拜登政府的做法比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高明之处在于，它基本上维持了全球化的格局，但是限制住了高精尖技术的出口。

和美国政府的做法类似，欧盟提出了所谓的去风险化。何为欧盟的风险呢？它其实是指三重依赖，即对于俄罗斯廉价能源的依赖，对于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以及对于美国免费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依赖。依靠这三种支持，欧盟在冷战后维持了几十年的经济低增长，在信息革命中鲜有作为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平，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给它们带来的红利。但是，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廉价的能源没有了；当 2020 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只依赖于一条供应链的商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当然，欧洲人发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它完全依靠美国。因此，虽然特朗普花了 4 年时间敦促欧洲增加军费都没有效果，但是普京打响了一枪就让那些国家立即把军费提高了上去。在欧洲人的三重依赖中，提高军费是最容易的事情；寻找新的能源来源也相对容易，因为全世界能源市场供大于求；但是，建立一条平行的供应链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因此直到2023 年，欧洲在这方面还是说得多、做得少。

02.全球化2.0时代开始了

今天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倒退，甚至全球化已经终结，我倒不这么认为。纵观人类的文明史，文明之间的交流增长速度和文明本身的发展是同步的。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贸易的增长更是快于经济本身的增长。无论是时间拉长到人类的整个文明史，还是聚焦在二战之后，全球化贸易不断扩大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

在冷战时期，全球贸易的条件要比今天差得多，关税的壁垒要比今天高得多，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比今天强得多，但全球贸易依然在快速增长。所以今天很难说，全球贸易会萎缩或者全球化会停止下来，只不过全球化的形态会改变，供应链会重组。因此，我更倾向于说，全球化2.0 时代在最近的几年开始了。那么全球化 2.0 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区域内国家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要远远超过之前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比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原本都不算是太大的经济体，但是近年来和美国的贸易额剧增，到 2023 年已经分别成为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国，而中国则从过去的第一退居第三。

其次，发达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由过去在产业上的竞争转为在更大空间中的合作。比如，日本和欧盟签署的自贸协定，韩国和日本在政治和贸易上的和解。2018 年，日本和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形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此后双方之间的贸易额以每年 6% 的速度高速增长。

最后，全球供应链的多样化。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物流动路径可以被看成一张有向图。在这张图中会有一些关键路径和关键节点，比如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就曾经是欧亚贸易和跨太平洋贸易的关键节点，美国则是跨太平洋贸易和跨大西洋贸易的关键节点。当然，具体到某些特定的产品还会有一些特定的关键节点，比如半导体制造，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就是其关键节点。

2020 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关键节点或者关键路径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比如芯片供应不足会导致汽车无法交货。于是各主要经济体开始建立可以相互取代的供应链，以消除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

这些年来媒体上经常提到的越南和印度就属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受益者。不过，到目前为止，它们起的作用依然很小。举例来说， 2023 年中国依然占到了美国贸易额的 12.7%，而越南和印度分别只有 2.5% 和 2.4%，还不到中国的零头。印度作为世界工厂的可能性，显然是被夸大了。10 多年前，我鼓励很多中国企业家到印度发展，既包括开拓印度市场，也包括在当地设厂，但是今天我则建议大家去之前要谨慎考虑。

总之，相比全球化1.0，全球化 2.0 更复杂，很多趋势一时还看不清楚，绝不像一些媒体宣传的只是中国的供应链外移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在全球化 1.0 时代，大家都比较天真，合作是建立在双方都是清白和诚实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最近 10 年，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都警觉起来，彼此的防范心理都很重，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做生意，彼此的距离还非常近，于是就需要在彼此防范的前提下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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