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刺猬公社,作者 | 米月,编辑 | 陈梅希
寻找报刊亭的故事,要从两年前讲起。
2022年农历新年前,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雪化的时候最冷,路上来往的行人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行色匆匆。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男孩,牵着大人的手路过北京交通大学南门。一座报刊亭被木纸板封得严严实实,只露出外墙上已经褪色的宣传海报。
大人指着报刊亭说:“看,他们回家过年去了,都封上了。”小男孩三四年级的样子,对大人的判断表现出质疑:“他们是黄了吧。”
交大南门外有很多快递点,载着快递的三轮车进进出出。大人牵着小男孩,等一辆快递车拐完弯再过马路,一边跟他说:“没有,他们回家过年去了。”
报刊亭几米开外有一个更小的保安亭,保安小哥在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空间里负责给停车场出入口抬杆。正值寒假,停车场没什么车,被问到“邻居”报刊亭的近况时,他正激战王者荣耀,没有功夫抬头。
只有声音从小亭子里传出:“倒闭了吧,反正我来这里一个多月没见它开过门。”
“倒闭了”的报刊亭,它是两万分之一。2013年,全国邮政报刊亭总数为30662个,到2022年,数量锐减为0.8万个。伴随着纸媒的衰落,报刊亭在度过黄金发展期后,渐渐显出疲态。
“黄了”成为多数报刊亭约定俗成的命运,连小学生都知道,存活下来的报刊亭反而成为少数。它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与过去相比有了哪些新变化?它们在怎样的时代浪潮下兴起,又为何落伍?纸质阅读习惯远去的时代,报刊亭该何去何从?
报刊亭,被遗忘的文化驿站
打开手机地图,我打算寻找这座城市中现存的报刊亭。
跟随导航的指示,我找到一家位于公交车站台背后的报刊亭,正对面是一所医院。摆放在最中间的,是《知音》《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耳熟能详的杂志,还有《北京晚报》《新京报》等发行多年的报纸,两侧张开的窗翼上架着的杂志种类更丰富,《航空知识》《ELLE》《时尚先生》《体坛周报》《足球周刊》……
“老板,你这卖的有成人尿不湿吗?”一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行色匆匆地赶来,隔着窗口用带有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有。”亭里的人回应,随即麻利地从找出一包尿不湿,“3 5元。”
微信付款后,妇女便急忙离开了。
报刊亭的老板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待在那里的十分钟内,又有两三个人来买了饮料——看来这家报刊亭的生意不错。
另一家位于过街天桥和公交站交叉口的报刊亭更热闹,每隔两三分钟便有人来光顾:问路的、租充电宝的、买饮料的、买雪糕的、乘凉唠嗑的……老板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过路人解释各种问题。只是这一切都与报刊无关。
直到来到第三家报刊亭,我终于遇到一个询问《人民日报》和《新京报》价格的青年人,他最终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和大部分报刊亭不同,除了留出一小块地方摆放饮料外,杂志几乎占满了这家报刊亭的全部空间,种类和数量都明显更多。常见的书报杂志外,这里还售卖《名侦探柯南》《北京出行地图》《海淀区石景山区交通旅游图》《二次元狂热》和一些儿童读物。
这家报刊亭位于一所三甲医院门口,人流量大,地理位置优势显而易见。四年前,张姐开始经营这家报刊亭。“我自己就喜欢看书,但卖书的利润很低,主要还是靠卖饮料。”按照张姐的说法,她现在一天能卖出三四十本杂志,每个月的总收入有几千元,“比打工强点。”
那天下午,我一共找到了五处报刊亭,其中不乏像张姐这样生意还不错的情况,一天能卖两三百块钱。但也有摊主每天还在为收入叹气。一位摊主告诉我,他常常一天只能卖不到100元,零食饮料也没什么人买。“以前生意都还可以,现在反而不太行了,我都不想干了。”
好在卖不完的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原价退回,成本层面相对可控,不会发生大额亏损。根据线下走访,报刊亭每月的租金只有不到1000元,相较房租和进货成本,人力成本才是报刊亭经营成本的大头。
一般来说,报刊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面对报刊零售的微薄利润,摊主们不得不靠售卖零食饮料来增加收入。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报刊亭都能养活两位经营者,只有在大型医院、公共交通站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传统报刊亭才有可能勉强达成“养家糊口”的经营目标。
当报刊失去读者
现在看起来不太景气的报刊亭也曾经历过一段光辉岁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业保障的主要责任人由单位转向个体。报刊亭成为吸纳失业人员的工作场所,承担着一部分社会救助的功能。
2002年,500名失业者成为天津日报新报亭的亭主,实际参与报刊亭经营的失业者达1000多人;同年6月,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计划用4年时间,建设5000多个连锁经营的徽风报刊亭来安置下岗人员。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之际,报刊亭更是作为城市文化窗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迎来新的发展高潮。2008 年,北京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510处,上海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175处,广州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102处,深圳市为569处,天津市为429处。
在纸媒发展的黄金时代,经营一家报刊亭是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一间6平米的报刊亭仅凭报刊零售便足以养活一家人。2002年左右,有人能靠经营报刊亭在北京买一套房。
然而好景不长,报刊亭的繁荣发展并没能持续下去,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便后迅速回落。
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人们阅读的载体由书本转为电子设备,纸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报刊亭的经营状况也不甚乐观。摊主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扩大经营范围,饮料、烤肠、充值卡、玩具、彩票等商品也因此成为报刊亭的常住民。
而按照《北京市文明示范报刊亭标准》的规定,报刊亭不得出售烟酒、饮料、胶卷、电池、食品。因此,大量报刊亭因超出经营范围被迫拆除。
2008年之后,伴随着互联网的高歌猛进,全国很多城市的报刊亭数量进入了逐年递减的趋势。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统计,2008年至2012年底,全国共拆了10468个邮政报刊亭。截至2018年年底,全北京仅剩519个报刊亭。
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报刊,报刊亭就不再能养活摊主;开报刊亭不再是门好生意,报刊亭自然会一个接一个走向倒闭。
艰难的新生
那么,衰落意味着慢性消亡吗?仍有一部分从业者想说出一个“不”字。
部分报刊亭管理者正在探索转型之路:自助售卖报刊的智能报刊亭,销售咖啡茶饮的网红报刊亭,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便民报刊亭……传统报刊亭在现代城市的“新生”,是否真实存在?带着这个疑问,我找到了两家在北京售卖咖啡的报刊亭。
“PINKMAN COFFEE(粉人咖啡)”是一家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咖啡报亭,店名来自美剧《绝命毒师》中男主角Jesse Pinkman的英文名。报刊亭外摆放着常见的报纸杂志,亭里则是一个咖啡制作间,窗口外还放了张椅子供客人休息。
PINKMAN COFFEE图源大众点评
老板辰哥今年三十六岁,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小时候放学回家后,辰哥常常给家人买报纸“溜腿儿”。“那会儿的杂志没有封皮,拿着就随便看,看够了再回去,所以买一报纸就得俩小时,回去就要挨顿骂。”他在一次次跑腿中,逐渐生出对报刊和报刊亭的喜爱。
受到其他城市报亭咖啡的启发,辰哥跃跃欲试,在去年7月和朋友们一起将粉人咖啡开到了石景山。
改造前,辰哥和中国邮政签了协议,将这家店作为试点,干够一年后要得到一个完整的闭环数据,然后再去开第二、第三家店。目前来看,这家店的收益不错,辰哥和朋友们已经开始在丰台区物色下一个报刊亭了。“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想在北京改造30到50家,先慢慢做着,北京的城六区和近郊的报刊亭其实都可以改。”
刚被辰哥接手时,报刊亭还有些破旧,看上去和咖啡完全不沾边。于是,辰哥把报刊亭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了一遍,将原本有些昏暗的白炽灯泡换成了复古色调的家装灯,又铺上了木地板,这才有了现在的粉人咖啡。加上各种咖啡设备、展示柜、冰箱、空调,改造6平米报刊亭的成本是8万多元。
装修时,辰哥特别突出了北京特色,他解释道:“我觉得既然开在北京,还是稍微带点儿跟北京有关的东西。”无论是报亭正面的红色北京胡同路牌,两侧的“北京范儿”灯箱,还是咖啡杯套上“爱谁谁”的北京口头禅,都热情地向路过的人展示着老北京文化。
除了卖报纸和咖啡,甜品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报刊亭里的辰哥,还是一位隐藏的米其林一星厨师,原创甜点曾经获得过国际奖项,改良版杏仁豆腐是他的招牌商品。咖啡和甜点加起来,每天能卖出100份左右,是报刊亭的主要收入来源。得益于报刊亭背后的小区,辰哥的报刊销量比较固定,一天能卖出20份左右报纸,一些杂志卖得也不错。
尽管报刊带来的收入无法和咖啡甜品相提并论,但辰哥还是将粉人咖啡定义为报刊亭。“我们只是在售卖报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项目。”辰哥认为,人们对纸媒的需求依然存在,希望自己的改造能够复活报刊亭,使有需求的人能像以前一样买到报纸杂志,与此同时,还能让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喝到一杯品质还不错的咖啡。
和辰哥不同,合肥的一处微风书报亭只售卖咖啡,不再销售任何报刊。当地官方报社将报刊亭租给摊主,每个月收取2000-3000元的租金。除了卖咖啡,也有人将报刊亭改造成早餐铺、小卖部,但大都不会保留报刊。“我试过卖报刊,一个月卖了三份报纸,一本《意林》。”咖啡报亭的老板补充道,“情怀在我们这,完全没有。”
所谓“情怀”,既是对纸质阅读方式的留恋,也是对曾经凝聚在报刊亭身上的“附近”的怀念。在全面拥抱数字化的时代,需求不再才是常态,像张姐和辰哥这样眷恋报刊本身的人只是少数。而他们的坚守,也只能建立在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之上。
一篇报道曾经评价:“报刊亭就像昨日世界的守夜人,它注定走向黄昏。”
然而,在追求效率与技术的道路上,昨日世界的守夜人,或是主动选择,或是被动留守,仍在守着一小撮人的需求。这一小撮人,小到无法再用人群特征划分,逐渐在人海中面目模糊。
也许是习惯在晚饭后买一份《北京晚报》,在沙沙的翻页声中细细品读的老年人;也许是来到陌生城市时,渴望得到车站旁摊主乘车建议的外乡人;也许是放学后会骑着自行车,在报刊亭买一本科幻杂志的高中生。
他们的需求让人相信,在黄昏真正到来前,报刊亭的存在仍有意义。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作者拍摄)
参考资料:
[1]《关于在全国城镇建设报刊零售亭的通知》
[2] 《上海报刊亭的消亡》,青年志。
[3] 顾鸿儒. 报刊亭,一道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N]. 国际商报,2024-02-02(005).
[4] 《北京市文明示范报刊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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