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网易财经ESG，作者｜冯武军

近年来，在“双碳”这一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企业界积极探索ESG实践的深度与广度，试图通过采用清洁能源、优化生产流程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等多元化举措，加快推动向绿色低碳转型。

由于目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主流，能源技术创新进入新时代，各国开始将创新重点转向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以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正在加速开发和迭代，已经成为全球能源低碳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

那么,如何界定ESG实践与创新？技术创新将如何推动ESG实践？与“双碳”目标相关的前沿技术有哪些？未来技术创新将聚焦哪些领域？我国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企业参与ESG实践与创新的意义何在？

近日，针对上述话题，北京碳中和学会冯武军博士接受了网易财经ESG访问。

北京碳中和学会是由京能集团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共同发起，联合院士专家、高校院所、研究机构、领军企业、高科技公司等共同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通过打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高起点的智库咨询平台、高标准的人才培养平台、高质量的成果转化平台，面向全球低碳绿色转型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技术需求，促进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为全球低碳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持。

目前，我国年能源需求已达50亿吨标准煤，且预计未来仍将持续增长。单一能源难以满足我国能源需求与绿色发展的困境，不可能仅依赖光伏风电来解决所有能源问题，必须建立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因此，面对巨大的能源需求，我们的首要策略是“节能”，如通过余热利用等技术手段来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同时，针对高耗能产业，在实施“节能”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替换”策略，即采用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采用短流程替代长流程。例如将燃煤掺烧氨、生物质、氢气等能源，或者使用热泵替代传统供热、尤其是高效的超级热泵。想要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拥有大局观系统观，敢于积极应用新技术甚至颠覆性技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传统产业链正逐步缩短

“碳中和”作为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概念，根植于“能源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等早已深入人心的理念之中。这一进程不仅催生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关键概念，还在不同发展阶段共同推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众多概念中，“能源革命”尤为引人注目，它旨在摒弃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代之以高效、清洁的新生产力。诚然，我国能源革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还需看其能否全面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目前来看，各行各业都需将其自身高能耗设备和技术转化为更高效的新能源技术。长远来看，将现有能源体系过渡甚至转变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整个产业的绿色升级与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不难看到，钢铁的工艺流程从煤炭到焦炭，再到炼铁、炼钢，传统产业链正逐步缩短、简化。无论是钢铁、有色，还是建材，传统行业“升级”的关键则在于工艺流程的优化与创新。这些行业需将原有的高能耗设备和技术逐步转化为更先进、更高效的新能源技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

在此过程中，“创新”是核心驱动力。在整个创新链条中，需要政府、产业、高校院所、应用场景及金融机构等多方面协同努力，即“政产学研用金”紧密合作，进而将科技成果与产业结合，进而实现转化和应用。

具体而言，创新又涵盖业态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维度，强调各行业间协同合作。如业态创新，光伏产业创新，需有人攻关材料、有人负责研发产品、有人创新工艺、有人开拓设计，有人做技术服务，必须把大家放到一起事才能做成，这也叫做业态创新融合。

再如模式创新。近日，国家相关部门鼓励央企及大型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跨领域合作推进创新项目，涵盖海洋、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前沿领域，通过“牵头单位”带动相关合作单位共同协同培育战新产业、未来产业。同时，此前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框架的提出，亦要求各行业寻求跨行业合作，共同探索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

技术创新需解决资金问题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方面，光伏风电及新型储能技术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点发展方向，亦是当前智慧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新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要求储能技术的同步发展，以确保能源的稳定供给。需要我国在储能技术上加快技术研发加快成果转化。

氢能作为清洁、高效、规模化的能源载体，其应用前景广阔。随着成本的降低，氢能有望在工业、能源及运输等领域实现广泛应用，推动相关行业的绿色转型。例如，在钢铁生产中，使用氢气替代碳进行还原。此外，氢能还可能应用于船舶等大型运输工具。

不可否认，当下确实有不少“氨”或“甲醇”作为燃料的应用实例，不过这恰恰反映了我们氢气储运技术的制约。目前，有机液态储氢被视为较为理想的方式，即将氢气储存的有机工质中，可实现常温常压下连续性储运、能耗低、成本低、实现即析即用，但该技术尚未实现大规模应用，需加大各应用场景的工程应用。

此外，生物质能作为第四大能源资源，其潜力巨大。生物质包括农林废弃物等，还包括污泥、干垃圾等废弃物，通过技术创新，采用先进热解直燃技术，可实现科学利用，通过高效、低成本、低排放等综合优势将这些资源均可转化为主要能源，从而替代天然气、石油及煤炭等传统能源。

诚然，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亦面临着诸多痛点，其中资本投入问题较为担忧。众所周知，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且耗资巨大的过程，‌涉及研发、‌试验、‌生产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科技创新涉及的新领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很难吸引投资。投资者更倾向于在项目接近成功或IPO前介入，这就导致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甚至无法进行“中试”环节。

ESG体系应增设更多“硬指标”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探讨碳中和目标下的具体行动时，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特色，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ESG体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ESG实践，而是在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的同时，紧密结合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化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如上所述，

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推动绿色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或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绿色产业，更要关注能源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以及碳排放量的有效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ESG评价体系虽已采纳了许多国际已往要求披露的指标，且在某些方面，如燃煤电厂等高耗能产业减排成效上，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然而，这并未完全体现我们对ESG价值核心和评价基准的追求，也不足以证明企业能在碳中和背景下达标。

从某种角度上将，我国ESG体系可能仍侧重于信息披露层面，尚未充分激发外界投资或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近年来，发改委等部门多次强调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的重要性，呼吁各企业强化科技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而，在当前的ESG评估体系中，“公司治理”维度下的“研发投入”要素并未获得其应有的核心地位，“创新能力”应改成“公司治理”的新要素。

同时，在“环境”维度上，我们亦可以增设更多“硬指标”，使其更加科学化，不仅涵盖传统的大气、水、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监测数据，还应广泛纳入环保行动及其成效的评估，如企业修复废旧矿山、植树造林等实际贡献。

面对时代变迁而衍生出的新挑战，我们需重新审视并调整ESG评价体系，纳入如新能源占比等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素。同时，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设定明确的新能源发展目标，如将新能源占比提升至50%等，以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生产者责任制”原则，该原则明确要求制造商需对其生产的产品在达到生命周期终点时负责回收与妥善处理，防止简单丢弃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应加大力度，考虑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关注各环节碳足迹。像新能源领域光伏板、风力发电机叶片、动力电池等在长期使用后，应加大力度研发废弃物处理处置的新技术工艺。

要知道，处理这些废旧物品的过程直接产生经济收益不高，如从废旧冰箱或手机中提炼贵重金属那样，因此往往伴随着不菲的经济成本。鉴于此，平衡环保投入与经济成本亦应该成为“环境”维度的一个重要议题。

同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仅能满足国家碳排放指标，亦能促进企业自身发展。同时，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不断创新，不仅要在同行业中保持竞争力，还要应对跨界竞争。

为此，企业应加大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力度，不仅提升员工的低碳环保方面的知识储备，更要激发其创新意识，提供深造学习机会，以拓宽视野、增强能力。目前，北京碳中和学会等机构不仅在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力度，还定期举办新能源协同创新、碳中和能力提升等免费培训，旨在普及优质内容，提升社会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