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蓝字计划，作者 | 蓝字

人类与狗正坐在街头等待施舍，扔出硬币的是端着咖啡的机器人，“他们”甚至也牵着一条机器狗。

这是2017年的一期《纽约客》封面报道，讨论了机器人如何取代人类工人的位置。

｜《纽约客》封面报道：黑暗工厂：欢迎来到未来机器人帝国（Dark Factory）

当时，这幅图景被更多人认为是对遥远未来的戏谑，毕竟苹果推出多年的语音助手Siri仍被戏称“人工智障”，还没有多少人真正担心AI的威胁。

然而，文中一个小故事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丹麦南部一家医院为了减轻护士们的负担，购买了几台仓库专用的小型移动机器人，用于运送物资。医护人员却把它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机器人被粗暴地对待，有人甚至往上面撒了一泡尿。

人和机器的矛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露了。五年之后，ChatGPT横空出世，机器和AI改变现实的时间线好像瞬间加速了，世界恍然大悟：《纽约客》宛如预言大师指出了人类可能的悲惨未来。

数百家大模型公司涌现，从聊天机器人，到Sora生成以假乱真的一分钟视频，AI只花了不到两年。连好莱坞的编剧们都不得不发起大罢工，以抵抗AI的入侵。

“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租车在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落地，最高日单量跟传统出租车持平，“千万司机群体何去何从”成为时代之问。

麦肯锡则预估，到2030年，自动化可以取代中国制造业五分之一的岗位，近1亿工人需要重新求职。

技术变革的潮水又一次淹到人类双膝处。当机器人与AI时代的闸门已经打开，普通人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被命运选择的十字路口。

逃生还是溺毙，人类终将选择。

“新技术的牺牲品”

1907年的一个晚上，纽约的煤气路灯没有如常亮起。

每天在黄昏时段爬上灯柱、点燃两万五千盏路灯的工人们发起了一场抗议，抗议纽约即将用电灯取代煤气路灯。这种只需要轻拨开关就能控制的电灯，会让600名点灯人失业。

数年之后，经济学宗师凯恩斯发出担忧：“我们这个时代正在遭受一种新疾患的折磨，它的名字是技术带来的失业……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
从纽约街头的点灯人到武汉的出租车司机，“技术性失业”的阴影从未消退。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落地，“萝卜快跑”们迟早会跑赢人类司机。无人驾驶预计将会影响到500万出租车司机和1300万活跃的网约车司机，如果加上未来的无人大货车驾驶、无人快递、无人快卖、无人物流等，理论上会影响约4000万人。

但如果检视历史，技术带来的正面价值永远大于“阵痛”。

珍妮纺纱机对纺织效率的提升是革命性的，也曾被失业的手工纺纱者极度仇视。它被发明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已经拥有超过4000家纺织厂，每8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在其中工作——他们中不少是失业的手工业者的后代。与此同时，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1800年，英国有3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1841年工业革命结束，这个数字下降到20%。

在创造大量低门槛工作岗位的同时，英国经济的发展与大量新技术的涌现，也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更多健康的食物，更高的人均寿命。

问题在于，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往往是滞后的，有时甚至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技术问世的节点上，没有人想成为“阵痛”。但技术进步的大潮已经涌来，阵痛就在当下。

在AI闯入全产业的时刻，“到底多少工作会被AI抢走”的焦虑情绪弥漫开来。

美国伊利诺伊小镇青年埃里克·芬恩，是AI浪潮下第一批“被抛弃的人”。

过去十年，埃里克靠给十余家网上店家写说明、营销文案为生，60美元的时薪，足以养活妻儿。ChatGPT出现后，老主顾纷纷告知：您的服务以后我不需要了。即使埃里克告诉他们，ChatGPT生成文案的技术准确度、文字原创性都堪忧，老主顾们也只能无奈地表示，用AI的成本比用你低得多。

技术变革，终将有人成为牺牲品，似乎成了个必然的定律。

技术冲击，谁最痛？

这种“时代的眼泪”不是新事。

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首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原有手工业者没缓过劲来的社会白描。1851年，北安普敦郡纺织行业占当地经济总量的1%，1777年这个数字是11%。同时，北安普敦郡的净人口下降、农业就业人口激增。

也就是说，失业的手工织机工人和羊毛精梳工，要么重做农民，要么迁入新兴大城市做零工。作为手工时代“体力劳动者中的贵族”，这些劳动者迁入大城市后的生活水准演变成为狄更斯小说中的情景，自然会在社会上发出极大的不满声浪。

集装箱出现后，货主非常欢迎，但对码头工人来说就是灾难。在集装箱被大规模应用之前，成千上万码头工人挤在码头装卸船只。集装箱化之后，机器取代了大批码头工人，一切搬运工作逐渐变为由起重机和专用叉车来完成。集装箱剥夺了太多码头工人的工作，围绕着集装箱化的劳资纠纷，成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反复出现的问题。

历史上几乎所有受技术冲击的雇员群体，都分享类似的要素：

痛感和声音最大的群体不是当时生活最苦的群体，而是收入跌幅比例最大、生活状况变动幅度最强的群体。

大家并没有真的被新技术完全挤出就业市场，最惨就是转行。然而转行的成本、收入的降低，成为波折时不可避免的阵痛。

这些人的怨言并非无理，获取、精通这些行业技能的沉没成本并不低，转行难度大。
然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都是社会基层，抗风险能力弱。技术进步如果要让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批人，承担最大的风险，为以后的社会改善在当下支付代价，那就太欠缺善意了。

比如让一个二十年前的影碟店员转行不难，不租碟了可以转行从事其他服务工作。电影放映员因为放映技术进步失业，但看过《搏击俱乐部》的人都知道，干这行只要眼明手快力气大、能把胶片筒快速扛上放映机位无停顿接上就好，去找其他体力活，不算难事。

然而，当同时代的建筑师苦练半生，终于技能、经验两臻完美时，被雇主以一句“你CAD不行”开掉后，他面临的沉没成本就是灾难级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建筑师去给孩子们堆乐高吧。

被AI顶掉的基础文字和图像工作者，行业和时代虽有不同，体会的是同样的辛酸，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循环。

要避免技术冲击带来的就业市场阵痛，很多时候解方既在技术之内，也在技术之外。转行的门槛，成为了掌握他们命运走向的关键。

技术催生新职业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总结过一条经济领域的原则：痛苦 + 反思 = 进步。如果技术进步注定会颠覆一些行业、淘汰一些职业，如何让对技术的反思来得更快，让技术带来的收益更早地惠及更多人，成为技术必须跨越的伦理门槛。

技术究竟可以为社会带来什么？OpenAI的山姆·奥特曼选择另辟蹊径。他着眼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在技术创造财富之后，为之寻找一个去处。

2019年，他在美国的两个州做了一场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找了1000个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连续三年无条件每月发放1000美金。

“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们描绘了一张蓝图，即人们在保障基础收入的情况下，会释放创造力，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经济数据的提升还是技术的再进步。

｜奥特曼UBI（全民基础收入）实验受试者每月平均分用途支出与对照组比较的统计图。“饮食”项多出最多，受试者每月比对照组多支出将近70美元；最少的三项是“烟酒”、“娱乐休假”、“其他”，受试者每月比对照组多支出每月将将过10美元

这场实验大概不算成功。跟踪研究显示，领取了1000美金的人们，尽管更愿意参与教育培训、搬离糟糕的社区，但他们并没有因为选择更富有创造力的工作，而是往往会接受一份降薪但更轻松的工作。

山姆·奥特曼想象的蓝图，泡汤了。

技术至上主义者们关注着诗和远方，追逐技术的未来，但如果回到当下，技术究竟还能交出怎样的答案？

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效益。

一种是“替代/挤出”效应，也就是“机器替代人”。另一种是“补偿效应”：技术进步极大提高企业效率、增加新岗位，从而增加总体经济规模，并让就业机会显著增加。

正是由于补偿效应，小人物不仅不会成为时代的眼泪，反而会在技术的协助下有更大的职业想象空间。

互联网进入中国三十年，不乏解决问题的尝试。

从1999年马云创办阿里巴巴起，电商冲击实体经济的争议一直存在。在2017年，还有企业大佬认为，“虚拟经济过火”是影响目前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之一。然而，由于中国商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互联网帮很多中小企业拿到了“入场券”。仅2023年，淘宝一年新增520万中小商家，00后商家就有130万。

2008年，在上海交大念研一的张旭豪创办送餐平台“饿了么”，掀起了专职外卖员送餐的浪潮。2020年，网约配送员成为这一年公布的16个“新职业”之一。三年后，全国外卖骑手数量达到1300万人，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整体的15%。

今年7月31日，人社部公布了《职业分类大典》的19个新职业，已经有过半数都诞生于数字时代。

电商、外卖、主播，包括腾讯参与申报的用户增长运营师，这是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同时，不断创造的新职业。

它证明的是，技术不止有颠覆、重塑，还有创造。

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互联网新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可减少1.3%-4.0%的用人需求，相当于1000万到3100万个岗位。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资源，还能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包括很多高技能职位在内，互联网行业可以创造46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这是过往的技术革命中欠缺的一环。

最好的技术是可用的技术

如果说关注技术的可用性，是在拔高时代的下限，那关注技术的易用性，则是拓宽时代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降低新技术的入行与转行的门槛，可以让更多个体得到这种“补偿”。

中国互联网三十年，技术创造的机会、带来的新需求、新职业，都在补上这一环。正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是白牌工厂搭上拼多多的东风一夜翻身、传统导购靠企业微信逆风翻盘的故事。

以“国民级”应用微信举例，十年前，刚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尚且无法想象，会有这样一个超级App出现，以至于连大洋彼岸的扎克伯格与马斯克都艳羡不已。马斯克甚至用了“无所不能”来形容它。

一个普通的用户，用微信社交、工作、挂号看医生、办居住证......已经成为了十几亿人的日常。

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数据，2014-2022年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数字生态，新增的就业收入机会从1008万增长到5017万个。

巨大的用户体量、极低的使用门槛、丰富却简洁的功能……微信生态让几乎所有行业的商用者们无阻难地快速拉通了渠道、顾客、售后等整条商业运作链接。

各种门类的视频号生意，几乎不对从业者有学历门槛，因为新兴行业大家都是一边干一边学，谁的嗅觉更敏锐、执行力更强，谁就占先手。

没有这种低门槛、超量级的应用，即使用现在其他热门APP和网站的服务，也难以构建出功能相当的替代品。

26岁的周立延，在中国最大的运动零售运营商滔搏工作，最初也是一名导购。顾客结完账后，他会主动添加顾客微信，了解顾客的反馈和喜好。在负责一家滔搏门店顾客微信群的时候，他会结合在门店对顾客偏好的观察，以及后台统计的产品浏览量、销售数据等指标，筛选好当天要推送的产品款式，再根据每个社群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制定不同的推荐话术和商品计划。去年，他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万的线上业绩。

转行是技术持有者最痛苦的事：沉没成本高、新赛道学习门槛高、收入不确定。28岁的产品经理曾子平，放弃多年的大厂工作，用微信工具将自己的冲浪、滑板运动爱好变现成了新事业。他成立户外俱乐部，通过微信社群中积累顾客，以公众号、视频号内容触达顾客，企业微信联系赞助品牌商。定时组织活动，带大家考潜水证、一起冲浪派对。因为这样，这个大厂人丝毫没有同侪常有的转行阵痛。

过去十年，正是由于微信的低门槛、易用性和集成性，不仅为中国几乎所有小店主和小生意人提供了十年前只有大公司才享有的SaaS（软件即服务），还解决了很多实体经济难以逾越的障碍。

濒临淘汰的传统导购，借助微信的东风，成了如今的新职业“用户增长运营师”；超过50万家甚至可能没有名字的社区缝纫铺、修车店，只要在微信搜“小修小补”就会出现；江苏的阿姨通过微信上的灵活用工小程序找工作，满洲里的轻食店老板通过小程序接单度过了艰难的几年，山里的水果通过视频号直播卖到远方......

这些原本是这个时代失意者的人，并没有被落下。

对于绝大部分站在AI的十字路口惴惴不安的普通人来说，与其担心技术会夺走自己的工作，不如主动谋求技术“为我所用”，或是借技术求生存赚钱糊口，或是借技术发挥更大的价值。

最好的技术，与最坏的技术，有时候只有一线之差。

《集装箱改变世界》写道，正因为集装箱的发明，才能将铁路、公路、港口、船舶等连接在一起。没有集装箱就没有全球化，也就不会有沃尔玛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基础设施永远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代，技术就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又如《纽约客》的那篇文章中，一位工厂的老板说道：我宁愿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也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梯的世界。

他的话诠释了一种信念：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全民福利。正如《理性乐观派》作者认为的那样，在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过的日子，放在古代都是贵族乃至君王才会有的生活，是“路易十四太阳王才会有的生活”。人类在可用的技术——集装箱、远洋货轮、飞机、互联网构成的网络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