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娱乐资本论，作者 | 尖椒

上映一周，《749局》的预测票房从首日的9亿+跌到如今4亿不到，娱乐资本论之前分析过，这部科幻电影其实是上一个热钱时代的遗产，和《上海堡垒》是同时期的作品，也映照着当时国内对科幻电影的想象与实践：只追求视效，忽略了故事本身。

即使是开启了科幻电影元年的《流浪地球》，在推出第二部时也一度面临一些叙事节奏上的口碑争议。

今年，国产科幻电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最近纪录片《扬声》的一次探班采访中，郭帆透露在开发《流浪地球3》剧本前调研了1000多位年轻人的文化消费习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状态是“反奋斗，不想听鸡汤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也出现过类似的情绪，人们有着“不想奋斗，但是还得有钱”的矛盾心理。

即使处于头部的郭帆导演，也仍然对系列续作的故事内核与情感共鸣挖掘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也是国产科幻电影面临的新挑战。

郭帆提出《流浪地球3》“不熬鸡汤，而是唤起人类的存在感和意义感”是一种解决方案。近期在宁波象山海边举办的北纬30°科幻电影周，我们也看到国产科幻电影回应时代、多元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五位青年导演通过创造性改编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文学IP，呈现对科幻内核的新思考，在遵循核心科幻设定的基础上大胆改编，开发出科幻与喜剧、惊悚、爱情等成熟类型结合的新可能。

在与创投评委王红卫、张吃鱼、杨超、张小北和科幻作家王晋康，以及此次科幻电影周策展人马贺亮对话后，我们发现，目前国产科幻电影发展仍处于爆发前夜的“蛰伏期”。

如今科幻电影产业仍处“话题热、产能少”的探索期，有时会脱离“创作驱动”的前提，单独强调“工业化”和“科学素养”，科幻导演的作品也仍有“现实影像失真”“科幻外壳与故事内核脱节”等具体创作问题。

另一面，新生力量崛起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不容忽视。去年11月新成立的中国影协科幻电影工委会（以下简称“科幻电影工委会”）正在助力产业端建立起新的支持体系，帮助青年导演创作中小成本科幻电影，让科幻电影不只有《流浪地球》，也不只是“刘慈欣产业”。

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是，未来一至三年内，至少有7部科幻电影和剧集待映（已杀青或拍摄中）。   

在《三体》IP影视化开发的2015年，科幻电影就被视为国产电影的新增量，和动画电影共同被视为拉动年轻观众进场的最佳动能。

如今，国内科幻电影类型探索之路行至第十年，正处于迈向新阶段的关键跃迁期。“先把产能提上来”的初期阶段即将迎来观众的集中检验，国产科幻电影必须新叩问时代诉求，满足多元化需求，也急需找到属于年轻创作者自己的科幻叙事新道路。

科幻电影是一种时代隐喻

“所有电影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和‘我’有什么关系？对于科幻电影来说，这个问题尤为显得尖锐和突出。” 

在与娱乐资本论的对话中，张小北提到，由于科幻电影制作成本比其他类型电影更高，无法像低成本剧情片那样容忍太多作者化的个性表达，“当你花几千万去拍一部科幻电影，意味着你需要去谋求更多观众的认同，必须要找到这个时代里观众的主要诉求和情感点。”

在北纬30°电影周的大师班上，作为对话嘉宾，张小北通过中国科幻电影的三个关键节点说明了科幻电影与时代相呼应的关系：

张小北与王晋康在大师班对话

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是1958年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二是1979年拍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幻电影深受苏联叙事影响，将科幻视作意识形态领域的信念之争，“美国人走的是山巅之城、灯塔之国的叙事模式，而苏联走的是世界大同的模式。因此中国科幻在前期一直是工程师叙事占主导地位，因为我们相信科技的进步必然能带来个体的幸福、国家的进步和光明的未来。”

而《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80年上映时，正值动荡年代结束，迎来改革开放。“这部电影的叙事模式、人物关系和感情到现在仍然有效：在西方完成教育获得科研成就的科学家，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将最新高科技带回百废待兴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被西方反对势力阻挠。”

《流浪地球》的成功也对应着时代背景，“当时，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可以说中国科幻电影是真正属于在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所需要的类型电影。” 

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了科幻元年，塑造了大部分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的最初认知，《流浪地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类型上的突破，更在于它对时代情绪的精准呼应。

其实对比《流浪地球》的原著，电影在保留核心科幻设定外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刘慈欣也在当时表达了肯定：“电影融入了许多原来没有的内涵和深度，比如将中国人对家园、对亲人的感情在宇宙尺度、太空尺度上表现出来”。         

原著中人们在面对末日时情感关系疏离淡漠，对除了生死存亡外的其他伦理并不关心，而电影显然加强了情感关系共鸣，刘培强和刘启从误会到和解的父子线以及祖孙三代的情感纠葛，更强调了“家”的概念。

比起原著中整个世界在联合政府统治下的窒息氛围以及不同派别斗争所蕴含的政治隐喻，电影主线突出了呼吁人类团结一致的乌托邦式概念。在电影新加入的土星引力危机中，刘培强孤身救地球的情节，让中国面孔出现在科幻电影中改变未来成为可能。

这些改编都与当时经济上行期观众对于民族强大的诉求息息相关：中国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国产科幻电影，最好有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式内核。郭帆选择改编《流浪地球》时也看重其独特的内涵：与西方科幻在面对相似危机时选择放弃地球不同，中国科幻选择“带着地球流浪”，背后是中国人对故土的依恋，也是中西对“家”这个概念的认知差异。

如今五年过去，当下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面对如今年轻人“反奋斗”的普遍状态，连郭帆也在焦虑：三年后的《流浪地球3》该如何抓住最切合当下的时代情绪？

这不仅是郭帆和《流浪地球》面临的危机，也是国产科幻电影探索走至第十年后进入新阶段，需要思考的难题。

回归“创作本位” 

“国内科幻电影的现状是，话题过度消费，但创作能力跟不上。只要有一部现象级国产科幻电影，就产生了大量相关话题，但行业内科幻创作经验又比较少，就会导致创造了无数概念、讨论了无数话题，还是做不出来。” 

马贺亮从2017年惊奇映像节开始就一直在策划与运营国内专门针对科幻的各类电影节展活动，他发现，电影行业关于科幻电影还需要更完整的认知，否则相关讨论常会陷入两个误区：在科幻创作还没想清楚的时候，过于强调好莱坞式的工业体系，以及片面强调科学知识。

“需要明确的是，电影工业体系是创作驱动的，像卡梅隆这样强大的科幻创作者提出需求，结合好莱坞完备的生产体系，才能推动电影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升级。如果脱离创作聊工业化，今年聊虚拟拍摄，明年聊AIGC，永远做不出来。电影行业乃至全社会科学基础薄弱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需要长期去解决的问题。但在科幻电影创作时，不能依赖科学顾问解决科幻创作的核心问题，只有在科幻电影创作上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有效地将科学顾问的价值发挥出来。”

《独行月球》是第一部明确标注“科学顾问”的国产科幻电影，导演张吃鱼告诉娱乐资本论，在与科学家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越是专业的人反而思路打得越开，只要不违背最基础的物理学定律，他们的想象力只会比我们更丰富。反而是部分科幻爱好者会比较在意科学严谨性的细节。”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影片中主角从月球回到广寒宫号的方式是找到了一台阿波罗18号并修复，利用这个飞行器到达目的地。“但最初我跟科学家聊的时候，他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推力足够的喷气背包，拿个游戏遥控手柄也能飞上去。”

最终考虑到剧情发展的完整性以及观众的接受程度，张吃鱼还是坚持使用了原方案。 

同时，科幻电影也需要考虑社会主流意识对于科技的态度。《流浪地球》编剧杨治学在此次创造营课堂上表示：“科技与民族自豪感、社会发展历程的正向关联是历史发展的既有结果”。

国内对科技的认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落后就要挨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潮。相反，在西方，工业革命曾带来失业潮和社会不稳定，人们对机器和工业化本身是恐惧的，因此西方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类似“科学怪人”的形象，但这无法照搬至中国语境。

国外科幻文学刚引入国内时是作为“科普读物”，《科幻世界》1979年创刊时还叫《科学文艺》。国内科幻曾有过“工具意识”过强的趋势，以及“重返文学性”的思潮。 

作家王晋康进行科幻文学创作超过30年，他向娱乐资本论回忆，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曾经历过蓬勃发展期，“但缺点是过于科普化和少儿化。80年代时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在往文学化走，可惜比较仓促地结束了”

1993年，王晋康将处女作《亚当回归》投稿到《科幻世界》杂志社时，后者正在考虑向少儿科普读物转型。之后，杂志时代在全国培养了不少科幻迷、科幻社团。1997年，《科幻世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开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科幻热潮，被评为年度十大新闻。以中国科幻文学“四大天王”韩松、何夕、王晋康、刘慈欣为代表的“新生代”逐渐崛起，科幻文学作为一个单独类别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延伸至科幻电影的创作上，在产业推动科学与科幻融合的过程中，不少导演担心，对科学细节的过分强调，有可能会提高青年导演的创作门槛。

杨治学强调，“难以理解的科幻概念，讲述起来难度也会更大。过度追求‘硬核’可能会造成曲高和寡，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

杨超导演认为，现在的创作者“不是科学素养不够，而是科幻素养不够。”有观众在跨界沙龙现场提问，该如何找到创作科幻片的导演和编剧，杨超提出一个直接的建议：读过四川科技出版社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一半以上，且有短片可以证明其视听语言的表达能力。

与科幻文学“重返文学性”类似，科幻电影最终也要回归到创作本身，“以创作为中心”，科幻电影创作人才的培养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成熟类型融合与产业助力，国产科幻电影的新可能

创造营导师课上，黄建新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票仓的2021年，国产电影700多部，占全球总产量五分之一。同年，全球科幻电影约有260部，其中美国拍摄120部，占比46%左右，而中国科幻电影产量仅为4%。“今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9%左右，反映了市场调节和产业发展需求。科幻电影的准备，包括人才的培养变得尤为重要。” 

科幻电影工委会会长王红卫告诉娱乐资本论，目前，国内专门针对科幻的创投主要有中国科幻大会、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科幻片单元、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以及此次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投环节。

其中，同样由科幻电影工委会策划的金鸡科幻创投和北纬30°电影周科幻电影创造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前者更注重项目的市场性，而后者以“IP改编、AI共创”为特色，基于最新的产业动态，为科幻电影产业输送优秀项目与人才。

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造营于7月启动，在80多位报名导演中，组委会要求导演至少有自己创作的科幻剧本，考察其对科幻的认知和未来职业规划，并优先选择拍过科幻短片的导演。

之后，主办方将26个来自《科幻世界》、八光分文化等平台和作家的文学IP交到15位导演的手上，合理运用机制避免同题竞争，通过剧本改编方案和中期路演，选出5位导演，给予资金、设备、场地支持。5位导演利用象山丰富的影视产业资源进行前期勘景，并在训练营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剧本修改，最后进行为期10天的拍摄剪辑创作。 

在上周末举行的终期路演中，五位青年导演都交出了令评委颇为惊喜和满意的作品，也让我们看见当下科幻电影创作的新可能以及需要避免的问题。

获得“最具商业潜力项目”和“年度科幻电影项目”两项荣誉的《爱的小屋》由阳子政执导，改编自陈揪帆的同名小说。短片以成熟的科幻惊悚类型元素以及与当下现实的贴近性备受好评。

《爱的小屋》主要讲述一位女性如何被AI所骗，进入一栋人工智能“猎杀小屋”历险的故事。杨超总结，这个故事的优势在于“密室捕杀机制”的设定简单，主题结合对人工智能觉醒的警惕，场景又限定在现实的家居范围内，“最近《异形：夺命舰》的成功说明华语电影市场对这类科幻惊悚片、血浆片的需求极大，同时这类电影又是当下所缺乏的。”

王崑琳导演的《α临终关怀计划》讲述2089年致力于临终关怀的二代机器人阿尔法面临淘汰，在逃亡过程中如何自我拯救的故事。影片仅靠“一山、一羊、一人”的空间影像巧妙呈现末日世界的孤独感，台词蕴含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和类“忒休斯之船”悖论的设定。

同样改编自陈揪帆同名小说的《云爱人》由邓迪执导，针对当下人们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对虚拟关系的迷恋，特别设计了一款名为“US”的产品用于揭露AI伴侣的虚假性，作为核心视觉形象，这款产品极具未来感。取景也仅有一座落地窗普通小屋的室内、草丛和海边。

王红卫认为，该片为青年导演提供一个范例：如何在一个现实环境中拍出科技未来感，“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做科幻电影具备的某种优势，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可以拍‘新未来’的地方。20年前，这个地方可能是美国、是日本，今天我们在象山就能找到这样的充满未来感的景观”。         

此次北纬30°科幻电影周落地象山既基于此地对于科幻影视产业的资源与资金支持，也方便导演利用象山依山傍海丰富的自然景观进行取景拍摄。

以上两部在视听语言上“充满未来感”的短片，也出现了同类型的问题，用杨超导演的话说“当片中老人出现时，科幻感好像消失了。这实质是一个视听语言的问题。”在《α临终关怀计划》中，这位老人是机器人的创造者、一位人类博士。《云爱人》中，是在故事发生30年后，坐在海边回忆往昔的老年女主。

王红卫认为这是目前国内科幻电影创作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导演喜欢科幻电影，他可能天然会对某种具有未来感的、高假定性的东西感兴趣，这部分相对观众来说比较陌生，只要实现一定的逼近度——还不能说是逼真度，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真的是什么——可能观众就会相信和带入。可是一旦涉及到观众熟悉的现实部分出现任何一点瑕疵，观众都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

归根结底，这还是电影基本创作规律的问题。

杨超导演认为，科幻电影更需要注重视听语言。“好像导演一旦拍了科幻，有能力去改造现实了，就不需要把电影拍成空间影像和精彩的空间调度镜头设计了，因为特效以及内容本身那种超现实的细节已经很吸引人了。这其实是一种模式化的思维误区。” 

这个问题在科幻电影中普遍存在，杨超以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举例，认为其拍摄的《边境杀手》的视听语言呈现要远超同样由他执导的科幻电影《沙丘》。

孙兴盛执导的《灵魂出租车》根据原著《异体孤魂》的核心设定“灵肉分离”进行了大胆的在地化改编，将发生外太空的故事搬到了地下车库：一位网约车司机出车祸后附到车身上，与一位陌生女孩开始一段公路冒险。短片在封闭空间中展现科幻悬疑元素，而长片则希望展开一段公路喜剧，在故事情节上进行了大胆地“反叛”，但又抓住了原著的精髓。

杨超对这个作品印象深刻。“《灵魂出租车》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当下的细节，即算法中的司机。这个故事除了是公路喜剧，还可以添加爱情元素——当只有灵魂附着在车身上时，他的妻子还能否接受他。这背后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亲密关系更新的认知。”

张小北总结，科幻电影创作者无论是改编还是原创故事，第一，要具有独特的、具有明显高概念特点的核心科幻创意。第二，得具备一个可具有拓展性世界观，第三，要么有一组具有深度的人物关系，要么有一个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非常独特的角色。

“现在很多年轻科幻创作者实际上还是走的艺术电影这条路，就是自我表达加上科幻的外壳，好像科幻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这种故事在短片上暴露的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一旦扩展成长片，所有外来附加上的科幻概念就会与故事骨肉分离。”

张小北认为，未来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方向是“先找到当下市场上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主流的类型，比如喜剧、爱情、惊悚、动作等，再依托成熟类型叠加科幻，去找到能与中国观众取得情感共鸣的故事点。”

在产业端，新成立的科幻电影工委会在本次科幻电影周上召开了第一届大会。王红卫透露，之后科幻电影工委会将致力于帮助青年导演拍摄中小成本科幻电影，从特殊道具租赁等工业化流程方面提供实际的助力，为他们压缩成本、降低门槛，进一步提高科幻电影产能。

科幻电影既连接着对未来的无尽想象，又能成为当下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现实关照。按照以往一个成熟电影类型需要30年积累来算，第二个十年即将开启的国产科幻电影仍处于高速增长期，创作者更需要找准时代脉搏，回应观众期待，不断与新的观众建立起新的链接，为故事换一个更贴合当下时代诉求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