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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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6天，就是褚时健先生90岁的生日。他累了，想退休了。

一个多月前，老朋友王石造访哀牢山。席间他悠悠开口，“现在（我）90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是自然现象。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再早一些，本来生活CEO喻华峰到玉溪，褚时健同样告诉他：“我今年90岁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可以轻轻松松过百岁。”

说这话时他满头白发，站在哀牢山的橙园。一年时序轮替，丰收季如期而至，正是橙黄之时。缥碧的天，远处云雾缭绕，瀑布翻起白浪，滚滚而下。每种颜色都清澈明亮。

图/来源网络

2002年出狱后，褚时健在这里度过了15年时光。与他生命中之前的日子类似，他乐于劳作，追求技术，掌控一切细节。身边的员工说，当他问到“今天下雨了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是“下了”或者“没下”，而是“下了，从几点下到几点，一共下了多少毫米。”

但终究是上了年纪，人们如今更多地在玉溪大营街附近的菜市场看到他。

现在每天早上，褚时健都慢悠悠在菜市场里晃。一会儿拿块牛肉，不要太柴，要有点筋骨，买回去烤肉不错。再挤进人堆里抢一斤饵块，回家做烧饵块吃吃。看到水果摊摆了橙子，也支使儿子褚一斌拿俩，凑上去闻一闻，“没有香味，怪得很”。

这张脸在玉溪太有辨识度了，儿子褚一斌说，这几个月老爷子遭偷了四五回，气得他每天只带两百块菜钱出门，下车前还要藏在夹克内袋里。

在与王石见面时，现场有人拍下了褚家人的照片。褚时健一侧坐着夫人马静芬，另一侧坐着外孙女婿李亚鑫，最边上坐着儿子褚一斌。外孙女任书逸和孙女褚楚则站在一旁。这家人看起来融洽、和气。

能有这样的状态不容易。过去的两年里，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家庭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

2

这两年，褚家在公众视野里的曝光度不低。

2015年，褚橙质量下滑。个子小、皮色不均匀，口感酸，坏果率高……这一年市场给出的回馈并不乐观。褚时健因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提出了质量、途径、品牌等方面的改善办法。第二年，他们砍掉了37000棵树。

同样是2015年，褚家被传“内斗”。

这年10月，褚一斌召开发布会，宣布和天猫商城的独家合作。短短11天之后，李亚鑫在另一场发布会澄清，褚橙没有和天猫独家合作的计划。这两场发布会，褚时健皆出席。

褚时健独子褚一斌，在外流浪20多年，最终被父亲召唤，从新加坡归来种橙。而外孙女婿李亚鑫，从2008年起便扎根哀牢山，一手建立了褚橙的营销体系，是当时褚氏排在褚时健之后的第二话事人。

一时间，两场发布会的争锋相对，被外界理解为“内斗”、“接班人之争”，而褚时健两次出席，被解读为“面对儿子与外孙女婿，选择两难”。

这一次，每日人物遍访褚时健及身边至亲，他们皆称事情比传言要简单得多，“没有那么复杂”。

李亚鑫不认为那两场发布会是“内斗”。他说，当时的想法只是要纠正错误的方向。“我们是实体企业，就像开小卖部，我们在天猫、京东、还有当时红火的中粮、苏宁都有小卖部。我们不能掺和平台竞争。跟这个独家合作了，是不是其他家都关了呢？”

但传言中也有真实的部分。他们都承认，那段时间，褚时健确实是已经在思考接班人的问题。

做这个抉择，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

他心情低落，疾病缠身。除糖尿病外，尾椎和腰椎间盘突出也变得严重。眼睛已经看不清文件。由于神经压迫，他的右腿肌肉正在慢慢萎缩。此次采访时我们看到，他必须扶着身边人的肩膀，才能勉强行走。

图/视觉中国

褚一斌甚至觉得，父亲心思涣散，是当时褚橙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做农业，面对的是一个生命体，它不像工业那样标准，而是随着天气变化，管理方式也要变。所以一旦心乱了，判断容易出差错，父亲不是神，是人。”

这不是他的作风，与市场交战几十年，极盛时他掌管纳税两百亿的红塔集团，都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多年的合作伙伴喻华峰理解他——他不是按照企业的手段，而是按照情感化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褚老个人的经历，导致了对这个事犹豫不决。他想对得起外孙女，也想对得起儿子，毕竟是中国人，对儿子也要有交代。都希望能照顾到。这就是一种纠结。”

这是褚时健的软肋，“每个人都有另外一面，你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吧？那没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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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软肋是什么？

如果你见过褚家的家庭照，你很难不感叹，褚时健的外孙女任书逸（小名圆圆）和女儿褚映群长得实在太像了——大眼睛，瘦削的下巴、薄嘴唇，她们有同样沉郁甚至是带着哀伤的眼神。

圆圆那张脸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永恒的提醒，关于亏欠、遗憾与思念。李亚鑫知道，褚时健是把对女儿全部的爱，都投射到了圆圆身上。

女儿不易。她从出生到长大，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褚时健曾这样描述那些年的生活：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3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

1995年，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被人检举，卷入了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妻女都被关押。入狱后不久，褚映群在河南监狱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当即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律师马军记得，那时一见面，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褚映群的死，在此后这么多年里，褚家任何人心里都过不去。它弥散开来，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空气一般的存在。

褚时健年轻时的家庭照。图/来源网络

圆圆同样不易。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受审，独子褚一斌远避国外。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甚至改了姓——谁也不知道褚家会有今天，当时褚时健担心的是案子会影响到她以后的发展。

她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李亚鑫说，当时她借住在褚时健的旧友任新民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任新民看不过去，说太可怜了，我带你去买衣服。

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在那里与李亚鑫相恋。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对着账本过日子。一下班，她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还有一件事，褚时健无法忽略——在他做褚橙最艰难的2008年，是圆圆和李亚鑫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签证以及可能的绿卡，回来了。“当时我们考虑到他俩年纪大了，没人在身边，我们就说那算了，那我们就回来。”

回来第一年，李亚鑫的月薪是1200块。到了年底，他们盘点一年的账，全公司全部收入加在一起是三十万九千六百元。李亚鑫心里打鼓：他们马上要结婚，会有孩子，同时要负担褚老夫妻俩、员工等的日常开销，这个收入实在困难。

没办法，加拿大是回不去了，路只有朝前走。有件事他印象很深，有一年过完年，还有几百吨橙子没卖掉，有个经销商开价4块钱一公斤，要求褚家负责包装、运费。李亚鑫希望能再加点。这位先生说，那就3块8吧。李亚鑫愣住了，迟疑几秒，问能不能回到4块。那人骑着摩托走了。自此他知道，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把议价权握在自己手里有多重要。

方向对了，高光时刻很快来了。2012年，他们与刚刚创立的本来生活合作，那年褚橙进京，很快名满京城。

褚橙与本来生活，两者识于微时，日后皆渐渐壮大，双方建立了足够的信任。李亚鑫说，在最初那几年，他们甚至连合同都没签过。喻华峰对李亚鑫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对市场的理解到位又踏实的年轻人。

4

2017年11月底，我在昆明见到了褚家的另一位继承人褚一斌。

他和李亚鑫确实毫无共同之处。35岁的李亚鑫是个实干家，谈话间他眉头紧锁，嘴里都是数据、方向、策略，某些瞬间你甚至觉得他和褚时健共享一个严谨的老灵魂。而50岁开外的褚一斌性格里有更多自由、随性的东西。

气温不超过3度的昆明雨夜里，他单穿一件衬衣，要求在露台上做访谈。这位接班人，不做铺垫，上来就直奔他与父亲的矛盾。他于50多年的岁月里，拎出来的都是他们之间争执、压力、互不信任的故事。

这对父子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褚时健一生波折，被打成右派、入狱、痛失爱女，人们尤其是财富阶层，在他身上获得对自我境况的投影式认知，对他致以同情与敬意。但他身上那种对国家集体的顺从、对人际关系的小心翼翼一直不改，90岁仍每天看新闻联播、学习十九大报告，称赞领导人的魄力。

褚一斌则不同。他在国外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信仰个体自由、灵魂独立。他有强烈的爱憎，用他的话说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他认为父亲对他的禁锢“不公平”。

特别是这一两年，老爷子不知该如何抉择，脸上都是烦躁与挣扎。褚一斌就是他最大的发火对象。“他只要觉得能把这个火发在我身上，他就乱发。哪怕你走一步路走歪了，拿个东西拿慢了，稍微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就开始说你们这些人，办事靠不住。”

褚时健年轻时的家庭照。图/来源网络

来自父亲的压力，是从童年时代就有的。小时候生活条件差，他缺钙，到了三四年级走路还摔跤。父子俩一前一后走着，他“啪”一下子摔倒了，褚时健不是鼓励，而是吼他：怎么这个岁数连路都不会走？你还会干嘛，会吃饭吗？他不敢哭，默默爬起来，继续走。

他大学毕业时，正是红塔集团极盛时期。他拼命想逃离父亲安排好的人生，认为这种爱太沉重，因为爱不让他独立，又因为爱，恨铁不成钢。“这最无聊，最伤害人”、“我不想要，想躲开”。

褚时健当时提出条件，说他结了婚就可以让他出去。他立马找人结婚，离家后不久便离婚。30年后他面对我们，把这段关系定义为，完全为了赎得自由而进行的婚姻。

褚一斌先到了日本，后来又流浪到香港、新加坡，最初是不愿意回去，到了1995年褚家出事，变成了回不去。羁旅新加坡，一晃10年。

但二人终究是父子，打断骨头连着筋。褚一斌记得父亲最脆弱的时刻。那是2005年，母亲马静芬因为癌症在上海治疗，褚时健当时也病倒了。因为身份敏感，褚一斌已多年没有回国。

那一次他实在担心，从新加坡飞到上海。早上7点多进了病房，褚时健看到他，一下子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问题？”他眼睛里那种关心和在意，褚一斌活到40多岁从来没见过。

到了2012年底，一生强悍的褚时健，对儿子做出妥协。跨国电话里，他问远在新加坡的褚一斌：“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

褚一斌明白父亲的意思。他能说到这个程度，已十分不易。“我明白”，褚一斌也答得很快。

这一年，他真正回到玉溪的山野，跟随父亲种橙。

5

2017年6月，“内斗”的传言早已停歇。褚时健也终于决定与自己内心停战。他花了两年时间，做出了决定。

召开家庭会议前，他叫来李亚鑫和圆圆，告知他们自己的安排，二人表示接受——

褚时健决定，将褚氏的母公司新平金泰果品公司，交给儿子褚一斌。

2018年春夏时节，褚一斌就将正式接管哀牢山这片孕育了“褚橙”的果园。此后褚时健将只承担顾问的工作，不再管具体业务。目前，公司已经由褚一斌的女儿、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褚楚代管。

此外，外孙女任书逸、外孙女婿李亚鑫、孙女褚楚、儿子褚一斌，还会各自有自己的公司和基地。

被问到如何看待褚时健的决定时，李亚鑫没有回避。他说自己支持褚老的任何决定，一切听他们的安排。“我从一无所有，1200块钱工资，做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基地和选果厂。而且褚老教我做事，教我很多为人的道理，我觉得人不能太贪心，他能教会我这两点足够了。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淡了。都无所谓。”

但还是能在某个瞬间看出，他并非毫不在乎。采访快结束时，我随口问到，褚老早年有没有提过接班人的问题？他迅速告诉我，提到过，并报出了那篇新闻报道的出处，拿起手机要搜出来。最初他没找到，中途起身接了个电话，再找，终于找到了，展示给我看。

那是2010年凤凰网的一篇报道，接受采访时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

褚时健一家人共同出席褚橙上市发布仪式，右二为李亚鑫。图/来源于网络

目前的格局之下，很难看清褚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褚一斌相信资本的力量。这是他在新加坡那些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他靠金融投资，养活了一家人。前些年，他也跟褚时健提过要引入投资，或打包上市，被褚时健拒绝。

这次采访他主动提起，“在某个阶段，他很反感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好几篇文章都提到，对上市他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大家就说他是一个匠人，我说错，绝对是错。如果他是匠人，在九十年代，云南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他修的，澜沧江的水电站，他去做了，投了上百亿，也是跟银行借钱去投的。这是一种战略，一种格局。”

资本，正是李亚鑫反对的东西。

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来解释，资本会对褚橙这个品牌有多大的伤害。一边说，他掏出书包里的方便面，身边放着行李箱。这个月，他从云南飞到武汉，再到深圳、上海，最后去广西，都是拜访经销商。褚橙的品牌，维护起来并不容易。

这是他最害怕失去的东西。“如果大量的资本进入，他们是要求回报的，你必须拼命扩基地，或去搞其它的投资，到时候褚橙品质怎么保证呢？国外的水果企业没有一家上市，为什么不上市？因为农业的标准化太难了。不应该要褚橙去赚钱，去搞资本的钱，这对品牌是很大的影响。”

和两人对话下来，能感觉到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迥异，甚至有隔空辩论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么久以来，他们没有真正坐下来好好聊过。

他们活在一个这样特殊的家庭。《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有过一个被喻华峰称为“睿智”的论断：除了李亚鑫，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但他们有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生活里维持和气。褚时健老了，他们希望自己至少能做到，不让老人再去揪心他们的关系。

6

宣布继承人的决定后，所有人都觉察到了褚时健身上的轻松感。他终于撂下了人世间塞给他的最后一个难题。

《褚时健传》作者周桦每年都会与他见面。她说现在他最希望的是安静：“褚老是一个对平淡生活非常有渴望的人，这些年外界对他的打扰太多了。”

回到家庭里，坚硬褪去，柔软露出。他用克制而笨拙的方式，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圆圆过生日时，他会给她写信。年纪大了，他写不了太多东西，但会反复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希望她实实在在地把事情做好。在周桦看来，这实在“深情”。

我和李亚鑫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说自己不吃鸡肉——因为在圆圆坐月子时，褚时健总是煲好鸡汤送到她家里，圆圆只喝汤，李亚鑫只好“消化”了太多的鸡肉。

他对圆圆的孩子同样用心，一儿一女，男孩儿的小名是他起的，叫小胖。女孩儿直接跟了他姓褚。有一次，小胖想吃西瓜，但那时西瓜没上市，褚时健叫驾驶员开车跑了40公里，从通海县买了西瓜回来。

他们就住在一个小区，走路两分钟就到。李亚鑫夫妇忙，要是有两天他们没回家吃饭，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褚时健准在他们家门口坐着，已经等了很久了。这是无声的提醒。

他也思念褚一斌远在新加坡的3个孩子。平常，他不管和谁都是讲云南话，当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考察，他也是一嘴云南话应对。唯一能逼他讲普通话的，就是新加坡的孩子们。有时候他们故意使坏，说，啊，爷爷，听不懂。他一着急，就憋出一嘴蹩脚的普通话。

去年10月，网上有消息说他去世了。褚一斌那天在公司谈事，一路电话不断，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直到中午11点，王石的电话也来了，一接通那边语气沉重：“兄弟啊，你要沉住气啊！”他问什么意思，王石说“老爷子不是走了吗？”

知道这件事，在玉溪家里做饭的褚时健笑了。“我现在知道了，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啊。”褚一斌说，他心里扎实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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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日子，热闹消失了，时代、历史、命运这些大词也都消失了。他还在。他早起买菜。他逗逗家里两只大狗。他去子孙家里串门儿。他给老伴儿夹点菜。书是不看了。光阴在玉溪大营街这宅子里缓慢地流逝。

他脸上已经有了那样一种淡定自若的神态，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定。这世上任何事，都将不再和他产生关系。

（文章转载自《每日人物》，作者 罗婷，编辑 周欣宇，原标题《褚橙之争落幕，90岁的褚时健终于不再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