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台湾基本上是美国的效率式创新伙伴，美国把需要降低成本的制造外包给台湾，台湾则投资资本去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效率，然后不断的循环下去，但现在这个循环显然已经到了终点。

EZTABLE 的另一个投资人，以“破坏式创新”与“创新者的困境”闻名的管理学大师 Clay Christensen，在美国大选前夕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 A Capitalist’s Dilemma （投资者的困境），讲美国多年来“投资报酬率”导向的管理教育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却也刚好解释了台湾目前所碰到的窘境。

他写到 （照惯例建议大家去详读全文）：

…公司老板或是资本市场里的投资人可能会选择把钱放在三种不同的创新里面。第一种我称为“下放式”创新 （“empowering” innovation），这种创新把原本只有少数人负担得起的昂贵且复杂的产品，转化成大家都负担得起、较简单且便宜许多的产品。

福特的 Model T 就是一个下放式创新、Sony的收音机也是、IBM 与 Compaq 的个人计算机，还有 Schwab 平价的在线股票交易网站都是。更近期的例子是“云端运算”（云端主机），它把以前只有大公司能拥有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即使是小公司也负担得起的东西。

下放式创新会创造工作，因为这些创新需要更多人来建造、递送、贩卖与服务这些新产品。下放式创新也需要资金，来提升产能与支应应收帐款与库存。

第二种叫做“维持式”创新。这种创新拿新的产品去取代旧的产品。举例来说，Toyota 的 Prius 油电车是一个超棒的产品，但每当 Toyota 卖出一部 Prius，它也少卖了一部 Camry。维持式创新有一个“零和”的元素在里面，它们把昨天的产品用今天的替代，因此不会创造太多新的工作。这些创新让我们的经济持续活跃，若以金额来算，它们也是最大的创新贡献者，但维持式创新对于经济的持续成长与资本则都是中性的。

第三种叫做“效率式”创新。这种创新降低生产与递送既有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像是迷你回收炼钢场、网络汽车保险等等。以整体的产业来说，这种创新几乎永远会让工作减少，因为他们去除了不必要的中间程序。但这种创新也让剩下的工作与产业得以留存，因为缺乏了效率的提升，这些公司产业终将会在国际的效率竞争下被淘汰。

效率式创新同时也释放资本，因此如果少了效率式创新，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将会被卡在资产负债表上，而无法被重新布署，成为新的、下放式创新的燃料。举例来说，Toyota 的“Just-in-Time”及时生产系统就是一个效率式创新，让整条生产线可以在低库存的状态下营运，因此减少资本的需求…

… 效率式创新一直在释放资本，然而在美国，这些被释放的资本又被拿去投资更多效率式创新。相比之下，我们产生出来的下放式创新就比过去少了很多。我们必须要重新设定，让下放式与效率式创新再度平衡。

这个情形是在 （管理学上） 新式财务教条 （The Doctrine of New Finance）的帮助下产生的，共和党学者 George F. Gilder 教我们应该要把稀有的资源严加管理，但可以浪费充足、便宜的资源。当这些教条在 30-50 年代成为主流时，资本是相对稀缺的，所以我们教我们的管理学生要想办法把放大每一块钱，为了量测这件事情的效率，我们开始不用“元”衡量利润，而改用“净资产报酬率”、“投入资本报酬率”与“内部报酬率”等等。

…这些教条被传达给学生时，它们是适切的，因为那时资本很稀缺。

但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这些学徒，当资本很充足，但某些新技能却非常稀缺时，这些游戏规则就完全颠倒了。一直用“效率”去衡量资本会阻止我们投资下放式创新，因为下放式创新会降低“净资产报酬率”、“投入资本报酬率”与“内部报酬率”，然而也只有下放式创新才会创造我们需要的新成长动能。

这就是台湾碰到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美国的效率式创新伙伴，他们把需要降低成本的制造外包给我们，我们则投资资本去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效率，然后不断的循环下去。但现在这个循环显然已经到了终点，我们正在目睹工业革命的尾声，知识经济的抬头。就算你不相信这个趋势，至少光是“美国承认他们不能依赖效率式创新”这件事情，就已经代表台湾身为伙伴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我们需要投注更多资本在“下放式创新”上面，唯有下放式创新才能创造新产业，创造新工作，创造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