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新著《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是由稻盛先生最近几年对中日两国年轻企业家们所作的6次讲演构成的，所以并不全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经营大智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或“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方便法门。

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今年77岁的稻盛先生，27岁创业京瓷（KYOCERA），52岁创业第二电电（KDDI）。半个世纪中，日本遭遇过多次经济衰退，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导致的经济危机，80年代出现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发生的经济泡沫危机，2000年以来出现的IT泡沫危机。稻盛先生的企业不仅没有在危机中垮下去，反而不断发展壮大，现在他一人拥有两个世界500强企业。所以，面对这次金融危机招致的尚未见底的经济危机，稻盛先生敢于公开宣布保障所有员工的就业，决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这无疑是危机下我们最想听到的积极的声音。

也许人们会说，稻盛先生的乐观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而世界上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是无法与稻盛先生的企业相比的，世界500强企业毕竟全球只有500个。

还是稻盛先生说得好：“萧条绝不是经营者可以消极悲观的理由。”这句话马上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处在痛苦中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力。”毫无疑问，经济危机使每个企业、每个经营者、企业的每一个员工处在不同程度的痛苦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满脑子装的只应该是“奋斗”、“自救”、“共赢”这些积极乐观的念头，怎么有理由、有权力，或者说有空闲去消极悲观呢？消极悲观更多地应该是那些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痛苦的人的专利。稻盛先生肯定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更加不是。

就这样，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哲学问题。我们知道，作为实业家的稻盛先生本人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无论是他的经营六项精进，他的经营十二条，还是他的经营三要诀，无一不是他成功的经营哲学的高度凝练。特别是他的经营三要诀之三就是，让员工共有正确的哲学——“正确的判断基准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哲学，所以重要的是让员工共有正确的哲学。”稻盛先生常年以“盛和塾”的形式组织企业骨干研讨经营哲学，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少见的，与众多连基本的企业文化都没有建立、健全的企业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照。所以，前不久刚刚仙逝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说，“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

其实，能让我从实业家稻盛先生联想到哲学家尼采的远不止刚才提到的那一句话，而是作为尼采整个“肯定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关于“未来哲学家”的预言。尼采所谓的“未来哲学家”，就是那些发明新价值的人——新价值的“立法者”。以往学究式的“哲学”，除了能为哲学家博得一点声誉而外，就没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和任何目标，对现代性的困境和未来的人性没有一点人文关怀。而“未来哲学家”应该回归到真正的哲学，热爱智慧，或者就像尼采常说的那样，致力于改善（或提升）人类。

我们完全可以说，稻盛先生正是属于尼采所谓的“未来哲学家”的行列。回归到真正的哲学,这不正是稻盛先生当年在他与日本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化人梅原猛合著的《回归哲学——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中喊出的响亮的口号吗？

我们知道，尼采几乎用了自己的一生去克服悲观主义，而他的悲剧意识却使他与浅薄的乐观主义划清了界限。稻盛先生的经营十二条的最后一条就是“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而这正是因为意识到“为各种经营上的问题所困扰，但能顶住压力，坚忍不拔”的经营者身上不可避免地透露出的一种“悲壮感”。而真正值得称道的是稻盛先生在更高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悲剧意识。当年，面对着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变色，持浅薄乐观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不欢呼雀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以为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作为资本主义实践者的稻盛先生却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已身陷深刻的危机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梅原先生勇敢地并肩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提出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历史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内部始终存在着自我批判的力量，尼采哲学也好，稻盛哲学也好，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病体中的复元因子。

当然，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到了2009年，在《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一书中，稻盛又不得不面对着这次由人的无节制的欲望招致的金融危机，感叹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欲望膨胀的历史，“靠人类的智慧就能构建无限幸福的社会”乃是幻想。不得不再次引导人们回顾历史，像著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那样，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本来是诞生于伦理道德严格的新教社会，初期资本主义的推进者们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尊崇劳动，生活尽量俭朴，他们的基本信条就是，恪守上帝为自己在尘世中安排好的一个职业，通过这个职业赚钱正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光。这里就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应当将产业和商业活动所得的利润用于社会发展，造福人类。

稻盛和韦伯的这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比起马克思的“资本来到世间，就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分析论断来，完全没有了那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虽然韦伯自己曾经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中，就以谦虚的态度着重提醒读者，不要过分夸大他的这个比较研究的价值，强调他所做的这些比较研究都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的结果，这种角度绝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所以这些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而对于向前看不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光明前途的稻盛先生来说，这无疑给他的哲学回归找到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原点。

下面的整整这一段都是稻盛先生的原话：“本来的资本主义是争取有利于社会而运行的。所以可以考虑首先‘要返回到其原点’。然后应当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比初期更好的‘新资本主义’。只是还原还不会有进步。在颓废的现在要返回到原点，暂时恢复基本的形态，然后要向‘新资本主义’前进。这样一来，我想很可能会产生好的智慧。因此，我希望产业人、企业人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坚人物要有更雄大的哲学，我感到这样的力量今后会日益重要。”

在这里，稻盛先生明确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构想，然而，这是不是也像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具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在这样的“新资本主义”尚未见到雏形的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与稻盛先生对话的梅原先生所描绘的事实：“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圣经，两只手里都是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以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的基准。资本主义的精神已经变得极不健全，能赚钱就好，资本主义已经不知不觉地完全变了，变得既无伦理也无文化。”

要改变这种现状，肯定要有“好的智慧”，要有“更雄大的哲学”。我们并不苛求稻盛先生现在就为这种哲学构建一个完善的体系，甚至可以用尼采所言“企图构建体系的哲学家是不诚实的”来反证稻盛先生的诚实。可是，我们清楚地看到，稻盛先生是把“产业人、企业人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坚人物”认作这种哲学的主体的。

虽然我们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这主要是从法律上而言的。而作为资本主义中坚人物的产业人、企业人，尤其是他们之中的高层精英分子，应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高贵者”或“贵族”，这个“阶级”划分的根据不完全是外在的经济地位、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等，更多的是内在的因素，例如所受到的教育，所占有的知识，被赋予的社会责任等等。我们知道，尼采是“主人道德”的竭力鼓吹者，无独有偶，稻盛先生也非常强调“高贵者应具有的价值观”，明确指出：“英国的贵族有所谓‘Noblesse ablige’(高贵的身份应尽高贵的义务)。就是说，贵族之所以获得很高的地位，受到大众的信赖和尊敬，那是因为他们从不卑怯，在战斗等非常的场合，有自我牺牲的勇气，有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的觉悟。”

如果我没有错误地理解稻盛先生这段话的话，也许我可以说，稻盛先生所倡导的“新资本主义”的精髓就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人物要能负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只是做金钱的奴隶。

稻盛先生在这次的大萧条中“保障所有员工的就业，绝不解雇任何一名员工”的承诺，就是这种“高贵者应具有的价值观”，或者如尼采所说的“主人道德”的体现。

（作者为江苏道吉面料有限公司IT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