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财健道，作者 |《财经》研究员 尹莉娜，编辑 | 杨中旭

7月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审批中心（CDE）下发的两份新政意见征求稿，瞬间搅翻了A股医药板块，生物制药、CXO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暴跌，政策虽未正式落地，复星医药、药明生物、泰格医药等今日盘中一度跌超10%，而生物医药板块三日跌幅高达8.6%。

这两份文件分别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和《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是要求新药研发“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言下之意剑指眼下国内创新药靶点扎堆、“Me-too”泛滥、低水平重复、缺乏真正的创新等问题。

其中最为“致命”的一条要求是，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应“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作为对照物”，也就是业内常说的“头对头试验”，这好比拳击比赛中，参赛者要直接与拳王PK，成绩不输才能留在场上。

上述将落地的新政，被业内视为继2015年“722审核风暴”后的又一“杀招”，“722审核风暴”针对的是药品大规模数据造假，其直接结果是，超过85%的所谓“新药”撤回申请。时任国家食药总局局长毕井泉以此为发端，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创新药的跨越式发展，并对整个行业与国际接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所谓Me-too药，是在原研药基础上，再研发（改造）一款接近的药物。过去数年间，这一操作在中国被发挥到了极致，其作用机理、适应症不变，只对分子结构做轻微变动，就能规避专利。

趣学术CEO张瑞表示，在集采将仿制药价格大幅压低之后，药企没有研发就没有出路。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技术和资金实力去做“First in class”，Me-too药就成了众多创新药企的无奈选择。

药智网数据显示，到2020年，化学创新药（1类新药）注册获批达835个（平均一个品种有2个受理号，即相当于400多个新药）。业界戏称，新药已经不是Me-too(你有我也有)，而是We-too(你有，我们也有)，每当一个全新的药物出来，就有一堆的企业去跟风。

业内权威人士向财健道表示，此次新政意在“鼓励真正的创新。”目前，意见稿给出一个月时间向社会征集反馈，而一旦其真正落实执行，可能引来整个医药行业大变天。

01 新药研发“头对头”PK，国内至今仅个位数成功

在药物研发的对照试验中，根据需要，可选择安慰剂、阳性照药或最佳支持BSC治疗（Best Support Care）作为对照。

安慰剂是没有药物治疗作用的药剂，阳性药物一般即传统疗法，如癌症的化疗疗法，BSC则是现有手段中最好的治疗方法，也就是常说的“头对头试验”。显然，三种对照试验难度逐步升级，BSC的所需成本更显著提高。

过去，国内新药仅极少数选择BSC试验，比起与先前进入市场的外企巨头药物正面对决，选择前两者的效率更快、成功率也更高。据财健道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的公开报道中，国内新药开展与原研药“头对头试验”的不超过10款，挑战成功（安全性、治疗效果等不输于对照组）的更在少数。

但此次意见征求稿中直接提出：“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而不应为提高临床试验成功率和试验效率，选择安全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优的药物所替代的治疗手段。”

根据意见征求稿，只有当某一适应症在临床中没有准确的治疗标准时，才能选择使用安慰剂作为对照。否则，“即使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研究目标，也无法说明试验药物可满足临床中患者的实际需要，或无法证明该药物对患者的价值。”

也就是说，一旦新政落地，那些仍在扎堆开发中的“Me-too”药物，如果适应症与已经上市药品重合，将不得不进行“头对头试验”并获得积极结果，才有上市机会。

以近年来最为火爆的PD-(L)1抑制剂为例，目前默沙东的K药（帕博利珠单抗）在国内已经有七个适应症获批，赛默飞的O药（纳武利尤单抗）、阿斯利康的I药（度伐利尤单抗），以及国内先行者恒瑞、百济、君实、信达等各家产品也有2-4个适应症上市，肺癌或者黑色素瘤等大适应症基本已被广泛覆盖。而国内PD-1研发者近百家，后来者可能必须与前述产品正面较量，才有可能进入市场分一杯羹。

除了专业药学问题，CDE还要求企业必须讲清楚产品的商业化差异，换言之，如果没有商业化差异，申请仍然很难获批。

国内创新药企所遭受的这一“打击”，日企也曾经历。1992年之前，由于创新药企内卷，日本药企放弃Me too策略，走差异化研发之路，最终催生了武田制药、安斯泰来等big phrama，其现已跻身全球跨国巨头之列。

CDE研发新政正在加速中国药企的这一进程。

02 CXO行业受重挫，创新药“卖水人”前景几何

自上周五意见稿发布后，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CXO公司在二级市场首先“领跌”。市场认为，“伪创新”泡沫一旦击破，首当其冲的便是医药外包服务行业。

医保外包服务包括CRO（临床前或临床研究外包）、CMO/CDMO（药物生产外包）以及 CSO（药物销售外包），它们随着美国的创新药行业快速发展，因跨国巨头药企为降低成本而诞生，因此在国外CXO订单主要来自大药企。

但在中国创新药现今的发展阶段，大药企如恒瑞、百济等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建团队，将研发和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拒绝与CXO企业合作。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国CXO市场增速高达两位数，但订单来源以中小企业为主，这和近年来VIC模式的火热密不可分。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合同制研发服务机构（CRO）三者结合，有钱、有海归研发人员、有外包商，就能“攒”起一家创新药企业。

这一点从行业龙头药明康德近年来的客户变化中可窥见一斑。2016年到2020年H1，药明康德全球前20大制药企业客户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从40%下降到31.9%，降幅接近10个百分点；而中小客户贡献收入的复合增速达到34%，2016年是36亿元，三年后的2019年已达到86.7亿元。

为了迎合中小企业蓬勃的市场需求，药明康德提出“长尾战略”，不断促进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虚拟公司和个人创业者等“长尾”客户的CRO和CDMO/CMO合作。药明康德副董事长胡正国201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谈到，长尾战略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举措。

此前，对于CXO行业景气度持续多久的问题，业内已经多有讨论，此次CDE新政意见稿发布，更令业内关注。有券商分析认为，新政实则将促进临床试验成本增加，外包渗透率长期有望转而提升。东吴证券研报指出，更新的研发方向，更多以BSC做对照的临床试验等将增加药企临床试验的成本，对新药研发中的临床试验设计与患者招募提出更高要求，长期来看头部CXO企业将因此受益。

03 创新药政策收紧，倒逼产业向“Me-better”转型

VIC模式的火热催生了CXO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license in”(产品引进)风靡中国药界。资本助推下，这一模式快速引进早期管线，利用成熟的CRO和国内规模庞大的患者群，快速推进临床和商业化，再谈判进入医保目录。当Me too变成We too，诸多所谓“创新药企”，实质上只是为了快速套现。

如此一来，国产创新药从原来的个位数，开始变成向药监局批量申请。问题是，无论是靶点还是医保资金，都有天花板。

两个月前，美国FDA针对当前研发火热的双抗类药物发布了《双特异性抗体研发指南》，其中强调，如果同靶点单抗已经上市，则必须进行头对头试验，对比疗效与安全性，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患者获益和风险评估。

这一指南的内容与CDE7月2日意见稿释放了同一信号，无论在中美哪一市场，更高质量、更具创新性的药物才是未来研发主流，政策收紧下，将倒逼制造企业从“Me-too”到“Me-better”转型，挤压行业“伪创新”泡沫破碎。

虽然短期内资本市场对于生物医药行业出现消极情绪，但从长期来看，就像6年前的“722审核风暴”一样，此次政策对于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系重大利好，正如业内权威人士向财健道表示，这是在“鼓励真正的创新，”为了让专业监管更有力度，“药审中心应该做大做强。”